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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与王安石政治关系研究
- 作者：刘森 年份：2012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苏洵 苏轼 苏辙 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 政治关系 思想变化
- 描述：，第一章是探讨苏洵与王安石关系，苏轼对王安石的初步印象可能便来源于其父，其父对苏轼的思想成型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探讨《辨奸论》的真伪问题就成为了重中之重，经过考证，最终得出了《辨奸论》为苏洵所作的结论，为后来的立论创造土壤。第二节为苏洵与王安石交往时间考，细致的整理资料后发现，学界一致认同二人相会在嘉祐元年，但经过考证，确切时间是嘉祐六年，嘉祐六年方是苏洵与王安石关系的分水岭，尤其在考证送裴如晦出知吴江的宴会时间，通过之前学界未用过的《嘉靖吴江县志》将时间确定在嘉祐六年。第三节分析苏、王交恶的原因，首先是张方平对苏轼思想之影响，而最主要原因当是二人政治主张之不同，甚有针锋相对之意。第四节探讨《辨奸论》之影响与意义，《辨奸论》之出现也便意味着二人之仇怨已至无法可解之地步，便如鸿沟一般隔开二人，以至于对后来苏轼兄弟与王安石之态度产生了深刻影响，并贯穿一生。第二章主要论述“乌台诗案”之前苏轼与王安石之关系，此时期又可分为三个小阶段，这是苏轼与王安石激烈争斗的阶段，第一阶段为苏轼入京至王安石参知政事阶段，由于此时王安石尚未入相，二人之争斗限于“暗战”方式，互有抨击但属于政见之争，此阶段以苏轼的《进策》为主，对王安石之变法思想提出很大的疑问，所以此阶段可称为“矛盾蓄势期”，此阶段特点就是苏轼与王安石处在一种互有攻击，但尚在一种可控制状态，虽暗中俱有火气，表面上尚未针锋相对。第二阶段为王安石入相到苏轼出知杭州阶段，在此期间，由于王安石参知政事，他的政治主张也由政论而被定为国策，于是苏轼公开的猛烈抨击王安石以及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也以手中权力向苏轼报复，甚至不惜动用政治手段诬陷苏轼，这一阶段是二人矛盾的高峰期。第三阶段就是苏轼出知杭州至“乌台诗案”阶段，这一阶段由于苏轼远离了权力中心，所以苏轼只能以诗歌发泄牢骚的方式表达对新法的不满，相对于在京城时期与王安石的巅峰对峙，此时进入平缓期，但是在此期间苏轼之思想却有微妙变化，在实践中苏轼逐渐看见了变法中的一些合理因素，于是苏轼“因法以便民”。第三章是从“乌台诗案”到王安石去世，这是二人矛盾的缓和期，分为两节，第一节围绕“乌台诗案”展开，“乌台诗案”无论从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让苏轼痛定思痛，于是苏轼在此期间表达了一些悔意，其中固然有无奈之举，更多的还是真心反省，这也是苏轼思想的变化期。第二节主要探讨金陵之会的意义，这是苏轼与王安石达成和解的重要一步，苏轼思想的逐渐转变为相会王安石提供了最有力的条件，于是二人达成初步一致，也成为后面苏轼维护某些新法的基础。至此苏轼思想完成了转变，由最开始的要求变革，到反对新法，再到初步认识新法，再到深深反省再到最后的维护变法，苏轼的思想完成了一个循环，但是这却是一个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过程，在变化中改变着与王安石的政治关系。第四章是后王安石时代，苏轼与其的关系，金陵之会的达成一致，苏轼便以旧党的身份维护了某些新法，虽然其中仍有对王安石的痛诋，但，却是非正常状态下的非常手段，并非是其本意，苏轼对王安石还是颇有钦敬之情的。
- “千古伯乐”欧阳修
- 作者：晏建怀 来源：时代青年(上半月) 年份：2012 文献类型 ：期刊文章 关键词： 欧阳修 宋仁宗 曾巩 伯乐 苏轼 文章 张方平 苏洵 梅尧臣 晏殊
- 描述：,极尽赞美,竭力推荐,使当时一大批籍籍无名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名垂后世,堪称“千古伯乐”。 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曾巩,给文坛泰斗欧阳修写了一封自荐信,并献《时务策》,表达政见。
- 考官避错嫌,苏东坡丢状元
- 作者：魏羲之 来源：文史博览 年份：2012 文献类型 ：期刊文章 关键词： 欧阳修 苏轼 苏东坡 文坛盟主 唐宋八大家 曾巩 考官 状元 选拔人才 苏洵
- 描述：。 对于三个来自天府之国四川的才子，欧阳修早有耳闻，况且苏洵从四川来时还带来了当时四川长官名儒张方平的推荐信。见面之后欧阳修看到苏轼兄弟器宇不凡，对他们更是刮目相看。 按照科举考试规定，春闱是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也是举子们最荣耀的时刻，有资格参加的都是已经取得举人资格的学子。时间一般从正月到三月，历时九十天之久。 先考历史或者政论；接着考经典古籍；然后在皇帝的监察之下考诗赋，最后再考策论。不少考生因为体力不支中途退出，眼睁睁看着就要进入官场也只能望殿兴叹。而苏轼兄弟凭着自己的强健体魄和深厚功底，一步一步走到了最后。每场考试都优等过关。最后一场考策论，苏东坡才思敏捷，挥洒自如，很快就完成了一篇经典之作《刑赏忠厚之至论》。 主考官欧阳修看到这篇文章，不禁拍案叫绝，他传给同考考官梅圣俞等人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