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父亲”像是一件制服

【出版日期】2014.02.22

【版次】第17版：悦读周刊

【入库时间】20140330

【全文】

本报记者 肖煜

“父亲”形象在中外文学史上经常出现，是很多作家热衷塑造的人物，而像李浩这样执著地书写“父亲”这一形象的却不多见。在其二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父亲”一次次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父亲”已经成为李浩的“约克纳帕塔法”、“高密东北乡”，“我致力把它强化成一系列的建筑群，而《镜子里的父亲》是其中综领性的建筑。”

长篇小说《镜子里的父亲》征用了“镜子”这一富于象征意味的意象，通过一系列镜像的叠加，虚影渐渐消失，最终呼唤出一个接近真实的父亲形象。当多个镜像叠加时，如作者所言，它成了一个支点，并组合成了一个处在历史挤压中的破碎的、尴尬的、艰难的、普通的个人生活史。而这部小说也是李浩现有的写作中最为浑浊、繁复、多意的一部书，“我写着这本书，从庞大的自信开始，从和上帝的博弈开始，从建造一个百科全书的意愿开始——— ”

1

有了镜子，才有了这篇小说

记者：为什么会选择镜子这一道具来折射父亲的不同面？

李浩：我在小说中其实已经说出——— 我明白你的意思，是想让我更加详细地进行阐释。如果追溯的话，对这篇小说的写作，我前期的准备大约有十几年。但一直找不到出口。选择镜子，完全是种意外，是作家、《十月》的编辑宁肯给我打电话，谈刘建东的小说，在反复的赞赏之后他偶尔提到，《一座塔》中本是两条复线，但其中一条复线没有用足，似乎可以加强——— 就这句话，忽然让我有茅塞顿开感，虽然这话并不是针对我来说的，和我准备的这部书没有任何关联，但就是这句话，让我找到了镜子。

我一向把写作看成是放置在自己身侧的镜子。而在这里，镜子的功能还有些像笔记本和摄像机，它负责记录。有了镜子，我就可以用碎片化的方式展示父亲的不同生活时段以及不同侧面，小说，也就因此获得了复调。镜子，还有哈哈镜，三棱镜——— 哈哈镜，它可以夸张，变形，让我在语调中可以戏谬可以荒诞；三棱镜，则可把“父亲”身上的光谱进行分解，在某一段，某一节，我可以专注于他性格和内心里的某一点加以追光而不讲其余——— 可以说，有了镜子，才有了这篇小说。

记者：在小说中，你设置了普通的镜子、魔镜、哈哈镜等，通过叙述者“我”与魔镜展开对话，争执，把故事打断，进行阐释甚至颠覆，这让我想起不久前召开的“河北四侠”作品研讨会上杨庆祥老师对您小说推进节奏的评价，他说，你的小说推进的节奏和别的不太一样，你先走几步绕回来，又走几步又绕回来了，导致你的小说就像长了很多年的树，有很多的年轮，所以你的小说很有密度。你怎么看待这一评价？

李浩：我觉得他说的挺好。我个人都没有如此注意，但他一说，我想还真是这回事儿。如果阐释它，我想这可能是诗歌创作带给我的，我从诗歌写作中的某种获益。是的，它在迂回中获得密度，重量，回味，并获得诗性。当然这是我期待做到的。

我也发现，我似乎在许多的写作中，不自觉地如此。这变成我的某种标识，可我之前并不自知。

记者：书中的“父亲”对作家有一段评价：他们是职业说谎的人、胡思乱想的人、胡说八道的人，播种毒草或给自己和家庭制造麻烦的人……这是你现实中的父亲对作家的真实想法吗？

李浩：哈哈哈当然不是！愿我父亲原谅，这是我的诬蔑！我父亲是中文系毕业，还是看重作家的，否则，在他订阅过的书刊里也不会出现像《人民文学》、《中篇小说选刊》这类的杂志了。不过，我的诬蔑也并非完全的毫无道理，在我记忆中，他多少表达过类似的想法，尤其是对我的写作，他的警告是，别乱写。他一向言简意赅，并不做解释。

书中的父亲和生活中的父亲部分重合，而有一部分属于我对他的猜度和虚构。我的这部《镜子里的父亲》并非关于我父亲的生活传记，我希望写下的是他和他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集体命运，在他们的DNA中也有我们的影子；我想要书写的是他们，那些来自农村、上过大学的所谓“知识分子”，他们的随波，他们的不思考，他们的爱和怕，他们在命运中的沉浮和甘愿。等等。

我的父亲，中文系毕业，却选择教化学和体育。选择无所事事——— 我并非用错了词，某种的无所事事是他的选择，尽管这里面肯定有着不甘。他对文学的态度是矛盾的——— 我知道并非只有他一个人如此。

2

我着迷“父亲”身上的那些背负

记者：书中有一段“我”与父亲的关系的叙述：即使到了现在，我已年逾四十成为了一个男孩的父亲，在我和父亲之间还有一条巨大的鸿沟，我曾试图逾越，向这条大沟里面堵塞经过准备的言语、行动，心平气和，推心置腹，但是从未达到想要的效果。这是你与现实中父亲的关系真实写照吗？这部书是否是你与父亲沟通的一种方式？

李浩：是的。的确如此。这是真实的。很可能，我和我父亲的沟通也只能如此了，这当然是个遗憾。我知道，他的肚子里装着一肚子的想说要说，可他选择沉默，这个沉默不只是针对我，也针对任何一个人。在写作这篇小说的时候我曾想撬开他的嘴巴，经过数次的努力但最终获得的很少。有诸多的人、事，他都没有遗忘，他有很好的记忆力，有很好的逻辑能力，可就是不肯说出。至于《镜子里的父亲》……我把书放在家里了。

记者：你的父亲怎么评价这部作品？

李浩：我父亲从来对我的写作不发一言。一向如此。我的书，之前的书，也曾放在家里，我猜测他肯定偷偷看过，但选择装做从来不读。这也是他性格里坚硬的部分，我也无法强迫他。

我想我得不到答案。

记者：在你的写作生涯中，父亲形象多次出现，《蹲在鸡舍里的父亲》、《英雄的挽歌》、《如归旅店》、《父亲，猫和老鼠》再到这次的《镜子里的父亲》，你为何如此执念于“父亲”的形象？

李浩：在我看来，“父亲”像是一件制服——— 它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尤其是在中国这个父权过重的社会中。我关注“父亲”是因为在他身上有着巨大的、复杂的背负，他不仅仅是在我们生活中最先出现的那个男人，还因为他具有象征性，象征历史、政治、权威、力量、责任，象征经验，面对生活的态度，象征我们生活中需要正视无法回避的坚固存在。我关注“父亲”，还因为个人的阅读和写作趣味，在我20余年的写作生涯中，父亲一次次出现，并且可能还会继续出现。除了你提到的，我还曾写过《乡村诗人札记》、《父亲树》、《父亲的奔逃》……

让我着迷的是“父亲”身上的那些背负，它是象征，寓言，文化，是我们应当认知却总是习焉不察的“幽暗的区域”。我对父亲的书写在某种意味上来讲也是对我和我们的书写，我要书写的，不只是那个具体的“父亲”，而是父亲们的生活和生活态度，以及对这态度的思考和反问。巴尔加斯·略萨曾说过，“本质上决定一部小说真实与否的不是那些轶事；小说是写出来的，不是靠生活生出来的；小说是用语言造出来的，不是用具体的经验制成的。事件转化为语言的时候要经历一番深刻的变动。”——— 我的父亲系列，是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动之后的结果。

3

诗歌，是我的“私”

记者：在这部长篇的最后，你选择用一首诗作为结尾：“复数的父亲和具体的父亲/在玻璃中多次折叠，穿越时间、命运、风霜和意义的狭隙/墨点一样，落向积累的白纸/消失于镜子，又从镜子中出生，他躲闪，涂改，不断修正/依然怀有对镜子的恐惧……”尽管这些年你创作的诗歌作品数量不多，但可以看出诗歌对于你写作来说还是占有相当位置的，能否谈一下诗歌写作在你写作中的意义？

李浩：谢谢你注意到它。谢谢你给我机会让我谈论诗歌写作。我一直感觉自己本质上依然是个诗人。诗歌带给我的，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我一向感谢诗歌给我的滋养。

诗歌，给了我对语词的敏感，对节奏的敏感，对美的敏感，对细微的敏感；给了我对情绪营造上的技艺和能力；给了我文字的格，给了我对个人和世界的审视，给了我超越。诗歌，也给我所有的文字注入了诗性——— 我很看中这个诗性，我认为它是所有艺术都需要达至的高点。我在小说中的许多技艺都是从诗歌中借来的，当然，我的小说写作多少也影响到我的诗，譬如你引用的语句。在这篇小说开始之初，我就准备，它的结束结束在一首诗上——— 这一点，甚至比我对故事的思考都早得多，也“固执”得多。我想到，它要配合故事，配合我对命运和人性的思考，要有一种统摄并要阔大繁复……在写完这首诗，也就是完成这部小说的时候是凌晨一点。是夜石家庄大雪。我在窗前坐着，一直坐到近六点钟……

诗，和小说，和我的评论文字，都是我对我，对世界，对社会和文学的表达，当然各自侧重有所不同。诗歌，我还在写，不过，它们不再用来发表——— 我的诗，更多的变成一种“私”，是自我和自我的交流，也更多地片段了。但我珍视它。

记者：评论家在谈及《镜子里的父亲》时不约而同地强调了作家的历史观，那么这部作品通过对于叙述者“我”的家族成员在当代中国的苦难命运的描写与展示，你想表达怎样的历史观？

李浩：“我把我的思想寄托于这本书中，我不知道用其他的方式表达。”———书中我引用过卡尔维诺的这句话，现在，我能说的也许还是这句话。没错儿，在这里，这部书里，我较为全面而强烈地带入了我个人的历史观，但它粘融于故事中，每个语词里，我无法——— 米兰·昆德拉曾说过，小说应当是一种复杂性的综合性的艺术，如果它能够通过几句话或者一本社会学、政治学的小册子来说明的话，那它的有效性就部分地丧失了，因为别的学科可以替代它。它存在，是因为它有不可替代的部分，包括某些可以意会却难以“翻译”的东西。请原谅，我不想把我在文字中浸或渗的那些东西抽出来晾晒，它很可能会造成水分、滋味的流失——— 我的历史观、哲学观和文学观都含在我的这部小说里，借此，我也做个广告，希望朋友们能够自己去阅读，自己把它找出来。

记者：最后是关于读者的问题，在《代后记》中你把你想象中的读者设定为刘建东、宁肯、余华、莫言、李敬泽甚至是福克纳、卡尔维诺等。你想象中的读者为什么都是专业人士，而不是普通读者？在一个访谈中你谈及《镜子里的父亲》时，你说这部小说在叙述上有大不同，以往小说语调多是大提琴，而这次试图众声喧哗，使用的是交响乐。当然，它的读者不会是多数。对于作品的读者，为什么会有这么悲观的判断？

李浩：我当然期待自己能有广泛的阅读，能带来版税和声誉当然更好啦！但我，不希望在自己喜爱的文学中有任何的曲媚，所以我必须调低自己的期待。我希望我能做的，是那种能够影响作家的作家，而对它的致力就必须要舍，有舍。反正，在中国，做普及的作家太多了，不缺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