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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初揭暄对宇宙论的会通
- 作者：陈悦 年份：2009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揭暄 揭暄 天 天
- 描述：对传统宇宙论产生了巨大冲击。本文所关注的是在中西学碰撞过程中，以揭暄为代表的遗民学者在重构宇宙论所作的具体工作、中西学在其论说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理论在中国宇宙论发展史中的意义。 明清鼎革，导致大量遗民学者以避乱为机缘，结社为学。作为其中一员，揭暄亦选择筑庐隐居，游学于赣闽一带的学社，结交方以智父子、易堂九子、游艺以及程山学派核心人物等众多名士。揭暄热衷实学，在青年时期已著成天文学书籍《昊书》及军事理论《兵经》和《战书》。活跃于赣闽学术圈的经历，令揭暄接触到大量西方天文学书籍，在西书和相交士人天文学观点的启发下，揭暄将《昊书》进一步进行改造，撰成会通传统与西方宇宙论说的著作《璇玑遗述》。 本论文从五方面开展具体研究：介绍并分析中国传统宇宙论、早期传入中国的西方宇宙论说的情况和主要观点，以及西学在揭暄游学地区的传播和影响；考证揭暄及其家人生平、揭暄各类论著的内容及存世情况；针对《璇玑遗述》的各版本进行细致分析和对比，并比较《昊书》与《璇玑遗述》在表述结构上存在的较大差异，分章缕析《璇玑遗述》的具体知识内容并总结其在宇宙的构成和结构、星体运行、“气”与二行、历理方面的核心观点；分析揭暄宇宙论的中、西方天文学的具体知识来源；探讨揭暄宇宙论对知识的结构和内容的重构以及其对同时代和后世天文学家产生的影响。 研究表明：揭暄的天文学观点是多源的，其老师方以智对其学术观点的具体影响并非如以往观点认为的那样深刻，实际上，与揭暄同时代的游艺、方中通、邱维屏的天文学观点、中国传统的宇宙论、西方传入的早期宇宙论均对《璇玑遗述》形成产生过塑造作用。就知识内容而言，揭暄对宇宙的物质存在和生成过程的说明基本上是以中国传统“气”论进行解释；对于宇宙的基本模型(除金星与水星绕日旋转外)、行星排布、星体的圆形观念、行星的属性等问题的阐释，均接受了西学的说法。总的来看，揭暄的宇宙论是在会通中、西知识基础上重构而成的一个既有别于传统又有别于西法的自洽宇宙论说。 揭宣研究宇宙论的意图是希望由“质测”走向“通几”，他对中学与西学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其天文学理论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又接受了大量西方“质测”知识和部分“通几”结论，表明他对西学持有较为开放的态度。揭暄宇宙论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与经验世界紧密联系，其说理方式多是“类比+设喻+经验”，显然未受传入的西方逻辑推理方式影响，可见西学为揭暄提供的仅是具体的知识内容。揭暄未能站在“西学东渐”的最前沿，因此西学在揭暄那里已是“二次传播”，揭暄的工作属于“再会通”，其会通的产物显然具有两种文化“混血儿”的特点。 遗民学者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学术群体，相对有限的交往圈和先天的对外族的排斥，导致其文化开放态度的局限性，遗民身份在揭暄的学术表达上也有一定体现。不过，就揭暄会通中、西天文学以重构宇宙论的个案来看，西学以其合理性对遗民学者显然已能够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由此更可反衬出明清时期西学影响之深刻。明清时期“西学东渐”对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第二次浪潮应起到了一定的科学启蒙作用。
- 艾南英《天傭子集》研究
- 作者：殷金明 年份：2008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艾南英 《天傭子集》 版本 八股文理论 内容及风格
- 描述：出《天傭子集》在后世湮没不闻的原因。通过以上研究，我们一方面对艾南英其人其文有了更为客观细致的认识，另一方面对明末时文也有了更为深入全面的了解。
- 虞集《姚天福神道碑》及其书法研究
- 作者：柴秀敏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元代 虞集 奎章阁 书法史观 艺术风格
- 描述：思潮,力推魏晋古法的一名重要书家。其清劲雅正的书法风格突出于元中期书坛,是元中期奎章阁书家的重要代表。后人称其书“篆、隶得汉人笔意,行、楷直抵晋唐”,“古隶为当代第一”。然世人对《姚天福神道碑》及虞
- 《周礼》中的圜丘祀天礼研究
- 作者：朱琨 年份：2012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周代 周礼 圜丘祀天 天神崇拜
- 描述：丘祀天礼进行全面系统地考察。本论文主要分为六部分,分别论述圜丘祀天礼的背景,所用饮食器及食物,所用璧圭、乐器与服冕,前期准备工作,祀天的具体仪式与过程,以及其中所体现的周人天神信仰等问题。一、《周礼
- 「志於便民」：北宋熙宁至元佑时期的民情与朝议攻防（1069
- 作者：童永昌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王安石 司马光 熙宁变法 民本思想 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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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份，並指出即便雙方有開源、節流的差異，但都有意將國用與民生等而觀之，並試圖達到益國便民。雙方都認為對方的理論有缺陷，王安石面對嚴厲攻擊，則一方面指出政策服膺義理，並且真正重視百姓。第二章討論具體的民情，說明官僚如何引介百姓不利於新法的事證，藉此攻擊政府；另一方面，王安石與其同僚則想方設法自圓其說，擺脫不利事證的指控。兩派的攻防不僅表現在文字上，也表現在資訊管道的爭奪上。第三章則講述官僚如何在無可辯護之際，嘗試超越民情，訴諸法令的本意，從而切斷了政策與民情的關係。第四章則是事實競逐的尾聲，隨著神宗去世、新政罷廢之際，似乎象徵反對派官僚眼中民情的勝利。元祐的官僚意圖重建政策與民情的關係，聲言「更化」立基於百姓的意願，然而與此同時，他們對於相斥的事實，也自有超越的辦法，這使元祐的官僚在下一波政治動盪中蒙受「害民」的指責，而這正好是他們過去善用的指控。
在結論中，我將簡單總結前四章的觀點，並且重新檢討民情在政府決策辯論中的效果。民情並非毫無作用，官僚積極運用民情從事政爭，說明民情的關鍵地位；然而官僚在推崇民情之際，也為超越民情留下了退路。訴諸官僚的智慧以及法令的大意，使他們可以無視不利政策的民情，這構成民情作用的限制。另一方面，官僚自由詮釋民情，也僅能自我說服。民情本屬客觀可驗證的標準，至此卻成為主觀的論辯材料，北宋官僚的「意氣之爭」並不僅是他們不懂得就事論事，剛好相反，他們的爭論，正好來自「事實」。傳統中國「民本」思想與現實政治在十一世紀彼此激盪，從而透露了官民互動的複雜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