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黄永年先生二三事

【作者】 杜文玉

【出版日期】2013.05.06

【版次】B03学林

【入库时间】20130610

【全文】

黄永年（1925.10—2007.1），江苏江阴人，中国知名文史学家。195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后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曾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等。著有《唐史史料学》、《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古文献学四讲》、《学苑零拾》、《树新义室笔谈》、《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等。

我于1978年考上了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大三时系里开了《隋唐史研究》的选修课，当时是由牛致功与黄永年二位先生交替讲授。记得当时是专题讲授，黄先生主要讲了《〈通典〉论安史之乱的“二统”说证释》、《说李武政权》、《唐两税法杂考》、《长恨歌新解》等专题。由于系里发了油印本的讲义，所以我只是把先生阐释之处记在了讲义的空白处，未留下一本完整的笔记，至今想来甚为遗憾。我后来选择隋唐五代史作为研究的主要方向，与先生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

记得有一次课间休息，我向先生请教几个问题，先生说时间短暂，无法详释，请我有空可到家中一谈。于是，我约了两位同学一同来到先生家。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不仅详细地解答了我们的问题，还邀请我们参观了书房。先生是著名的版本学家、藏书家，普通的藏书就排列在书柜上，珍贵古籍都装在古朴的老式木质书箱内，先生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我想看看珍贵古籍的请求。书箱内都有隔挡，线装古籍整齐排列其中。当时，我只觉得所有的书都很整洁，即使纸质发黄的残卷，也收拾得平平整整。先生随手拿出一册明版书籍，给我们讲了那个时期刻书的特点。惭愧的是，我们几位同学毕业之后，竟无一人在版本学方面稍有涉猎。

20世纪90年代，我调回母校工作，恰好与先生同住一幢楼，他住在一单元，我住在二单元，往来更加方便了。这期间，先生每出版一部新著，都会赠送予我，或打电话要我去他家取，或派其哲嗣寿成送到我家。其中，由三秦出版社在2006年出版的先生点校的元人骆天骧所撰 《类编长安志》毛边书，书上有先生的亲笔题签，甚为珍贵。这是先生特意叮嘱出版社制作的，以便送人。毛边书是从欧洲传来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20世纪初才传到中国，就是把书籍装订完并粘好封面后，只裁地脚，不裁天头和翻口，因为洋装书是要直立地插在书架上的，所以地脚是一定要切的。如果三侧均不裁切，则属于残品，算不上真正的毛边书。黄先生送我的这部书，是裁切过地脚的，想必出版社是接受过先生指教的，活做得很地道。我与黄先生只是师生关系，得到先生如此垂青，我深受感动。按照欧洲人的习俗，送毛边书时还要附赠一把裁纸刀，希望受赠者把书裁开阅读，否则便是不敬。至今，先生赠送的这部书我从没有裁开拜读过，倒不是我对先生不敬，而是想把它珍藏起来，舍不得动刀。而我的另一部中华书局版《类编长安志》，也是先生点校的，由于经常批阅已有些破旧。

先生既为版本学家，自然免不了有人上门讨教，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收藏热迅速兴起，对古籍版本的鉴定便显得十分迫切。一日，我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说有一部古籍想请先生鉴定，碍于情面我只好答应。先生仔细地翻看了此书，询问此书为家中旧藏还是新近购得，如是新购可曾付款。先生说，此书为《十三经注疏》中的《仪礼注疏》，为民国时期坊间印刷之物，由于藏家不善保管，首尾残缺，纸质发黄发脆，故显得年头已久。待我返回家中送走客人后，遂打电话向先生询问，先生说此书性价比不高，如果买家尚未付款，自当如实相告，以免上当；如是家中旧藏，也应如实告之，不要期望太高。先生这种坦诚的态度不免让人感慨。

先生精研中国中古史，成就斐然，在海内外具有很大的影响。前些年，我应邀去台湾讲学，所到之处，学者们莫不询问先生的情况，敬仰之情，溢于言表。一次，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系的宋德熹教授因赴吐鲁番参加学术会议，途经西安，欲拜访黄先生。由于这时先生已经抱病在床，宋德熹不愿打扰先生静养，遂托我将其从台湾带来的礼物转交先生。我将礼物送到先生家中，不料这天下午先生忽然打来电话，询问何人送来礼物，并说自己睡得糊里糊涂，没有听清我的话，并问宋德熹现住在何处。我知道先生的秉性，他一定是要去回访，便谎称宋德熹下午已登机离开西安了。先生听后甚为遗憾，并让我一定设法向人家道谢。宋德熹小我几岁，作为晚辈，尊敬老一辈学者是应该的，先生却认为待客的礼数是一定不能欠缺的。

我回到母校工作后，可以随时向先生请教，使我获益匪浅。2005年，当我写完《五代十国制度研究》一书后，向先生求序，先生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先生赞誉拙作“在五代十国史以至中国古代史上做了极有价值的增补和填充空白的工作”，这确实使我有些受宠若惊。先生还在序中希望我继续努力，在“五代十国制度领域再撰写出更多专题，若干年后出一部《五代十国制度研究》的二集或续集”。如今时间已过去了七八年，由于诸事繁杂，我至今尚未动笔，实在愧对先生的鼓励与期望。不过先生亲笔所写的序言手稿我一直保存很好，以缅怀先生的盛情。

前几天，先生的哲嗣寿成送来中华书局新出版先生的《茭蒲青果集》一书，以往先生赠书皆有其亲笔题签，如今书中却只夹有寿成所书的赠书题名，面对此景，更加激起了我对先生的深深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