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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礼学思想研究
- 作者：殷慧 年份：2009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朱熹 礼学思想 周礼 仪礼 礼记 祭祀
- 描述：特征和个性。朱熹的礼学思想以《仪礼》为本经,考证注重义理,强调因时制宜地践履。这些特点均是在朱熹与各学派的论争、激辩、批评、吸收中表现出来的,又鲜明地体现在朱熹的礼学实践中。朱熹的礼学思想充分展现了礼的双重功能,既是思想的,也是行动的。朱熹礼学思想表现出的特点决定了我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叙述方式。将思想与社会、政治紧密地结合起来多方面考察朱熹的礼学思想及其形成,正是本论文的创新及其特色所在。朱熹的《周礼》学思想直接针对新学,在与湖湘学、永嘉学、婺学的交流、争辩、批驳中发展成熟,同时受到朱熹推行经界、建立社仓等具体制度实践的影响和制约。王懋竑受清代尊朱抑陆思想以及注重考证的礼学研究方法的思想倾向影响,断定《家礼》为伪书。实际上,《家礼》的形成最初是建立在朱熹对《祭仪》的考订基础上的。朱熹与当时的学者就冠昏丧祭礼仪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家礼》凸显了祠堂的地位,重新建立了以宗法为中心的日常礼仪规范。《家礼》是特定时期编辑的一个未定本,反映了一段时间内朱熹礼学的主要关注点。朱熹编撰《仪礼经传通解》,有学术和政治的双层考虑。就《仪礼经传通解》表现出的特点而言,它并非考礼、议礼之书;并非强调要人践履古礼,而是重在让学者识礼;其最终目的在于能使礼治之工夫和义理适得其所,达到安邦定国的大治境界。《仪礼经传通解》是朱熹毕生礼学探索的总结与展现,也是朱熹应对永嘉、永康学术挑战的反省与综合之作。朱熹的《礼记》学思想,以对礼义的理解和诠释为中心,继承了北宋诸儒论礼、理关系的精华,在批评二程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礼理双彰的思想。朱熹强调求仁工夫,倡导主敬涵养,从工夫的角度探讨了礼的实现问题。朱熹从小学与大学的关系入手讨论格物致知,探讨成人在大学阶段如何来重新获得与反思礼义的问题。除三礼学思想外,朱熹的祭祀思想及其实践也格外引人瞩目。朱熹从义理层面论述了祭祀与鬼神的关系,从其道统说的形成与释奠仪的开展可以看到朱熹的学术思想及其心志理念与具体礼仪开展之间交相并进的特点。朱熹议论祧庙事件,既反映了学术派别之间的论争,政治力量之间的权衡与较量,也体现了朱熹礼学思想的特色与不足,还对朱熹修撰《仪礼经传通解》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总之,朱熹礼学思想既是社会经济、政治背景、学术发展的投射,也是对社会现实的积极应对。
- 网络时政论坛中舆论领袖的印象管理研究
- 作者：朱艳霞 年份：2009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网络时政论坛 舆论领袖 中日论坛 白云黄鹤 印象管理
- 描述：领袖进行印象管理的动机、策略和行为效果；最后对比不同群体和不同政治派别的舆论领袖进行印象管理的动机、策略和行为效果的异同。 研究发现： 1、网络时政论坛中舆论领袖的印象管理的动机有价值理性式和目的理性式
- 刘绍武三部六病学说思想研究
- 作者：李建妮 年份：2009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伤寒论》 刘绍武 三部六病学说 辨证论治 协调疗法
- 描述：文的辨证思维框架。进一步了解学习历代医家对《伤寒论》的研究成果。 3.进一步学习研究中医的特色——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中医的治则治法等。 4.学习有关三部六病学说涉及的哲学问题，如周易的‚三才之道‛、三才模式和阴阳五行等。 5.走访刘绍武先生的弟子，参加相关学术会议，更直观了解三部六病学说形成的背景，其学说临床实践情况和目前学说的发展情况。 结 果：三部六病学说是刘绍武先生毕生研究《伤寒论》，躬身实践，在精通历史文哲，熟知马列辩证法，比较中医西医各自特点和优劣性的基础上，本着治学思想‚古往今来，学术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应该是不分古今、中外、尔我，是则是，非则非，永远以先进代替落后‛而敢破敢立，与时俱进，并经过临床观察验证而创立的学说思想。三部六病学说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三部六病辨证论治体系和整体协调疗法。 结 论：三部六病学说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三部六病辨证论治体系，用它将《伤寒论》的证、机、法、方一而贯之，能使我们更清晰简洁地把握《伤寒论》辨证论治体系的实质所在，更好领会和运用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这两大特色。此学说可望为中西医结合提供一个理论范式。
- 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基础
- 作者：张艳 年份：2009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 描述：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基础
- 北宋熙丰诗坛研究
- 作者：庄国瑞 年份：2009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熙丰诗坛 宋调 王安石 苏轼 黄庭坚 元祐体
- 描述：科举考试、重用文臣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北宋建立起了自秦朝以来中国最庞大、最成功的文官系统,科举与文治的结果,使众多中下层的十人有机会参与到政治中来,造成中下层十人大量上达的局面,这是北宋中期人才大盛最根本的原因；在统一过程中北宋统治者注重收集整理文化,重建北方文化中心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南北文化逐步交融,伴随着南人政治、文化地位的上升,北宋文坛、政坛、士风等多个方面都出现了新气象；北宋加强国家办学与民间办学,学校基本覆盖全国,印刷术广‘泛运用,出版物极大丰富,十人读书机会增多,也是众多人才出现的重要原因。其次、熙丰诗坛发展有很好的政治基础。庆历、熙宁、元丰时期是北宋政治发展最有活力的时期,这个阶段由于国家面临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问题,随着儒学向经世致用的方向发展,士大夫普遍提出变革要求,从庆历新政到熙宁变法,北宋政治发展进入高潮阶段。同时这个时期也是北宋政治最为开明的时期,士大夫踊跃参政议政,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再次、熙丰诗坛发展有很好的士风基础。一个阶段诗歌的创造活力如何、风格如何,与当时的十风有极大关系。熙丰年间,北宋统一已有一百多年,伴随着振兴古道的古文的发展,不仅改革了文风,也使得儒家的价值观再次回归并发展到更高的层次,十人的精神风貌普遍高扬激昂。以上三方面的因素均极有利于诗歌的创新发展。由于熙宁变法,部分朝中大臣闲退洛阳,再加上洛阳独特的人文地理条件,熙丰中在洛阳形成了一个高层士大夫的唱和群体,他们以邵雍、司马光为核心举行了频繁的雅集聚会。这一群体在政治上趋于保守,诗风上接近“白体”。群体的创作虽然对宋诗整体发展无太大推动作用,但在表现上层十大夫生活形态方面具有典型性。邵雍的创作独具特色,创造了一种贯彻儒家理念而形式自由的诗歌；司马光的创作接近“晚唐体”风格,平淡清丽,自成一家。王安石早期诗歌创作追随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风气,诗风直遂畅达,无复含蓄,表现出部分宋调特征。晚年由于政治失意,诗风发生很大变化,表达趋于深隐曲折,吸收了唐诗中的有益因素,宋调特征也表现的更为复杂。王安石创作成果丰富,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他是体现宋调风范的第一人。苏轼熙丰时期是创作力与创造力最活跃的时期,创作数量多、质量高、体裁全面,题材广泛,其代表作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创作于这个时期。苏轼对于宋调发展的意义在于,首先通过“深刻说理”、“容贯才学”等方法解决了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诗风革新后出现的问题；其次使宋诗的抒情心理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宋调的主要特色在苏轼这里得到全面的开拓与表现,他是宋调创作成功的榜样。黄庭坚是与苏轼同时而能自成一种风格体系的作家,至元丰末已完成了自己诗体的构建,他的创作方式比苏轼更为精细,在宋调方面表现出更多变体特色与细节特征。黄庭坚诗学从总体上可以说是一种“陌生化”诗学,他用“陌生化”的方法改造了诗歌从语言、内容到形式的各个层面,完成了从唐诗到宋诗的彻底转变,是宋调最典型的代表。对王、苏、黄三位大家的创作都采取了分体论述,每一种诗体都选取最重要的特征探讨,而不是面面俱到的论述,古诗、律诗、绝句三种诗体的特征综合起来,可以体现一个诗人总体的诗歌艺术特色。在论述三大家的同时也涉及与他们直接相关的文学群体：苏门文人群、新党文人群、江西诗派。除去这些诗坛主流群体,当时全国各地也存在数量众多的其他文人群体,包括宦游唱和群体与地方文人群体,文章主要考察了苏轼杭州诗社、韦骧唱和群体、贺铸彭城诗社、吕南公灌园诗社四个群体。各地文人群体的大量出现是诗坛繁荣的证明,是对主流群体创作的补充,同时活跃了地方文化。自北宋末年以来关于北宋中期诗歌发展高峰的确定,人们一般倾向于“元祐”。“元祐”是个复杂的概念,首先它是个政治阶段的代称,随后被借用到文学中,诗学领域内对“元祐体”的评价与文人政治观念有着紧密关联；第二,因为严羽对“元祐体”概括模糊,引起后人解说“元祐体”出现差异,对“元祐体”的认识存在宽泛化与具体化两种方式。以诗歌史为背景考察,具体化的理解更符合历史实际。要清晰把握宋诗发展态势,应将熙丰、元祐区别对待,它们处于宋诗发展的不同阶段,熙丰时期宋诗已经完成了自己关键的转变。
- 论王安石诗歌的历史意识
- 作者：孔繁东 年份：2009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王安石 王安石 诗歌 诗歌 历史意识 历史意识
- 描述：治衰的认识和反思，借古以喻今，咏史以抒怀，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吸取对现实有益的帮助。通过研究王安石的这些作品，折射出王安石对待历史，对待现实有着深刻的认识，其中蕴涵了王安石极其丰富的思想，包藏了王安石深沉的历史意识。通过研究王安石诗歌的历史意识，我们可以更深刻的了解王安石复杂的一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的对其文学作品进行评价。
- 清初揭暄对宇宙论的会通
- 作者：陈悦 年份：2009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揭暄 揭暄 天 天
- 描述：对传统宇宙论产生了巨大冲击。本文所关注的是在中西学碰撞过程中，以揭暄为代表的遗民学者在重构宇宙论所作的具体工作、中西学在其论说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理论在中国宇宙论发展史中的意义。 明清鼎革，导致大量遗民学者以避乱为机缘，结社为学。作为其中一员，揭暄亦选择筑庐隐居，游学于赣闽一带的学社，结交方以智父子、易堂九子、游艺以及程山学派核心人物等众多名士。揭暄热衷实学，在青年时期已著成天文学书籍《昊书》及军事理论《兵经》和《战书》。活跃于赣闽学术圈的经历，令揭暄接触到大量西方天文学书籍，在西书和相交士人天文学观点的启发下，揭暄将《昊书》进一步进行改造，撰成会通传统与西方宇宙论说的著作《璇玑遗述》。 本论文从五方面开展具体研究：介绍并分析中国传统宇宙论、早期传入中国的西方宇宙论说的情况和主要观点，以及西学在揭暄游学地区的传播和影响；考证揭暄及其家人生平、揭暄各类论著的内容及存世情况；针对《璇玑遗述》的各版本进行细致分析和对比，并比较《昊书》与《璇玑遗述》在表述结构上存在的较大差异，分章缕析《璇玑遗述》的具体知识内容并总结其在宇宙的构成和结构、星体运行、“气”与二行、历理方面的核心观点；分析揭暄宇宙论的中、西方天文学的具体知识来源；探讨揭暄宇宙论对知识的结构和内容的重构以及其对同时代和后世天文学家产生的影响。 研究表明：揭暄的天文学观点是多源的，其老师方以智对其学术观点的具体影响并非如以往观点认为的那样深刻，实际上，与揭暄同时代的游艺、方中通、邱维屏的天文学观点、中国传统的宇宙论、西方传入的早期宇宙论均对《璇玑遗述》形成产生过塑造作用。就知识内容而言，揭暄对宇宙的物质存在和生成过程的说明基本上是以中国传统“气”论进行解释；对于宇宙的基本模型(除金星与水星绕日旋转外)、行星排布、星体的圆形观念、行星的属性等问题的阐释，均接受了西学的说法。总的来看，揭暄的宇宙论是在会通中、西知识基础上重构而成的一个既有别于传统又有别于西法的自洽宇宙论说。 揭宣研究宇宙论的意图是希望由“质测”走向“通几”，他对中学与西学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其天文学理论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又接受了大量西方“质测”知识和部分“通几”结论，表明他对西学持有较为开放的态度。揭暄宇宙论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与经验世界紧密联系，其说理方式多是“类比+设喻+经验”，显然未受传入的西方逻辑推理方式影响，可见西学为揭暄提供的仅是具体的知识内容。揭暄未能站在“西学东渐”的最前沿，因此西学在揭暄那里已是“二次传播”，揭暄的工作属于“再会通”，其会通的产物显然具有两种文化“混血儿”的特点。 遗民学者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学术群体，相对有限的交往圈和先天的对外族的排斥，导致其文化开放态度的局限性，遗民身份在揭暄的学术表达上也有一定体现。不过，就揭暄会通中、西天文学以重构宇宙论的个案来看，西学以其合理性对遗民学者显然已能够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由此更可反衬出明清时期西学影响之深刻。明清时期“西学东渐”对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第二次浪潮应起到了一定的科学启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