检索结果相关分组
- 刘绍斌
- 作者：文胡智伟李京源 来源：今晚经济周报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报纸
- 描述： 刘绍斌作品 1956年12月生，字署逸墨斋主人，曾用名刘少斌，天津市人，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山水画家。师从我国著名书画家孙其峰、孙克纲先生，并得到孙长康、白庚延等先生的悉心指教。现为中国
- 失落的《兵马俑》美好的怀念：赏析陈道斌歌词《兵马俑》
- 作者：王生宁 来源：词刊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期刊文章 关键词： 兵马俑 失落 歌曲创作 中国歌曲 爱情 比赛 获奖 电视观众 音乐人 厚重感
- 描述：创造了中国歌曲比赛过程的一个记录。
- 书坛精英：张铭
- 作者：张铭 来源：青少年书法(青年版)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期刊文章
- 描述：书坛精英：张铭
- 津门书画院第二届年展刘绍斌新作受关注（图）
- 作者：暂无 来源：每日新报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报纸
- 描述： 图为刘绍斌作品 日前，“津门书画院第二届年展”在台儿庄路6号院创意产业园开幕。此次展出本市著名书画家精品近作160余幅。其中既有孙其峰、杨德树、赵树松、孙长康等老一辈书画家作品，也有
- 中国金融战略的逻辑思考：夏斌、陈道富《中国金融战略:202
- 作者：刘博南 来源：银行家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期刊文章 关键词： 金融战略 逻辑思考 中国 市场化程度 夏斌 改革开放 全球经济 国内经济
- 描述：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体和经济体之一。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举一动已被世界所深切关注。国内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也显著提高,各个市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牵一发而动全身。与此同时
- 博鳌奇迹的背后——访海南中远博鳌有限公司总经理邹斌
- 作者：海兰 来源：中国远洋航务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期刊文章 关键词： 博鳌亚洲论坛 海南 总经理 配套设施建设 服务工作 旅游度假 亚洲国家 年会
- 描述：随着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的盛大举行,博鳌再次成为世界的焦点.自2002年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召开以来,中远始终参与博鳌亚洲论坛筹备、配套设施建设和会议服务工作.通过海南中远博鳌有限公司的十年辛勤耕作,昔日的小渔村,变成了亚洲国家一年一度经济盛会的聚集地和令人向往的旅游度假胜地.
- 夏斌 陈道富：从广场协议看日元升值的教训及启示
- 作者：暂无 来源：中国市场·智库版（黑版）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期刊文章
- 描述：、监管及改革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广场协议汇率升值泡沫 中图分类号：F832.6 近年来，美国频频对我国人民币升值施压，设置贸易壁垒，对我国提出进一步开放市场等一系列要求。这种情况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美关系有很大的相似性。只是相对于日本，美国对我国的影响力相对有限，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转轨国家，中美之间的不对称依赖程度不如当时的日美关系。但日本上世纪80～90年代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广场协议前后日美间的博弈及之后日本经济“十年迷失”的教训，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 一、上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金融不平衡中的日美政策协调 广场协议并不是一次孤立事件，而是上世纪80年代日美间一系列政策协调的组成部分，了解其问题的实质及世界性意义，需要对当时世界经济、金融不平衡的大背景有所认识。 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实施减税、放松金融管制以及货币紧缩，导致居民消费大增、财政赤字快速增加和经常项目赤字的扩大。另一方面，日本执行严格的财政预算管理（财政重建一直持续到1987年），成功应对第二次石油危机、企业竞争力提高等，导致日本贸易顺差大幅上升，尤其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上升较快。 与此同时，日本贸易顺差又大量投资美国国债，1976年为1.97亿美元，1986年达到138亿美元。以至于，美国国债发行收入中日本资金一度高达30%～40%。1984年底，日本的对外净资产为740亿美元，比1980年增加了约600亿美元，与同期的经常收入顺差670亿美元相当。与此同时，日本对外总资产却增加了1800亿美元，其中，差额部分是由日本金融机构通过负债后再对外投资。相反，美国虽然对外净资产规模不断下降甚至为负数，但资本项目顺差大幅增长，加大了对外投资。 世界经济形成了实物与资金相互支撑的循环圈：日本为美国提供融资，供其进口日本的商品、服务，同时，又通过自身的负债为美国对外投资需求提供资金支持。上世纪80年代日美之间的政策协调，就是在这个大循环基础上进行的： 面对美国以国际责任要求日本削减对美贸易顺差，日本采取“综合经济对策”应对，包括在一些特定行业实行“市场开放”，推行扩大内需的财政金融政策，调整外汇市场。但由于大藏省在1983年开始大力推行财政重建，对利用财政政策扩大需求极其谨慎。受制于物价压力，日本银行只是配合性地下调0.5个百分点法定利率，其他部门都尽量避免使用市场开放政策。 起初，美国认同强势美元政策，但认为因日元低估，导致日美贸易失衡。产生低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金融市场的封闭性（虽然日元的使用情况好于1978年日元汇率较高时期）。为此，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设立了，旨在推动日本金融的自由化、对外开放和日元国际化。 其后，日本采取渐进的方式推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日美贸易失衡仍持续扩大，美国开始与日本谈判具体市场的开放，并签订一系列的MOSS协议（即从单一产品的贸易谈判转向市场和行业）。 再后，强势美元损害了美国产业竞争力，美国转向弱势美元政策。美国通过广场协议进行外汇市场干预，实现美元币值有序下跌。为避免汇率调整失控，并继续获得日本资金支持，美国要求日德配合实行低利率政策。同时，日本官方还通过各种渠道，引导民间资金继续持有不断贬值的美国国债。德国在经济复苏后主动加息，引起美国市场动荡，产生1987年的股市大跌（“黑色星期一”），全球股市也出现了波动。此时，日本政府积极干预，帮助美国稳住金融市场并继续维持低利率政策直至1989年5月。 美元大幅贬值，日元大幅升值，给两国产业带来深刻变化，但对贸易失衡的调节作用仍不明显，日本经常收支顺差仍不断攀升，美国进而又在经济结构失衡中寻找原因。美国以修改后的超级301条款，以“维护日本消费者”利益的姿态，试图改变日本的经济结构，鼓励美国企业到日本发展，争取日美有相同的竞争条件。签订结构调整协议，要求日本扩大财政支出（美国认为如果增加民间投资，日本的供给能力会越发增长，进一步强化日本的竞争力，经常顺差会越来越大），为促进土地利用而强化税制，修改《大规模店铺法》，改革流通体系，强化《垄断禁止法》，对排他性的交易惯例以及系列交易加强监督，修正内销和外贸之间的价格差异等。 在此期间，充满了大量的贸易摩擦和各种直接的贸易管制，并成为推动各种谈判的重要筹码。虽然日美政策协调以削减贸易失衡为目标，但始终存在消除日本经济威胁的意图，贯穿着打压日本经济竞争力、开放日本市场的商业利益诉求。即使如此，所有这些政策并没有直接实现贸易平衡目标，仅仅因日本经济10年低迷而有所缓解，仅仅是将不平衡结构逐步转移到东南亚地区。美国企业则因此赢得了宝贵时间，在IT、计算机软件、金融、服务业等领域确立了全球竞争力。 虽然当时的日本国内对日美顺差的原因、顺差能否靠政策来削减，以及是否必须由顺差国来全部承担等理论问题存在争议，在签订结构调整协议期间，日本国内甚至出现“美国干预日本内政”的抗议，曾一度影响了日本的选举进程，但日美间交涉的主题，仍是围绕削减顺差，隐藏着美国企业扩大经营的动机，结局是日本在汇率、利率等重大政策上又过于迁就美国的需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除了日美之间特殊的政治、军事安全框架和历史渊源外，主要因素还有： 一是美国市场巨大。两国经济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是不同的。1985年日本对美国的进口需求仅占美国最终需求的0.61%，而美国对日本的进口需求则占到5.15%。从产业看，日本主要产业对美国需求的依赖程度更高，都超过10%．汽车行业甚至达到19.1%。 二是日本持有美元债权的积累，减轻了日本可能面临的外部风险。随着国力的强大，当时日本国民信心“膨胀”，日本精英想推动日本成为世界金融大国，愿意容忍日元升值，以使得日元与日本经济地位相符，在一定程度上也愿意船快推进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 三是日本接受削减贸易顺差的目标，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致力于财政重建，经济结构调整和市场开放受到美国制约又较多，作为交换，接受日元升值。但日本对日元升值的市场影响、后果研究不充分，广场协议签订前后甚至没有对汇率升值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展开充分的论证。 二、日元升值的反思 （一）汇率升值与经常项目顺差 首先，经常项目顺差并不必然导致升值，反之亦然。广场协议前，虽然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和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美元汇率却大幅上升。相反，日本的经常项目顺差持续扩大，日元却有所贬值。之后，日元持续升值。在日本泡沫即将破灭前（1989年～1990年，日本在此期间甚至相对美国不断加息），日元有所贬值，后又持续升值，直至1995年。后来，在左右世界经济的力量由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转换、世界经济周期波动更多地受国际投机资金影响的情况下，在泡沫经济的环境中，日本加息不但不会引起因利差而产生的热钱流入，反而会引起担心泡沫破灭而出现资金流出，产生汇率贬值。 日元升值只是显著减少了日本对美国传统出口商品的数量。日本机械机器产品对美出口额，以日本最终收入的日元计算，1985年～1992年间减少了50%；以美元计算，也减少了10%。一次性加工商品以日元计减少了40%多；以美元计则有微小的增加。日本多数传统型出口产品最终不得不将生产转移到亚洲。但日本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高技术、高性能产品对美出口数量，不论以美元计算还是日元计算，都有很大增加。而作为传统的、占日本对美出口额l/4的汽车行业，情况又有所不同。日本汽车对美出口数量（含商用车），1986年为350万辆，之后逐年减少，1992年降到180万辆。这期间，日本汽车企业在美国当地生产的汽车产量却由60万辆增加到了l70万辆。虽然日本汽车的出口数量骤降，但出口额由于出口价格的上升，以美元计，1992年竟比1985年增加了近20%。应该说，日本实施引导企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新需求、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等积极财政政策，是有必要的，而且也发挥了效果。正是由于日本较顺利地进行了结构调整，从整体上看，汇率大幅升值对日本贸易顺差的影响有限。如果进一步考虑在此期间，日本大幅增加的对外投资取代了部分贸易顺差的减少，1991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