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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与王安石政治关系研究
- 作者：刘森 年份：2012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苏洵 苏轼 苏辙 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 政治关系 思想变化
- 描述：，第一章是探讨苏洵与王安石关系，苏轼对王安石的初步印象可能便来源于其父，其父对苏轼的思想成型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探讨《辨奸论》的真伪问题就成为了重中之重，经过考证，最终得出了《辨奸论》为苏洵所作的结论，为后来的立论创造土壤。第二节为苏洵与王安石交往时间考，细致的整理资料后发现，学界一致认同二人相会在嘉祐元年，但经过考证，确切时间是嘉祐六年，嘉祐六年方是苏洵与王安石关系的分水岭，尤其在考证送裴如晦出知吴江的宴会时间，通过之前学界未用过的《嘉靖吴江县志》将时间确定在嘉祐六年。第三节分析苏、王交恶的原因，首先是张方平对苏轼思想之影响，而最主要原因当是二人政治主张之不同，甚有针锋相对之意。第四节探讨《辨奸论》之影响与意义，《辨奸论》之出现也便意味着二人之仇怨已至无法可解之地步，便如鸿沟一般隔开二人，以至于对后来苏轼兄弟与王安石之态度产生了深刻影响，并贯穿一生。第二章主要论述“乌台诗案”之前苏轼与王安石之关系，此时期又可分为三个小阶段，这是苏轼与王安石激烈争斗的阶段，第一阶段为苏轼入京至王安石参知政事阶段，由于此时王安石尚未入相，二人之争斗限于“暗战”方式，互有抨击但属于政见之争，此阶段以苏轼的《进策》为主，对王安石之变法思想提出很大的疑问，所以此阶段可称为“矛盾蓄势期”，此阶段特点就是苏轼与王安石处在一种互有攻击，但尚在一种可控制状态，虽暗中俱有火气，表面上尚未针锋相对。第二阶段为王安石入相到苏轼出知杭州阶段，在此期间，由于王安石参知政事，他的政治主张也由政论而被定为国策，于是苏轼公开的猛烈抨击王安石以及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也以手中权力向苏轼报复，甚至不惜动用政治手段诬陷苏轼，这一阶段是二人矛盾的高峰期。第三阶段就是苏轼出知杭州至“乌台诗案”阶段，这一阶段由于苏轼远离了权力中心，所以苏轼只能以诗歌发泄牢骚的方式表达对新法的不满，相对于在京城时期与王安石的巅峰对峙，此时进入平缓期，但是在此期间苏轼之思想却有微妙变化，在实践中苏轼逐渐看见了变法中的一些合理因素，于是苏轼“因法以便民”。第三章是从“乌台诗案”到王安石去世，这是二人矛盾的缓和期，分为两节，第一节围绕“乌台诗案”展开，“乌台诗案”无论从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让苏轼痛定思痛，于是苏轼在此期间表达了一些悔意，其中固然有无奈之举，更多的还是真心反省，这也是苏轼思想的变化期。第二节主要探讨金陵之会的意义，这是苏轼与王安石达成和解的重要一步，苏轼思想的逐渐转变为相会王安石提供了最有力的条件，于是二人达成初步一致，也成为后面苏轼维护某些新法的基础。至此苏轼思想完成了转变，由最开始的要求变革，到反对新法，再到初步认识新法，再到深深反省再到最后的维护变法，苏轼的思想完成了一个循环，但是这却是一个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过程，在变化中改变着与王安石的政治关系。第四章是后王安石时代，苏轼与其的关系，金陵之会的达成一致，苏轼便以旧党的身份维护了某些新法，虽然其中仍有对王安石的痛诋，但，却是非正常状态下的非常手段，并非是其本意，苏轼对王安石还是颇有钦敬之情的。
- 谢兰生书画艺术研究
- 作者：潘永耀 年份：2012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谢兰生 岭南书画 常惺惺斋
- 描述：兰生家学渊源及其生平切入，通过对谢兰生交游的考察，得知当时岭南存在着一个以谢兰生为中心的诗文、金石、书画鉴定的文人文化圈。谢兰生鉴定过无数知名书画，其书画学思想主要是纵论古人百家得失，目的是成就自我。这种思想可以说对于广东书画坛有极大的影响，形成为广东文人书法与绘画的主脉。谢兰生以其学人的素养、文人的气质使广东画派在文人画的方向上继续发展，而成一鼎盛的黄金时代。同时，他的书学思想由此而传递出去，影响一代又一代书家，使其书学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并逐渐走向成熟，导致清代晚期直至近、现代书坛的创作趋向碑派格局。
- 秦礼制文化研究
- 作者：岳文婷 年份：2012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秦人 周礼 礼治 礼法 变迁
- 描述：,而且为此后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礼制提供了制度蓝本。秦王朝虽然二世而亡,但它所创立的礼制文化对后世影响深远,仍以移花接木、借尸还魂的形式继续存在,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礼制,故研究秦礼制文化,不仅能澄清秦
- 王安石道学思想研究
- 作者：李欣 年份：2012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王安石 道 儒道兼综
- 描述：形成了他独特的儒道兼综的天道观、运动观、历史观、人道观等哲学理论。同时重视从儒家经典中寻求治国平天下所需要的理论依据，并以此来指导、改造现实政治，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在现实中建立起儒家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
- 明初朱子学研究
- 作者：郭锋航 年份：2012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明初朱子学 曹端 薛瑄 吴与弼 胡居仁 陈献章
- 描述：,显现出明初理学的真实面貌和发展内在理路,为理解理学的转型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路径。在明初,程朱理学被独尊及南北学风相互激荡的格局下,理学发展一方面受到朱子学的束缚,不敢逾越；另一方面,明初许多理学家在尊崇朱子学的前提下,对朱子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体认和阐发,开始对朱子学进行修正和突破,形成了新的学术取向,又促进了理学的发展。明初曹端、薛瑄的理学思想与朱子学特征是尊崇与修正,他们是北方理学代表。曹端继承了程朱理学观点建立了以“太极、理”为最高范畴的学理体系,并从太极与理、太极之动静两方面进行阐释。太极或理是其思想终极根基。太极(理)与阴阳二气乃至宇宙万物的关系是形上与形下的相即不离的关系。太极之动静则是太极本有的性质,包括本体意义上的动静和作为宇宙生成过程的动静两个方面涵义。在心性论上,在“理一分殊”视域下,重构天人宇宙图景。落实在工夫论上寻找“孔颜乐处”。他对“心”的地位抬的很高,但只是“心”的本然状态,还不具有本体意义,并没有超出朱子学的范围,心性由应然向实然的过渡。薛瑄继承朱子理气关系论,针对朱子“理先气后”说,主张理气“决不可分先后”、“理气无缝隙”,强调“实理实气”,从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理”的形上性和超越性。同时,他还吸收了张载的关学思想,提升“气”的地位,以气化解释万物的生成变化。表现出由“理”向“气”的内在转化,这为朱子理学向气学的反转、明代关学中兴开了先声。人性论上,继承了程朱的“性即理”,强调“论性是学问大本大原”,突出了“性”的本体地位。工夫论上主张“复性”。这些都预示着朱熹理学在明代有可能在更高层次上向陆九渊“心学”复归。明初吴与弼、胡居仁理学思想与朱子学特征是尊崇与突破,他们是南方理学代表。他们自觉做着朱子学与心学的整合工作。在本体论上,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理学的某些内容,对朱子学仍然是尊崇；另一方面大量地接受了心学的基本观念,有突破之意。吴与弼在心性论上,主张“静观”、“洗心”。在工夫论上将宋儒的持敬穷理说、佛道的静坐观悟说及儒释道通用的反思静虑的修养方法结合起来,表现出明显的综合化倾向。胡居仁,在理气关系上提出了“有此气则有此理,理乃气之所为”是对朱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仍不出朱子学的“规范”。在心性工夫论上,主张“主诚敬以存其心”,对主敬穷理做了新的阐发。工夫论上更加注重心上的“着实”体验,偏于向内用功。他们均表现出对“心”地位的抬高,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程朱理学影响在缩小,而心学的影响在扩大。吴与弼思想的二重性,预示着理学发展不同路径。可以说,吴与弼是阳明心学的开启者。陈献章心学思想是在朱子学的包裹下挺立起来的,与其师吴与弼相比,在更大规模上突破了朱子学。自此,理学地位发生转向,由过去的程朱理学为主转而为以心学为主。陈献章在本体论上,“杂释老”建立道本论代替理本论,又“超释老”,将“心”置于“道”之上,建立起心本论。在心性工夫上,追求静坐中的善端呈现,放弃朱子学的读书路径,并发展为一种教学法,以觉悟证心体。可以说,陈献章的心学思想基本上完成了对朱子学改造,理学地位发生了变化,为阳明心学全面转向奠定了基础。因而,陈献章是理学转向的关键人物。明初理学家对朱子学的体认和阐释表现出两个嬗变轨迹：一是重视实然宇宙论探讨,强调实然之“气”,凸显下学的躬行践履工夫,发展成为明代气学。二是重视主体心性的探讨,凸显“心”的本体地位,表现为上达工夫,发展成为明代心学。这也是明初朱子学的理论贡献。从这种趋势表现来看,可知明初朱子学在明初理学家间进行体认和阐释中,所关注问题侧重点的不同,也体现出南北之间的学风差异。作为历史影响,明初朱子学对考据学、实学、书籍编撰等其他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明初理学家在朱子学内部的阐释、修正、突破,显示出儒学新的发展方向。明代理学在明初朱子学的催生下呈现出了弊旧成新、返本开新与推陈出新的特点。
- 王安石政治哲学研究
- 作者：毕明良 年份：2012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王安石 “三代”理想 成性 法度
- 描述：帝三代”。北宋古文运动和义理之学的兴起是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方面,无论是古文的倡导者,还是义理之学的倡导者,他们倡导古文和义理之学都意在重建儒家理想的“三代”社会秩序。王安石的“三代”理想是重建儒家理想的伦理道德社会。概括来说,王安石心中的“三代”社会有两个主要特征：其一,它是一个以德性为基础的等级制社会,从这一点来看,王安石具有强烈的精英政治倾向；其二,它是一个道德理想国,从这一点来看,王安石是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王安石始终以“生”言“性”,这使得其思想内部形成了张力,正是这种内在张力推动王安石对人性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入。从人性善恶的角度看,王安石人性论经历了“性归于善而已矣”、“性可以为恶”、“性有善有恶”和“性不可善恶言”四个发展阶段。“性不可善恶言”是王安石关于人性善恶问题的最终定论,王安石的这一人性观是其“成性”论的理论前提。王安石的“成性”论不仅是一种道德修养工夫论,而且体现了一种政治理想和国家观。在王安石看来,天赋的人性有善有恶,并不完善、完美,君主、政府和国家的作用和职责在于“辅相天地以理万物”,即通过礼乐教化使人民“得性”、“成性”。王安石认为君主、政府和国家的责任在于“成民之性”,即认为君主、政府和国家只有在促进人性完善的情况下,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也即认为善或好的政府、国家和社会应是能够实现人性的政府、国家和社会。王安石对宋神宗说“以择术为始”,是说要治理好国家,必须首先明确治国的指导思想。王安石认为“唐太宗所知不远”、“每事当以尧、舜为法”,显然其在取法唐太宗还是取法尧、舜方面,做出了明确的选择,其变法目标不在于致富强,而在于实现儒家“三代”政治理想,其所择之术是“儒术”,其变法也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变法。王安石以“变风俗”为“方今所急”,以创建良好的社会风俗改善民德为施政的首要着眼点和目标,体现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王安石所言“立法度”,是指重建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各项“三代”制度,其“法度”绝非刑法、刑律、刑名之意。王安石理财的目的在于首先解决民生问题,进而实现“王道”,即“三代”政治理想。王安石当政首先特置三司条例司理财,根本原因在于“富之”是“善之”的前提,是“王道之始”,是实现其“三代”政治理想的起点。儒家义利之辨的核心是主体行为准则之辨,所言之“利”指行为主体的私利。在个人行为准则选择方面,王安石无疑坚持的是孔、孟儒家精神,即以义为行为准则,而非以利为行为准则。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王安石要求神宗皇帝“但当论利害”、“当先校利害”,主张以国家利益为指导行为的准则,这是王安石作为政治家的现实主义之一面。此外,与孔、孟、程、朱相较,王安石义利之辨最为突出的特色是对分配正义问题的重视。孟子的王霸之辨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以力”与“以德”之辨,一是“性之”、“身之”与“假之”之辨。孟子“性之”、“身之”与“假之”之辨即二程、朱熹所强调的帝王“初心”之辨、“心术”之辨、诚伪之辨。在帝王“心术”之辨方面,王安石王霸之辨与程朱王霸之辨基本相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王安石王霸之辨中找不到孟子“以力”与“以德”之辨的任何痕迹,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王安石更是倾向于“以力”而非“以德”的强权政治法则,这是王安石王霸之辨与孟子、程朱王霸之辨的最大不同之处,也是王安石政治现实主义的集中展现。历史上的灾异谴告说意在用天的权威限制绝对皇权,而“天变不足畏”则意味着对天之权威的直接否定,同时也就意味着主张不受限制的绝对皇权。王安石思想中的皇权处处受到天的限制与约束,也可以说王安石对天与帝王之关系的种种论述,都意在用天的权威限制、约束帝王的权力和行为。从王安石思想中天与皇权之关系的角度看,王安石不太可能向宋神宗进“天变不足畏”之言,也没有所谓的“天变不足畏”之精神。重建“三代”秩序是王安石、张载和二程的共同理想和目标,不过他们对“三代”的理解却存在一定差异。张载心目中的“三代”理想社会是一个使人人“自幼闻见莫非义理文章”,从而有利于人们实现人性,进而使人人都无私无我,人人都有“民胞物与”之心的万世太平社会。张载的“天”或“太虚”之学为其民胞物与的“大同”理想奠定了理论基础。与张载相似,二程理想的“三代”社会也是人人视人如己,视万物为一体的“大同”世界。二程关于“理”、“性”的论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在为其大同“三代”理想作理论上的论证,为其大同“三代”理想建立理论基础。王安石与理学家们的“三代”虽都是儒家道德理想国,但王安石没有二程、张载所具有的“大同”社会理想,更没有为这种“大同”理想建立理论基础。
- 王安石管理思想研究
- 作者：唐焕楠 年份：2012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王安石 管理思想 改革 现代社会意义
- 描述：得出了对今天社会发展改革的几点启示：立足国情，与时俱进，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深化我国市场经济下财务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深化我国现行教育体制下改革；全面完善人力资源体系建设，深化我国现行管理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