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结果相关分组
- 传统戏剧中文化因素的翻译：以《牡丹亭》英译本为例
- 作者：杨玲 年份：2012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文化转向 文化转向 古典戏剧 古典戏剧 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 《牡丹亭》 《牡丹亭》
- 描述：是近年来，翻译学的重点逐渐转移到文化层面，关于翻译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开始盛行，“文化转向”概念被广泛接受。这一概念打破了过去传统的翻译观，引入新的翻译视角，为翻译开辟了新的道路，进一步促进了翻译的发展。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之一《牡丹亭》是中国著名古典戏曲的传世之作，它的情节、主题和语言都影响极大。《牡丹亭》和《红楼梦》、《西厢记》并称为中国历史上三大经典爱情故事。《牡丹亭》全剧55出，引经据典、文字优美。但当人们对汤显祖才华钦佩的同时，如何将原文中的文化因素尽可能的在译文中保留，这对翻译者是个不小的考验。目前《牡丹亭》的英译本主要有三个，分别是Cyril Birch,张光前和汪榕培的英译本。本文通过对这三个译本中文化因素翻译的对比，旨在探讨不同翻译策略影响下，译本的不同以及如何翻译才能最多的传达原文的信息，更好的将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 《牡丹亭》的情與夢
- 作者：陳瑞成 年份：1996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情至」思想 「情至」思想 杜麗娘 杜麗娘 《牡丹亭》 《牡丹亭》 情與夢 情與夢 湯顯祖 湯顯祖
- 描述：常深遠的影響。當時文藝思潮如李贄的《童心說》、公安派的「性靈說」擺脫傳統禮教的束縛，在這種文學風氣的影響下，湯顯借由夢幻成功地塑造了杜麗娘「天下第一有情人」的典型形象。 湯顯祖的「至情」論的演繹方式是借戲劇來展現，「至情論」的演繹方式是借戲劇來展現，。湯顯祖的「理無情有」、情不可以論理，死不足以盡情。湯顯祖所稱「師講性，某講情」，其中「性」、「情」截然兩分。而陳繼儒則強調「化情歸性」。 情在中國文學裡的體現、情與儒、道、釋之關係。夢在中國文學裡的體現，夢與中國古代文學藝術、夢與人生的意義。「因情成夢，因夢成戲」的《牡丹亭》；從形而上之情到湯顯祖之情，《牡丹亭》之情、杜麗娘的情、杜麗娘的夢。探索《牡丹亭》的創作意旨：究竟是反對程朱理學、追求個性解放、或期待「有情天下」早日到來、或寄寓個人政治理想早日實現或是「情」可以造就出「理」無法解釋的愛情現實，而不是針對「理」的價值作相對的貶低。 《西廂記》與《牡丹亭》的愛情哲學、「真情至性」；「湯詞沈律，合之雙美」的《長生殿》；《牡丹亭》在《長生殿》、《桃花扇》的回歸；《牡丹亭》與《紅樓夢》情之不同，《紅樓夢》是《牡丹亭》有緣的「後世知音」。杜麗娘遊園驚夢，因夢傷情，尋覓生死不渝的夢幻愛情，與《西廂記》、《紅樓夢》、《長生殿》、《桃花扇》之間的微妙連繫，《牡丹亭》是樞紐位置，它讓「情與夢」綿延流傳！
- 人物•情•花园：从「才子佳人」到《红楼梦》
- 作者：潘玉薇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牡丹亭》 才子佳人 《红楼梦》 情 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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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型故事的發展脈絡，並從人物形象、「情」的觀念和「花園」的空間設置等幾個文學母題的表現來觀看這些作品繼承與轉變的軌跡，以及其中的反省與意義。
關於論文的章節內容，第一章是緒論，說明論文寫作的動機與目的、近代研究的概況以及研究材料和範圍。
第二章旨在探討從才子佳人故事到《紅樓夢》中，「才子」和「佳人」的形象變遷。「佳人」的形象塑造一直是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改變，而「才子」的形象到了《紅樓夢》則歷經一個大翻轉。
「情」可說是以男女婚戀為主要內容的才子佳人故事最核心的主題，第三章即嘗試將晚明至《紅樓夢》主情觀念的發展做一番梳理，並探究「情」與「欲」、「理╱禮」、「才」和「空」等概念在作品中的對話與反思。
第四章則透過分析才子佳人故事大量使用的「花園」，探討在這些作品中，花園的作用和在愛情中其位置的挪移，認識這個特殊的空間設置在才子佳人類型作品中的重要性。
第五章是結論。
- 昆曲《牡丹亭》音乐研究：兼谈青春版《牡丹亭》
- 作者：李砚 年份：2007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昆曲 音乐分析 音乐本体 戏曲唱腔 《牡丹亭》
- 描述：科文组织列为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04年，由台湾著名学者白先勇先生制作，两岸三地艺术家携手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在全国范围内的上演，更带给这门古老的艺术以青春的喜悦和生命。 本论文以昆曲《牡丹亭》为切入点，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音乐分析和音乐本体的研究。全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对昆曲形成发展史的回顾；第二章是《牡丹亭》的艺术分析，是全文的重点，首先是对汤显祖的生平简介以及对其《牡丹亭》创作理念的分析，然后从剧情、人物形象概述、主要矛盾分析入手，并选取了《游园》、《惊梦》、《拾画·叫画》三出成套唱腔，对其进行音乐本体的分析和研究，得出南昆风格戏曲唱腔的特点；第三章是对青春版《牡丹亭》艺术成就及影响的总结，希望能够对昆曲的保存和发展有一定的助益。
- 对比研究《牡丹亭》两个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关联理论视角
- 作者：常聪敏 年份：2011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关联理论 文化负载词 《牡丹亭》 翻译 比较
- 描述：示推理的交际行为,“确切的说是一种跨语言的解释性运用行为。”(2004；211)关联原则的一致性要求翻译必须要能够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又不让读者付出不必要的认知努力去获得这些语境效果。通过从关联理论视角对比《牡丹亭》两个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本文试图找到最佳关联的翻译。本文的正文主要包括四章。第一章回顾了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包括对关联理论的研究、《牡丹亭》翻译的研究以及文化负载词的研究。第二章论述了本研究的理论框架,首先介绍了关联理论的基本概念,接着探讨了格特的关联理论翻译观。第三章探讨如何运用关联理论翻译文化负载词。根据关联原则,本文得出成功的文化负载词翻译应该是最佳关联的翻译,也就是说这样的翻译应该能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而不让译文读者付出不必要的处理努力去获取这些认知效果。第四段从关联理论视角比较了西里尔·伯齐的译本和张光前的译本中关于《牡丹亭》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多数情况下,张光前正确地推断出原文作者的信息意图,也对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做出了正确的假设,这使得他的翻译产生了足够的语境效果且没有让译文读者付出不必要的认知努力。而伯齐没有正确的推理出原文作者的意图,且错误地假设了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所以其多数的翻译没有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让译文读者付出了不必要的认知努力。不过,少数情况下,伯齐的翻译比张光前的翻译更加关联,因为伯齐在原文与译文相似性方面做出了正确的决策,这使得译文读者用较少的认知努力从他的译文中找到了足够的语境效果。从比较当中可以总结出,张光前的大部分翻译取得最佳关联,而伯齐的小部分翻译取得了最佳关联。这一结果表明关联理论不仅能有效地解释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也能够指导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翻译的成功与失败取决于译者能否遵循关联原则—“做与寻找最佳关联相一致的事情”(格特,2004：124)为了这两轮明示推理交际的成功,译者要考虑原文交际者与译文读者间认知环境的差异。另外,要决定哪些是对读者来说值得保留的关联的方面,译者必须斟酌其潜在的语境效果与处理努力。
- An Ethical Insight into the T
- 作者：张翠进 年份：2012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翻译伦理学 中国古典戏剧 《牡丹亭》 英译本 戏曲翻译
- 描述：An Ethical Insight into the T
- 互文性视域下的《牡丹亭》及其翻译研究：A Comparat
- 作者：王思雪 年份：2013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互文性 翻译研究 《牡丹亭》 汪榕培 西里尔·伯奇
- 描述：本和社会文化。互文性被定义为符号系统的互换一一一个或几个符号系统与另外的符号系统之间的互换。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英国学者哈蒂姆和梅森把翻译研究与互文性理论相联系,提供了翻译研究的新视角,并为打开新视野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为探索性研究,以对《牡丹亭》原文中互文性的研究为基础,以汪榕培译本及西里尔·伯奇译本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并总结两译本针对互文性所采取翻译策略的差异,并试图总结翻译策略差异的原因、影响及价值。本文首先分层选取《牡丹亭》原文中的九出,依据西比奥克对互文性的分类对原文进行互文性分类,在此基础上举例、对比、分析两译本分别如何处理互文现象,试图分析总结其针对每一类别的互文性所采取的翻译策略。经研究发现,原文中四类互文现象出现最为频繁,分别为文学暗指、参照、陈词滥调和套语。中外译者对不同种类的互文现象采取的翻译策略各有差异。
- 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以《牡丹亭》的英译与传播为中心
- 作者：赵征军 年份：2013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中国戏剧典籍 文学译介 《牡丹亭》 经典化 边缘化
- 描述：多年的中国戏剧典籍“西渐”过程中，诸多汉学家和华裔学者如艾克顿、张心沧、翟楚/翟文伯、白之、宇文所安等人为中国戏剧典籍及《牡丹亭》的英译和对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诸多国家翻译文化工程推动之下，中国戏剧典籍迎来了对外译介的黄金时节，《牡丹亭》的对外译介呈现加速度的发展趋势，张光前、汪榕培、许渊冲/许明等国内译者的新译本竞相涌现。到目前为止，国内外不同版本、类别的英译本已逾二十余种。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包括《牡丹亭》在内的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具有“单一性”、“规定性”、“分散性”的显著特征。研究者多从语文学模式出发，提出中国戏剧典籍“应该”如何翻译，而对作为跨文化交际意义而存在的戏剧典籍英译过程中涉及到的机构、市场、形式库、消费者等各种制约因素、尤其是译本在目地语系统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多有忽略。这与中国戏剧典籍英译的跨文化特性大相抵牾，也与当前《牡丹亭》的英译盛况及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意图的实现格格不入。因此，本文拟以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理论、译介学、佐哈尔文化构建论为基础，以翻译规范、创造性叛逆、赞助者、诗学、意识形态等概念为切入点，在中英文学、文化系统之下客观考察、描述《牡丹亭》英译过程中的翻译、传播、影响等问题，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期对当下的戏剧典籍英译和其他翻译文化工程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意见。研究表明，在中国戏剧典籍《牡丹亭》“西渐”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汉学家、华裔学者“译入”模式和国内学者“译出”模式，而且两种模式产出文本的最终结果也截然不同。前者是英美文化系统在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文化构建需求而对中国戏剧典籍进行的主动式译介。后者是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出于复兴中华文化、改变中国国家形象为目的，译者主体与国家意志相结合之后，面向英美文化系统的一种推介方式。在第一种模式之下，身处英美文化系统之下的译者能够协调自身翻译活动与目标语机构、读者、市场等因素之间的关系，采用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以适应本土意识形态、诗学及文化形式库调整的需求。其翻译规范由面向译语系统的可接受性原则转向面向原语系统的充分性原则，最后定格在以译者为中心、充分性与可接受性有机结合的规范之下。尽管汉学家和华裔学者的翻译风格不尽相同，但在唱词/诗文、双关/暗讽等文字游戏、个性化语言、文化意象这些关键要素的处理上，他们基本上形成了一定的默契：尊重原文唱腔和诗词的格律和形式，但绝不因韵损义，而是以英语自由诗灵活多变的诗行、大致相仿的节律来翻译原文的内容和神采，必要时，辅之以扼要的注释来解释文中带有强烈中国文化特色的语言和文化现象；在处理双关/暗讽等文字游戏和个性化的语言时，译者首选的策略是在原文语义框架内创造性的再现原文的表达效果，并以地道的语言将不同人物的语域特征加以区分；在对待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他们采取的是尊重而非清洗的态度。其文本接受对象，也由普通的英语大众读者转向具有汉语语言和文学教育背景的专业读者。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由于翻译策略、外部影响因素等差异的存在，不同的文本在流通渠道和象征性资本再生产领域的表现各不相同。艾克顿、翟氏父子译本逐渐被边缘化，而白之、宇文所安、张心沧的译本则得到了英美文化系统读者的青睐。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白之译本在目的语市场、机构、读者等因素的推动之下，逐渐融入英美文化汉语文学教育体系，最终改变了目的语汉语戏剧文学形式库的构成。此外，白之所译《牡丹亭》还不断被收入专业人士所编各类中国文学选集、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工具书之中，实现了“经典化”，成为英美文化系统大中院校学生反复阅读的对象。就效果而论，白之《牡丹亭》译本的经典化不仅推动了《牡丹亭》在英美文化系统内的进一步传播和美国本土的文学创作，还对后续的文本生产、流通方式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第二种模式生产的译本实际上出于原语文化建构的需求，对目的语文化形式库的一种的“规划”或“干涉”。在经历个人与国家意志结合的两种方式变革之后，在国家政治和文化需求或明或暗的影响之下，国内译者采用或选译、或编译或全译的方式，实现了《牡丹亭》的对外译介。其翻译规范由面向译语系统的可接受性原则转向面向原语系统的充分性原则，最终定格在面向原语系统为主、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规范之下。在杨氏夫妇早期的《牡丹亭》对外译介过程中，为英语读者计，译者对原文的戏剧形式、内容、文学意象、典故等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语言现象都被进行了简化处理，且少有注释。在唱词诗文的翻译上，译者不拘于原文的韵律和形式，采用自由诗的形式进行了对译。当20世纪90年代张光前英译《牡丹亭》时，译者对原文的文化内涵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在唱词和诗文的翻译上，译者采用素体诗英译的策略，并试图保留原文的节奏、韵律甚至是原文的分行方式。而2000之后出现的汪榕培、许渊冲/许明译本则从自身的翻译理念出发，对原文的戏剧诗学形式给予了较多关注。其翻译规范基本上服务于译者“传神达意”“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翻译理念。在唱词、诗文等关键点的翻译上，为了实现各自的翻译目标，三位译者都采取了多种方法来重塑原文的音韵和形式之美。但对原文韵律、形式的追求迫使译者不得不对原文诸多的语义信息、文学文化意象进行了抽象化、泛化、甚至是删节的处理。而且全剧55出，两类译文竟无一处英文注释对原文涉及到的历史文化现象进行解释。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信息的一种过滤，与英美文化系《牡丹亭》英译的主流翻译规范存在较大反差。当上述译文借国家之力进入英美文化体系之后，无论是在流通领域，还是在象征性资本的再生产渠道，它们都未得到目标语读者的充分肯定。以白之为代表的英美文化系统生产的《牡丹亭》译本仍处于绝对的主宰地位，国内各译本目前仍然无奈的处于“边缘化”状态。“经典化”与“边缘化”的强烈对比实际上言说了《牡丹亭》国家译介形式的失利。追根溯源，其原因主要在于《牡丹亭》对外推介行为发起者和组织者对文学译介活动和英美文化系统《牡丹亭》译介现状认识的不足。从操作层面来看，国内译者不太合理的翻译策略和意向读者的错位也是其失利的重要根源。它对当下的中国戏剧典籍对外译介及中国文学“走出去”诸多翻译文化工程的启示在于：在启动某些翻译出版工程之前，必须树立正确的文学译介理念；在制定计划时，要广泛征求英语读者，尤其是以汉学家为代表的专业人士的意见，进而理清“译什么”和“为谁译”的问题。在“谁来译”这一问题上，《牡丹亭》英译这一个案再次清楚表明单纯依赖国内译者的努力实在是不明智之举，充分发挥西方汉学家和华裔学者的优势，中外合作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有效途径。在“如何译”这一问题上，则要求译者在进行翻译操作之前，客观细致分析具体文本的译介现状，从目的语市场和读者需求出发，超越归化和异化的藩篱，或编译、或选译、或全译，以灵活务实的方式将中国文学作品译入英美文化系统。当然，延伸、拓宽中国文学对外传播途径，开拓新的传播渠道，切实施行图书制作、出版、发行的“本土化”计划也是推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