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寓言的诗性书写――李浩中短篇小说印象

【出版日期】2007.11.20

【版次】第二版

【入库时间】20110412

【全文】

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河北作家李浩的《将军的部队》榜上有名，这对于李浩来说不是爆了冷门，而是他长期努力的结果。我对李浩有过较长时间的关注，他是从写诗转而开始小说创作的，他写小说的时间虽然并不太长，但迄今也有60多篇中短篇小说发表。他的小说写得纯粹有趣，在河北年轻一代作家中是颇为难得的一个。

李浩曾在一篇短文中谈到自己的文学观，他说：“我更喜欢一种不确切发生的故事，在虚构中，我可以充分体验写作所带给我的飞翔或晕眩的快感。”“所谓真实的虚构，是一种作者心灵的真实，有了这种真实之后虚构也即有了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篇小说、诗歌的书写其实都是对‘我’的书写，没有‘我’出现的文学不可能优秀，即使他把小说中的生活描写得更像生活。”面对文坛的各种闹哄，李浩始终沿着先锋道路寂寞前行。他如一个独自远行的刺客，不断舞动自己的那把长剑，却没有现实的刺杀目标。实际上李浩从不相信文学的名目繁多的各种背离文学本质的功能，文学只是一种游戏，这样就使得他的创作成为一种游戏或“知识”，它不写实，而只是一种寓言，现代寓言。他所关注的不是具象，而是抽象，是形而上。因此，我在李浩的小说中看到的是诸如生存与死亡，偶然与必然，抗争与宿命，历史与叙述等高深玄妙的哲学命题。

《那只长枪》和《生存中的死亡》可以看作是姊妹篇，是迄今为止李浩写得比较好的一类小说。这两篇小说都涉及到了生存与死亡这一沉重的主题。生存的艰难和死亡的不易，构成小人物屈辱和无意义的一生。《那只长枪》中的父亲，是一位贫病交加，却又毫无尊严的“多余人”，他的没完没了的自杀既是对艰难生存的厌恶，又是企图找回自我尊严的一种并不高明的手段，然而，他的一次又一次的自杀，非但没有找回他渴念已久的自尊，反倒招致了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屈辱，甚至连自己的妻子儿女都对他不屑一顾，他只能默默无闻无休无止地编着那些毫无用处的粪筐。对生的留恋超过了自尊的要求，在好死与赖活之间，他难于取舍。对好死的本能拒斥以及对赖活的强烈向往，使他的自杀形同儿戏，已经彻底失去了对众人的吸引力，于是当大槐树下那绝望的求救的锣声响起的时候，人们早已不在意他，这次他真的死了，他的死仍然没能为自己洗刷耻辱，反倒又成了人们的笑料，同时还给人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同样，在《生存中的死亡》这篇小说中的二叔，也是这样一个屈辱的渺小的“多余人”形象，如果说“长枪”中的父亲以自杀不断反抗着命运的捉弄，那么，“死亡”中的二叔则是彻底地麻木了，他的生存就如同一具活尸，永远留存在大槐树下那片恐惧的死亡阴影中。当然，二叔也曾经与命运进行过激烈的抗争，他的三年失踪和一条瘸腿也许可以证明，但抗争的结果是屈从麻木，二叔成了真正的多余人，生存的寂寞和艰难，使二叔具有了阿Q的某些特质，他的渴望呈现诸如迷恋游街、耽于对别人夜生活的窥视、迷恋于传播道听途说的消息，跟阿Q的与王胡比赛捉虱子、欺负小尼姑大同小异，甚至连对女孩小翠不成功的强奸也同阿Q对吴妈的调戏相差无几。与知识分子的自觉主动的抗争不同，二叔的抗争是出自本能的挣扎，那是一个为追求最基本的生存欲望也不得的屈辱的小人物，他的一生就如同一只青蛙，它不断地跳出水面，却不断地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按了回去，最终被一闷棍打死，这正是二叔生存的隐喻。二叔的生存就如同死亡，这样的生存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死亡也同样没有意义。李浩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剔除了那个特定年代政治或阶级斗争对人的压抑，而是从生存的角度出发，从童年的特定视角，以追忆的叙述方式，重构了那个年代的普通人的普遍的生存窘况，而且由于知识分子叙述人的追忆，便又为那个年代着上审视的色彩，从而把一个一般的故事提升到形而上高度，使故事成为有关生存和死亡的寓言。

《闪亮的瓦片》《扑朔迷离》着重探讨了偶然和必然的命题。一块闪亮的瓦片，就因为我哥哥李博那不经意中的偶然一抛，便改变了一切，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原本十分漂亮温顺、善解人意的霄红由于这块偶然的瓦片而成了一个泼妇，原本平静的家庭也由于这飞来横祸而变得鸡犬不宁，仇恨、报复等所有的丑恶都孳生出来，那么必然是什么？是不是这其中有一条必然的锁链，作者自己也是颇感困惑的。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我们在相同的知识背景中接受了相同的训诫，我们总是把事物放置在一个清晰判然的理性的烛照之下，认为事物中存在着一条内在的必然联系，那是有规律可循的万物法则，因而，在偶然与必然、现象与本质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偶然和表象，而是必然和本质。然而，世界真是那么判然有序吗？李浩的回答似乎是否定的。在《扑朔迷离》这篇小说中，萧强由于酒后驾车而撞倒了一所房子，从而惹上了一桩凶杀官司，在办案人员的头头是道的分析面前，连萧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杀人犯，小说正是通过讲述这个荒诞的故事，颠覆了我们根深蒂固的习惯知识，从而把世界交给非理性的魔鬼，让偶然成为世界的主宰。

《刺客列传》《和瓦城相关的叙事》则讲述了抗争与宿命、历史与叙述等命题。《刺客列传》是李浩写得最复杂的小说之一。这篇小说的基本主题就是对历史真实的残酷还原。当历史被描述为一个又一个的凯旋和胜利进军的时候，李浩告诉我们历史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刺客列传”，那是来自宫廷的权力之争，充满了倾轧、阴谋和血腥，刺客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无论是刺客A、还是刺客B、C、D，他们既是权力斗争的工具，又是无谓的牺牲品，没有年代的历史更说明了这一主题的形而上意义。

获奖小说《将军的部队》，似乎是一个转折。李浩把过去的那种阴冷的叙述转向了暖色。和平年代的将军显然也是“多余人”，他在晚年对自己“部队”的怀念，不是对战争的追忆，而是对已故战友的友情的温馨眷顾。将军昔日的赫赫战功，都被李浩有意识地嵌入时间的幕后，而在时间的帷幕上留下的只是将军晚年的普通人心境――一个和蔼的、孤独的老人的对往事的回忆。木牌上的每一个名字，都联系着昔日战火纷飞的年代，但将军记忆里只是普通战士的悠扬的笛声和某某的脚臭。这种生活的细节和深厚的战友之情也许正是小说带给我们的巨大的冲击力。小说实际上也不是简单的写实，而是人生友情与岁月流逝的感慨，是人生终了的生命真谛的诗性结晶。

《失败之书》是李浩2006年发表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塑造了一个失败者哥哥的形象，这也是一个“多余人”。表面上似乎讲的是现代教育体制对人的心灵扭曲，实际上却是寓言性地昭示了上世纪80年代精英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失败。这种失败是历史性的、彻底的、无可救药的。哥哥的形象是李浩贡献给我们的独特的一个。

当然，李浩小说对我的最大冲击力还不仅仅在于他所讲述的现代寓言的形而上意味，更重要的是他小说的诗性叙述本身。李浩的小说语言是充分诗意的，这种诗意不是依靠简单的修辞技巧来实现，而是整体上的一种情调一种氛围。我注意到李浩在叙述上的人称使用，第一人称的使用使小说总是显示出一种讲述的味道。讲述使小说变成了一种眺望，一种遥远的诗性粘连，它透露的不是一览无遗，而是曲径回廊的别有洞天。《将军的部队》通过一个在将军身边做过勤务员的老人的讲述，眺望了将军神秘而又实在的往昔以及将军晚年的生活片段。整个作品弥漫着梦幻般的氛围，荡漾着岁月悠长的调性，氤氲着人生、友情、生命真谛的哀歌。小说节制、俭省、纯粹，像一泓清泉，缓缓地、静静地流淌在我们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