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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在编纂、标校--评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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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烈 来源:博览群书 年份:1994 文献类型 :期刊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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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功在编纂、标校--评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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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在编纂、标校──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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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烈 来源: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份:1994 文献类型 :期刊文章 关键词: 袁枚 王英志 标校 古籍整理出版 清代文学 随园 校点本 诗文集 古典文学研究 袁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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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贵在编纂、标校──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评介周烈近几年来,清代文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已逐渐扭转了过去古典文学研究只热衷于明清以前的局面。仅以古籍整理出版而言,清代的诗文集、小说集、戏曲集等整理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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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伯3619唐诗写卷校录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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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俊 来源:社科纵横 年份:1994 文献类型 :期刊文章 关键词: 《全唐诗》 《唐诗纪事》 敦煌 王重民 写卷 佚诗 校录 马云奇 王烈 《元和郡县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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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敦煌伯3619唐诗写卷校录平议徐俊敦煌伯3619唐诗写卷收诗之多,仅次于伯2555唐人诗文选集残卷和伯2567.2552唐入选唐诗拼合卷,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王重民先生《补全唐诗》(《全唐诗外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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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黄丕烈校跋本《青城山人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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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先行 来源:图书馆杂志 年份:1984 文献类型 :期刊文章 关键词: 青城山 上海图书馆 黄丕烈 王烈 校跋 藏书家 永乐大典 研究领域 线装书 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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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洪武末以荐摄郡学教授,不久又擢升为翰林五经博士。永乐初年,进检讨、右春坊、右赞善,并参加了《永乐大典》的编纂。曾经与群臣应制撰《神龟赋》,他压倒群彦,夺取第一,由此声名大噪。在诗的创作上,他出入汉、唐,诗语隽永,深得唐人风格。关于《青城山人诗集》的刊刻年代,过去各家目录所载,如莫氏《郘亭知见传本书目》、邵氏《增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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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集笺校》志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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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健章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年份:1988 文献类型 :期刊文章 关键词: 袁宏道 钱谦益 何良俊 王世贞 二十年 出生前 嘉靖 进士 万历 罗汝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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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世贞为作《挽何翰林元朗》(见《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二十九《诗部》),至宏道官吴县时,世贞早已去世.可见,宏道恨未与之"倾肠一吐"者,决非何良俊兄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张太学献翼》:"献翼,字幼于.……好游大人,狎声妓,以通隐自拟,筑室石湖坞中,祀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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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周妙中先生点校的《蒋士铨戏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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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树英 来源:戏曲研究 年份:1995 文献类型 :期刊文章 关键词: 底本 校本 点校 戏曲作品 蒋士铨 戏曲古籍 汤显祖 曲律 断句标点 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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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近时,中华书局出版了周妙中先生点校的《蒋士铨戏曲集》,把蒋士铨现存的全部戏曲作品汇成一个专集,底本采用传世的最佳版本,校正了底本存在的错讹,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基础工程,给读者和戏曲研究者提供了很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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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刻本《周礼注疏·夏官》校读小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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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常相波 来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期刊文章 关键词: 《周礼注疏·夏官》 阮刻本 文渊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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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本文以阮刻本<周礼注疏>为底本,以文渊阁本<周礼注疏>为对校本,对<周礼注疏·夏官>部分逐字校勘,发现文渊阁本有许多可订补阮刻本之讹误者.现摘出八条,列举如下,以见文渊阁本之校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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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应是技工院校发展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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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洪涛 来源:科教导刊 年份:2012 文献类型 :期刊文章 关键词: 职业教育 技工教育 校企合作 办学模式 产学训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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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本文根据技工院校的培养目标及特点,初步探讨了产学训相结合的办学模式,通过实施校企合作的一些经验,总结并提出了对学生进行有效管理的办法;阐述了实行校企合作,力求实现“三赢”的主要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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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全文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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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震云 来源:诗经研究丛刊 年份:2001 文献类型 :期刊文章 关键词: 吴敬梓 孔子删诗 文王 雅颂 诗说 孔颖达 礼乐 周礼 君子 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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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文木山房诗说全椒吴敬梓敏轩纂孔子删诗太史公日:"古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商之盛,至于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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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於便民」:北宋熙宁至元佑时期的民情与朝议攻防(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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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童永昌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王安石 司马光 熙宁变法 民本思想 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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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份,並指出即便雙方有開源、節流的差異,但都有意將國用與民生等而觀之,並試圖達到益國便民。雙方都認為對方的理論有缺陷,王安石面對嚴厲攻擊,則一方面指出政策服膺義理,並且真正重視百姓。第二章討論具體的民情,說明官僚如何引介百姓不利於新法的事證,藉此攻擊政府;另一方面,王安石與其同僚則想方設法自圓其說,擺脫不利事證的指控。兩派的攻防不僅表現在文字上,也表現在資訊管道的爭奪上。第三章則講述官僚如何在無可辯護之際,嘗試超越民情,訴諸法令的本意,從而切斷了政策與民情的關係。第四章則是事實競逐的尾聲,隨著神宗去世、新政罷廢之際,似乎象徵反對派官僚眼中民情的勝利。元祐的官僚意圖重建政策與民情的關係,聲言「更化」立基於百姓的意願,然而與此同時,他們對於相斥的事實,也自有超越的辦法,這使元祐的官僚在下一波政治動盪中蒙受「害民」的指責,而這正好是他們過去善用的指控。
在結論中,我將簡單總結前四章的觀點,並且重新檢討民情在政府決策辯論中的效果。民情並非毫無作用,官僚積極運用民情從事政爭,說明民情的關鍵地位;然而官僚在推崇民情之際,也為超越民情留下了退路。訴諸官僚的智慧以及法令的大意,使他們可以無視不利政策的民情,這構成民情作用的限制。另一方面,官僚自由詮釋民情,也僅能自我說服。民情本屬客觀可驗證的標準,至此卻成為主觀的論辯材料,北宋官僚的「意氣之爭」並不僅是他們不懂得就事論事,剛好相反,他們的爭論,正好來自「事實」。傳統中國「民本」思想與現實政治在十一世紀彼此激盪,從而透露了官民互動的複雜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