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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邯郸记》与《南柯记》明清时期的传播研究
- 作者：毛宜敬 年份：2012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邯郸记》 《南柯记》 明清 传播
- 描述：当中呈现出的传播弱势形成鲜明的反差。对《邯郸记》《南柯记》传播情况的探讨，将有助于总结戏曲作品传播的影响因素，从而以此为鉴，反思当代戏曲传播日渐式微的原因，望能对今日戏曲艺术之推广提供一些思路。 本文整理统计了二梦明清时期包括全本、选本、改编本在内的文本与舞台传播情况。并在此基础上，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结合新闻传播的 5W 理论，以二梦的传播背景、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载体为切入点，分析促使二梦得以传播的原因；通过与《牡丹亭》《紫钗记》在传播内容和传播接受者两方面的比较，探讨阻碍二梦传播的因素，以及《南柯记》较之《邯郸记》的传播更为弱势之缘由。
- 论《牡丹亭》在晚明的传播与接受
- 作者：李萍 年份：2006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牡丹亭》 晚明 传播 接受
- 描述：品的传播接受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情境中进行。适宜的历史情境有利于作品的传播与接受。晚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王学左派的兴起为《牡丹亭》的传播接受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而颇为盛行的娱乐风气及戏曲地位的提高则直接促进了《牡丹亭》的传播接受。另一方面，一部作品的产生、传播与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情境具有一种互动关系。作品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情境 中，同时，它也是参与这一历史情境文化构建的一分子。《牡丹亭》创作于晚明，其“至情”论对晚明“情”文化的建构产生了重大作用。 《牡丹亭》在晚明主要是通过舞台、文本、评论的方式进行传播的。晚明蓄养家乐之风盛行，《牡丹亭》的舞台传播主要是以家乐演出为主，职业戏班演出为辅进行。关于文本传播，除原本《牡丹亭》外，众多的改编本在民众间产生了广泛影响。而评论传播也积极促进了《牡丹亭》在社会上的传播。 有传播，就有反馈和接受。晚明女性，从个人感悟和亲身经历出发来理解《牡丹亭》，她们将自己幻化为丽娘，感丽娘之所感，不惜用生命弹奏了一曲曲人性的悲歌。而晚明文人，主要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评判《牡丹亭》，他们一面猜测着《牡丹亭》的创作意图，一面争论着《牡丹亭》的文辞和音律，一面又大肆模仿、续写着《牡丹亭》。这些接受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做出的多姿多彩的解读，给《牡丹亭》的接受史留下了许多有趣的议题。
- 译者的适应与选择：《牡丹亭》英译本探析
- 作者：赵佳 年份：2012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适应 选择 翻译生态环境 《牡丹亭》
- 描述：，因此无法与创作相提并论，以及反对提倡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而是要求译者对原作亦步亦趋。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翻译研究出现了重要转折，文化研究取向开始盛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发现了译者，译者从此在翻译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文化转向发现了译者，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从比较宏观的角度审视翻译的研究不多，对译者的研究与开拓较少，系统阐明译者怎样具体主导翻译活动的更少，而针对译者主导行为特征和制约机制的专题研究尚属空缺。直至胡庚申教授提出“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以后，译者才被推到中心，其主体地位和作用才得以实质性地凸显。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对翻译的解释是从译者的角度出发，即“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性活动”，其中“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该理论首次把译者的地位从边缘阶段上升到了中心，并且还系统分析了译者对“需要，能力，生态环境”的本能适应与选择，因此这个由中国翻译学家胡庚申教授提出的“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很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分析。本文拟采用汪榕培先生英译的《牡丹亭》为案例分析，对比原文和译本，分别从译者对需要的适应与选择，对能力的适应与选择以及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与选择三个方面，探讨分析汪榕培先生为什么选择翻译该作品，以及是如何翻译的。《牡丹亭》是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不朽之作，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爱情作品的三座高峰之一（其余两座为元代的《西厢记》和清代的《红楼梦》）；又被视为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和朱丽叶》齐名的世界名剧。从文献上来看，国内外对牡丹亭英译本的研究很少，而且仅有的几篇研究文章是从语言或文化的角度去分析的，因此本文作者将尝试从宏观翻译理论的角度去解读《牡丹亭》英译本中译者的适应性选择以及选择性适应,同时本研究也可以作为个案证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可行性以及其对翻译实践活动的解释力。
- 互文性视域下的《牡丹亭》及其翻译研究：A Comparat
- 作者：王思雪 年份：2013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互文性 翻译研究 《牡丹亭》 汪榕培 西里尔·伯奇
- 描述：本和社会文化。互文性被定义为符号系统的互换一一一个或几个符号系统与另外的符号系统之间的互换。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英国学者哈蒂姆和梅森把翻译研究与互文性理论相联系,提供了翻译研究的新视角,并为打开新视野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为探索性研究,以对《牡丹亭》原文中互文性的研究为基础,以汪榕培译本及西里尔·伯奇译本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并总结两译本针对互文性所采取翻译策略的差异,并试图总结翻译策略差异的原因、影响及价值。本文首先分层选取《牡丹亭》原文中的九出,依据西比奥克对互文性的分类对原文进行互文性分类,在此基础上举例、对比、分析两译本分别如何处理互文现象,试图分析总结其针对每一类别的互文性所采取的翻译策略。经研究发现,原文中四类互文现象出现最为频繁,分别为文学暗指、参照、陈词滥调和套语。中外译者对不同种类的互文现象采取的翻译策略各有差异。
- 昆曲“叶派唱口”的历史传承及传谱唱腔特点研究：以《牡丹亭·
- 作者：祝薇 年份：2012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昆曲 “叶派唱口” 纳书楹曲谱 传承特征
- 描述：文的研究试图通过对叶堂一派七代传人和四代传谱的传承关系进行梳理,进而探寻叶堂一派传人、传谱的特征以及“叶派唱口”的唱腔特点。本文共分三章展开论述。第一章首先对叶堂一派的七代传人(叶堂、钮匪石、金德辉、韩华卿、俞粟庐、俞振飞、周雪华)分别进行介绍并梳理其传承关系,在对他们各自的身份进行确认的基础上,总结出“叶派唱口”传人身份的演变,总体上是由清曲家向着清曲家与剧曲家并存的方向发展,其流派的传承特点是直系传承与多脉系传承并存。第二章主要对叶派传人的四份传谱——叶堂编纂的《纳书楹曲谱》,俞振飞编纂的《粟庐曲谱》、《振飞曲谱》以及周雪华依照“叶派唱口”“师传秘声”的方法,对《纳书楹曲谱》唱腔重作解读,并以简谱形式出版的《昆曲汤显祖“临川四梦”纳书楹曲谱版》,从编撰特点、出版与再版情况、所撰文论等方面进行介绍,进而总结出叶堂一派四份乐谱的特征。同时说明,叶堂《纳书楹曲谱》不计头眼、末眼的记谱方式,不单是出于为演唱者留有发挥创造空间的目的,还是对本流派商业利益的维护；《粟庐曲谱》之所以将曲谱中凡所能记之处均附于谱面,对各类板眼、腔格符号标注详细,不但是工尺谱记谱观念与记谱法的发展,还是为了挽救昆曲衰落的颓势,使之更有益于传播的一种努力；《振飞曲谱》和《昆曲汤显祖“临川四梦”纳书楹曲谱版》采取简谱记录昆曲的形式,不仅是对新型音乐教育的适应,更是为昆曲的普及与推广助力。第三章作为本文的重点,以昆曲的代表性段落——《牡丹亭·游园》[皂罗袍]为例进行个案分析,文中首先对《纳书楹曲谱》与《粟庐曲谱》的工尺谱记谱形式进行对比,又通过将《纳书楹曲谱》、《粟庐曲谱》、《振飞曲谱》、《昆曲汤显祖“临川四梦”纳书楹曲谱版》的简谱形式进行并置对比,选择典型唱腔段落,对《牡丹亭·游园》[皂罗袍]这一经典唱腔段落在四份曲谱上的呈现,进行整体的对比,并逐音逐句对每一句唱腔的行腔特点进行细致的对比、分析,最终证明,在“叶派唱口”约两百年的传承中,在不同的传人之间,不仅存在着传谱之间的传承关系,同时还存在着唱腔上具有共性的活态传承关系。并且还证明,“叶派唱口”的不同传谱,也反映有传人在演唱实践中不断形成的新的经验。
- 中西文化互观下的《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
- 作者：李欢 年份：2012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牡丹亭 杜丽娘 罗密欧与朱丽叶 中西文化比较
- 描述：其共性文化特征。基于此,多年来学界就《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进行比较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从整体看,既往的同类课题研究大多着眼于从多个视角探讨杜丽娘与朱丽叶形象的异同及原因,但在中西文化背景下全面比较两部作品在文化思想、主要人物形象、艺术审美、表演欣赏等角度的异同,并从辨异入手促进文化对话交流进而唤醒民族文化自信心、自豪感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化、系统化。而本文的写作,拟将这两部作品纳入中西文化的视野中互相关照,避免单一的文本解读,力求全面展现两部戏剧作品在主题结构、人物形象、宗教哲学、戏剧审美形式方面的异同。全文分为三章：第一章探讨两部剧作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的异同。其中以杜丽娘与朱丽叶的比较为重点,揭示她们性格、爱情的文化特质；兼顾柳梦梅与罗密欧、杜宝与卡普莱特、陈最良与神父的形象比较。第二章辨析两部剧作所体现的主题思想。从宗教哲学入手,进而探求中西生死观及“梦意识”对两位作家创作剧本的影响。第三章深入分析两部作品的美学观念,得出两部作品美学形态殊途同归、审美欣赏具有中西差异以及表现形态各擅胜场的结论。
- 《牡丹亭》主旨说演变研究
- 作者：吴洁 年份：2012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 描述：《牡丹亭》主旨说演变研究
- 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以《牡丹亭》的英译与传播为中心
- 作者：赵征军 年份：2013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中国戏剧典籍 文学译介 《牡丹亭》 经典化 边缘化
- 描述：多年的中国戏剧典籍“西渐”过程中，诸多汉学家和华裔学者如艾克顿、张心沧、翟楚/翟文伯、白之、宇文所安等人为中国戏剧典籍及《牡丹亭》的英译和对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诸多国家翻译文化工程推动之下，中国戏剧典籍迎来了对外译介的黄金时节，《牡丹亭》的对外译介呈现加速度的发展趋势，张光前、汪榕培、许渊冲/许明等国内译者的新译本竞相涌现。到目前为止，国内外不同版本、类别的英译本已逾二十余种。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包括《牡丹亭》在内的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具有“单一性”、“规定性”、“分散性”的显著特征。研究者多从语文学模式出发，提出中国戏剧典籍“应该”如何翻译，而对作为跨文化交际意义而存在的戏剧典籍英译过程中涉及到的机构、市场、形式库、消费者等各种制约因素、尤其是译本在目地语系统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多有忽略。这与中国戏剧典籍英译的跨文化特性大相抵牾，也与当前《牡丹亭》的英译盛况及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意图的实现格格不入。因此，本文拟以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理论、译介学、佐哈尔文化构建论为基础，以翻译规范、创造性叛逆、赞助者、诗学、意识形态等概念为切入点，在中英文学、文化系统之下客观考察、描述《牡丹亭》英译过程中的翻译、传播、影响等问题，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期对当下的戏剧典籍英译和其他翻译文化工程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意见。研究表明，在中国戏剧典籍《牡丹亭》“西渐”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汉学家、华裔学者“译入”模式和国内学者“译出”模式，而且两种模式产出文本的最终结果也截然不同。前者是英美文化系统在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文化构建需求而对中国戏剧典籍进行的主动式译介。后者是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出于复兴中华文化、改变中国国家形象为目的，译者主体与国家意志相结合之后，面向英美文化系统的一种推介方式。在第一种模式之下，身处英美文化系统之下的译者能够协调自身翻译活动与目标语机构、读者、市场等因素之间的关系，采用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以适应本土意识形态、诗学及文化形式库调整的需求。其翻译规范由面向译语系统的可接受性原则转向面向原语系统的充分性原则，最后定格在以译者为中心、充分性与可接受性有机结合的规范之下。尽管汉学家和华裔学者的翻译风格不尽相同，但在唱词/诗文、双关/暗讽等文字游戏、个性化语言、文化意象这些关键要素的处理上，他们基本上形成了一定的默契：尊重原文唱腔和诗词的格律和形式，但绝不因韵损义，而是以英语自由诗灵活多变的诗行、大致相仿的节律来翻译原文的内容和神采，必要时，辅之以扼要的注释来解释文中带有强烈中国文化特色的语言和文化现象；在处理双关/暗讽等文字游戏和个性化的语言时，译者首选的策略是在原文语义框架内创造性的再现原文的表达效果，并以地道的语言将不同人物的语域特征加以区分；在对待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他们采取的是尊重而非清洗的态度。其文本接受对象，也由普通的英语大众读者转向具有汉语语言和文学教育背景的专业读者。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由于翻译策略、外部影响因素等差异的存在，不同的文本在流通渠道和象征性资本再生产领域的表现各不相同。艾克顿、翟氏父子译本逐渐被边缘化，而白之、宇文所安、张心沧的译本则得到了英美文化系统读者的青睐。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白之译本在目的语市场、机构、读者等因素的推动之下，逐渐融入英美文化汉语文学教育体系，最终改变了目的语汉语戏剧文学形式库的构成。此外，白之所译《牡丹亭》还不断被收入专业人士所编各类中国文学选集、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工具书之中，实现了“经典化”，成为英美文化系统大中院校学生反复阅读的对象。就效果而论，白之《牡丹亭》译本的经典化不仅推动了《牡丹亭》在英美文化系统内的进一步传播和美国本土的文学创作，还对后续的文本生产、流通方式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第二种模式生产的译本实际上出于原语文化建构的需求，对目的语文化形式库的一种的“规划”或“干涉”。在经历个人与国家意志结合的两种方式变革之后，在国家政治和文化需求或明或暗的影响之下，国内译者采用或选译、或编译或全译的方式，实现了《牡丹亭》的对外译介。其翻译规范由面向译语系统的可接受性原则转向面向原语系统的充分性原则，最终定格在面向原语系统为主、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规范之下。在杨氏夫妇早期的《牡丹亭》对外译介过程中，为英语读者计，译者对原文的戏剧形式、内容、文学意象、典故等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语言现象都被进行了简化处理，且少有注释。在唱词诗文的翻译上，译者不拘于原文的韵律和形式，采用自由诗的形式进行了对译。当20世纪90年代张光前英译《牡丹亭》时，译者对原文的文化内涵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在唱词和诗文的翻译上，译者采用素体诗英译的策略，并试图保留原文的节奏、韵律甚至是原文的分行方式。而2000之后出现的汪榕培、许渊冲/许明译本则从自身的翻译理念出发，对原文的戏剧诗学形式给予了较多关注。其翻译规范基本上服务于译者“传神达意”“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翻译理念。在唱词、诗文等关键点的翻译上，为了实现各自的翻译目标，三位译者都采取了多种方法来重塑原文的音韵和形式之美。但对原文韵律、形式的追求迫使译者不得不对原文诸多的语义信息、文学文化意象进行了抽象化、泛化、甚至是删节的处理。而且全剧55出，两类译文竟无一处英文注释对原文涉及到的历史文化现象进行解释。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信息的一种过滤，与英美文化系《牡丹亭》英译的主流翻译规范存在较大反差。当上述译文借国家之力进入英美文化体系之后，无论是在流通领域，还是在象征性资本的再生产渠道，它们都未得到目标语读者的充分肯定。以白之为代表的英美文化系统生产的《牡丹亭》译本仍处于绝对的主宰地位，国内各译本目前仍然无奈的处于“边缘化”状态。“经典化”与“边缘化”的强烈对比实际上言说了《牡丹亭》国家译介形式的失利。追根溯源，其原因主要在于《牡丹亭》对外推介行为发起者和组织者对文学译介活动和英美文化系统《牡丹亭》译介现状认识的不足。从操作层面来看，国内译者不太合理的翻译策略和意向读者的错位也是其失利的重要根源。它对当下的中国戏剧典籍对外译介及中国文学“走出去”诸多翻译文化工程的启示在于：在启动某些翻译出版工程之前，必须树立正确的文学译介理念；在制定计划时，要广泛征求英语读者，尤其是以汉学家为代表的专业人士的意见，进而理清“译什么”和“为谁译”的问题。在“谁来译”这一问题上，《牡丹亭》英译这一个案再次清楚表明单纯依赖国内译者的努力实在是不明智之举，充分发挥西方汉学家和华裔学者的优势，中外合作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有效途径。在“如何译”这一问题上，则要求译者在进行翻译操作之前，客观细致分析具体文本的译介现状，从目的语市场和读者需求出发，超越归化和异化的藩篱，或编译、或选译、或全译，以灵活务实的方式将中国文学作品译入英美文化系统。当然，延伸、拓宽中国文学对外传播途径，开拓新的传播渠道，切实施行图书制作、出版、发行的“本土化”计划也是推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