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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中文化含义词的英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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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玉玲 来源：青年文学家·上半月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期刊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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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关键词：《牡丹亭》；文化含义词；翻译 [ 中图分类号]：I206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2-2139(2010)-05-0062-01 本年度有幸拜读了曼瑟尔? 奥尔森经典之作之一：《集体行动的逻辑》，这本书是“制度性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就像奥尔森本人所说“尽管我只是一个经济学家，但这一研究所做出的结论不仅对经济学家是有用的，而且对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也同样有用。”我打开这本书，就像遇到了磁铁，一下就被吸引了。它语言精练、易懂，虽没有晦涩的词句修饰，但清晰的逻辑、深刻的分析，就像白居易的诗句，平易浅畅，但意味深长。 奥尔森所著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理论分析的前提是“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和集体目标公共性。观点的提出基于对传统的集团理论的批判。在批评已有集团理论的基础上，奥尔森对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基础进行了完全不同的解释，提出并论证了他的观点。他力图证明的集团的目的是提供“公共物品”，但“公共物品”本身具有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导致集团成员“搭便车”的可能性极大，因此，理性的经济人宁愿不享受公共物品也不愿付出成本实现集团目标，所以理性的个人不会产生理性的集团行动。但是集团规模的不同，导致集团行动的结果也不同。小集团（人数、规模较小的集团）由于经济激励（成本与收益比较小）和社会的激励（去获取声望、尊敬、友谊以及其他社会和心理目标）的存在，而更具有凝聚力和有效性。潜在的集团由于不具有小集团的优势，一般不会组织起来，除非像工会中运用强制或集团作为“副产品”而存在或像商界游说疏通团体具有“特殊利益”。 在对这本书的理论有个整体感觉和印象前，某个别的论证引起我一些遐想与思考。在论证小集团的凝聚力和有效性一节时，他引用并论证“‘我们发现当你期待行动时，委员会应该小一些，而当你希望听取观点、反映时，委员会相对就应该大一些’这一情况显然不只限于银行。众所周知，美国国会和州立法机关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手中的。”这使我联想到中央党校赵虎吉教授曾经说过中国目前是“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解决大问题、不开会解决关键问题。”我们经常用这句话调侃中国民主不发达，这是值得反思的；但美国以民主最发达著称却也是与我们大同小异的决策机制，而且从奥尔森的逻辑论证看出这种现象确实有利于决策的时效性实现。这启示我们现阶段对决策的监督，更应该注重利益的表达通畅度与决策执行的监督力度。 奥尔森用“集体行动逻辑”理论分析马克思的国家和阶级理论时指出：“马克思强调个人自我利益，并认为阶级都意识到它们的利益，这自然是大多数评论家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的理由。一些人认为这是他的主要缺陷，他对于自我利益和理性强调的过头了……按照穆勒的观点，对政治广泛漠不关心就可以证明马克思认为人们能够实用和理性的参加阶级行动的观点是错误的……并没有出现马克思预期的那种阶级斗争，但凭此就认为马克思高估了理性行为的力量，这实际上并不正确。相反，没有出现马克思预言的那种阶级斗争，部分原因正是出于理性的功利主义行为。”这种分析问题的角度很新颖，让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又让人难以信服。如果所有人都想搭便车，为什么从古到今、从中到外有那么多次革命的发生？联想到大片《十月围城》，为了保护孙中山先生，很多人不惜牺牲宝贵的生命，他们垂留史册、令人感叹，但仔细的考虑一下，那些牺牲的人当中有几个知道孙中山先生是谁吗？他们要保护的人对于他们的长远意义是什么？用一句现代流行词，那就是他们“被革命了”（不是指是革命的对象，而是指他们被迫参加了革命，甚至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就是被后人称赞的革命。）那几位英雄们之所以冒死保孙，目的都是事先自己的各种利益，有的是为了完成父愿、有的是为了答谢主人的恩赐、有的是为了见到自己的女儿……参加革命可能是出于个人理性的目的，但是能吸引那么多人参加，领导者的作用是巨大的，就像剧情里的那位“老爷”，这是奥尔森没有想到的；同时，之所以没有发生像马克思预言的工人阶级革命，正是因为资产阶级后现代的统治方法，使很多工人认识不清自己的阶级处境、而不是真正的“理性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 作为“制度性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所提出的理论与方法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首先，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先驱布坎南、唐斯等学者相比，奥尔森的“潜在的集团” 即发现了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之外的无组织的潜在的利益集团的存在及其行为方式，这样的研究无疑扩大了公共选择理论的领域。 同时奥尔森所发现的潜在利益集团并总结出它们的行为方式，有助于我们解释日常的经济生活中的困惑。如大到关于消费者行动难题的理解，消费者为什么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抵抗开发商的侵权？小到共住一个厅里的几个小宿舍间面对共同问题的解决，因为大家都是“经济人”而每个人都想搭别人的便车去分享集体利益。 再者，他详细分析了大集团与小集团在实现集团的目标时效果的不同，启示人们对于组织大集团时，要充分运用“选择性激励”，这是一种激励机制，可能是惩罚性的、强制性的，也可能是奖励性的；可能是经济性的，也可能是社会性的，目的都在于激励成员为集体目标而贡献调动参加者的积极性，有利于最终目标的实现。这种激励机制的精髓也告诉我们，在选择激励措施时，因人而异，对症下药。每一种理论与观点的提出，背后都会有质疑的声音的存在，因为认识角度不同、集多家之见才可能使理论更为完善。历史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前进的。 首先，杨光斌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不要说人类今天的文明，就是在一些原始部落中，难道个体的行为只有利益计算而无制度与道德约束？难道奥尔森认为今天的政治依然处于霍布斯所描述的国家状态？”这样的质问虽然很犀利，但是有一定的道理，告诉我们每一种理论都有它的局限，对待它们应采取批判与理性的态度。同时组织中领导人的作用也没有得到奥尔森的足够重视。 基于此，我想到了徐大同先生一贯主张的观点：“理论联系实际”，学习古代，为了今天的中国，学习西方，为了东方的中国。我们认识每一种理论，都是为了汲取其中的精华、得到一定得启发来服务现实的建设与发展，因此，对待每种理论，不能迷信太深、亦不能以批评为荣；取其长处、启发我心，淀积知识、服务人民才是做学问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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