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结果相关分组
- 从朱陆异同到朱王异同：以理、性、心、知四个范畴为中心
- 作者：毕游 年份：2013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宋明理学 范畴 朱熹 陆九渊 王阳明
- 描述：的“理”都具有双重性特征，既是存在于自然世界的客观之理（实然之理），又是存在于人伦世界的主观之理（应然之理）。其中，客观性是显性的，主观性则是隐性的。这一双重性是“理”范畴的内在矛盾。朱陆之间的不同在于，朱熹认为“理”首先是外在于客观世界的，因此朱学有着丰富的宇宙论，并强调对“理”的认知必须经过“格物致知”的学习过程。陆九渊虽然也承认“理”是“充塞宇宙”的客观之理，但更强调“理”是“本心固有”的，无需向外求索，因此不需要宇宙论，“格物致知”也并非获得“理”的必要条件。同时，由于朱学有严格的形而上的理论框架，因此“性”是连接形而上之“理”与形而下之“心”的中间范畴，发挥着道德本体的重要作用。而陆学则没有形而上的理论框架，从而也无需以“性”作为中介范畴。代之而为道德本体的，是“本心”。王守仁继承了朱学和陆学的思想资源，延续了元明以来合会朱陆的趋势。王学对理学最重要的发展，是强调了“理”的主观性，削弱了“理”的客观性，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理”的双重性矛盾。他认为，“理”是“心”的主观产物。“心”的作用不仅是认知“理”，更重要的是生成“理”。与陆学类似，王学也没有形而上的理论框架，因此也不需要的“性”范畴作为“理”与“心”之间的中介。王学的道德本体是“良知”。王守仁的“知”与朱陆不同。朱陆之“知”是理性之知，因此主张知先行重；而王学之“知”则是本能之知，因而强调知行合一。王守仁否定了道德的知识性，认为“格物致知”的过程便是道德实践的过程，即是“致良知”。总之，理学从南宋后期到明朝中期的发展特点是：“理”的主观性越来越突出，“性”范畴逐渐被淡化，“心”的作用由“知理”演变为“生理”，“知”则由道德认知演变为道德本能。简言之，理学的知识性越来越弱，实践性越来越强。这便使理学从士大夫阶层走向民间成为可能。
- 不同的性格, 同样的悲剧：浅析沈凤喜和冯玉如爱情悲剧之异同
- 作者：王镕鑫 来源：青春岁月 年份：2013 文献类型 ：期刊文章 关键词： 沈凤喜 冯玉如 爱情悲剧 社会环境 性格
- 描述：《啼笑因缘》中的沈凤喜和《落霞孤鹜》中的冯玉如在当时处在钱权强势的时代,受时代的压迫造成了各自的爱情悲剧,她们的悲剧也与自己的身份地位有关,不同的是沈凤喜自身虚荣、贪图钱财的小市民习气也是她爱情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与冯玉如不同的地方.
- 「朱陆异同争论史」中的保守调和模式-李绂《朱子晚年全论》评析
- 作者：蔡龙九 来源：东吴哲学学报 年份：2013 文献类型 ：期刊文章 关键词： 《朱子晚年全論》 朱陸異同 朱熹 陸象山 李绂
- 描述：想上「可同」的内容。另方面，除了说明李绂的贡献之外，亦针对《朱子晚年全论》的内容作出评析，点出此书的贡献及其失误之处。
- 中日版《牡丹亭》今起赴法演出
- 作者：暂无 来源：苏州日报 年份：2013 文献类型 ：报纸
- 描述：日版《牡丹亭》迄今已演出了整整70场，此次赴法演出，是该剧首次踏上亚洲以外的国际舞台。 此次担任主演的
- 治天之下财者莫如法
- 作者：本刊编辑部 来源：国学 年份：2013 文献类型 ：期刊文章 关键词： 王安石 财政政策 富国强兵 社会保障 中国历史 财政收入 国家财政 青苗法 改革 宋神宗
- 描述：集中体现，他在嘉祐四年所写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提及的“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实际上就在指明，因为国不富兵不强而导致了许多严重后果，提出了富国强兵的主张。
- 胡应麟诗法理论探析
- 作者：邓富华 来源：文艺评论 年份：2013 文献类型 ：期刊文章 关键词： 胡应麟 诗法理论 诗歌发展史 诗论 诗歌史 重要课题 兴象 诗学思想 演进与发展 诗歌创作
- 描述：子"之一的胡应麟,其诗论
- 音频大地电磁测深法与高精度磁法在相山铀矿田西部铀成矿有利远
- 作者：程纪星 谢国发 乔宝强 来源：世界核地质科学 年份：2013 文献类型 ：期刊文章 关键词： 地球物理方法 相山地区 预测模式
- 描述：通过对相山地区多年地球物理勘探成果的总结,从地球物理方法角度提出相山地区铀成矿有利远景预测模式,并通过预测模式的应用圈定了多处铀成矿有利远景地段,部分远景地段已被后续的钻探工作证实,并发现高品位工业矿体.
- 周代礼乐制度下《诗经》的创作与流传
- 作者：陈丽雯 年份：2013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周礼 诗经 礼乐文化
- 描述：机构。周王室的诸乐官在大司乐的统一管理下,设有大夫、士等职,再下还设有府、史、胥等。周王朝的音乐人员包括地官中的鼓人和舞师76人,春官中从大司乐至司干共1463人,两者累计共1539人。周王朝的音乐机构主要职能包括音乐的行政管理与音乐人才的培训、音乐机构音乐教育和乐舞演奏,以及乐器的制作与管理等四个方面。周王朝建立之初,制定了一系列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康王继位之后,进一步充实王朝的礼乐制度、规范王朝的礼乐文化,在此之后,虽然史籍上没有记载周王朝对乐歌的修订与增益,但从不同时代的诗歌进入礼乐系统的情况来看,从西周至春秋,周王朝的乐歌当是代有增益,渐臻完备。在周人的礼乐系统中,其乐歌不仅仅用于各种祭祀活动,还用于朝、聘、会、盟,也用于燕享、射礼、婚礼等。对于各诸侯国所用礼乐也有相应的等级规定,其乐歌内容与演奏方式也丰富多彩。出于满足周人礼乐制度的需要,一大批不同时代的诗歌应运而生,并以不同方式进入到了周人的礼乐文化系统,并借助于礼乐的力量得以长久流传。可以说,《诗经》“周颂”甚至包括“商颂”与“鲁颂”中的绝大多数是为了各种祭祀礼仪的需要而创作的诗歌。而雅诗或是为礼乐需要而创作,或是创作之后被纳入礼乐文化系统。传统的“采诗说”是否成立还值得探讨,如果王朝没有采诗之官,那么,各诸侯国的诗歌又是怎么收集并最终汇集到周王朝乐官那里去呢?我们认为：为了礼乐的需要或是娱乐的需求,各诸侯国除用周王室的雅乐之外,还使用自己的乐歌,为了谱制乐曲,由各诸侯国的乐官有意识地收集诸侯国境内的文人士大夫和民间的诗歌,并将文本编定成集,最后才献于周太师的。周太师在各诸侯国所献之诗集的基础上进行再选择、整合、加工,从而形成了一部周王朝的诗集。因为各诸侯国对诗歌的收集与编辑并不是同步的,所以很多当时的诸侯国并没有采集诗歌的官员或即使采集之后,没有献给周王朝,所以使这些诸侯国的诗歌没有能采入《诗经》之中,这些国家也包括当时有一定影响的侯国,如蔡国、许国、虢国、虞国等。《诗经》在春秋时期主要通过宴会典礼上的演奏和歌唱、教育传播、赋诗言志等方式进行的。《诗经》在传播过程中带有明显的政治性和道德取向性,是为西周的礼乐文化、礼乐政治所服务的。《诗经》的创作与流传是现实所需要的,它在以后的社会历史文化中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载体之一,是周代政治思想、音乐文化的传承。它的流传,不仅传播了周代的礼乐文化,加速了思想文化的教育,增强了社会人的历史责任,而且还维持了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维护了专制社会的规则与秩序,对社会的稳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诗经》的流传也变得尤为重要,这是它作为周代礼乐制度下的礼乐文明和礼治思想文化的载体,服务于周代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