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静静地陪伴着你：———南京航天晨光集团职工医院3名志愿

【出版日期】2008.07.10

【版次】第4版(文化广角)

【入库时间】20110412

【全文】

题记：在头顶上的天堂里，已逝者望着我们，看我们如何让他们的遗孤安心学习，看我们如何让他们的老人从容生活。

“5·12”汶川大地震过后，随着救援工作的深入，很多震区的伤者被转运到全国各地接受进一步治疗。南京作为转运城市之一，也接收了很多这样的灾区群众。在对他们进行身体治疗的同时，心理干预也在同步进行。

南京航天晨光集团职工医院的马良忠、陶宁、张静静，以志愿者的身份投入到了这场心理救援中。两个月来静静的陪伴，让一颗颗受伤的心灵得到慰藉，也让他们对灾难与人性多了一份感悟。

唤醒母爱重塑坚强

5月27日。

马良忠从南京市中医院出来，已经是深夜了。烧烤摊前大快朵颐的路人，不时传来爽朗的笑声。想到刚刚结束完心理辅导的病人还在床前呻吟，热泪悄悄盈满了他的眼眶。

作为南京市红十字会的心理救护队员，在第一批伤员抵达南京时，马良忠就接到了心理救援的任务通知。

第一次走进灾区伤员病房的场景，他至今难忘。

躺在床上的是一位30多岁的妇女，来自映秀，面容憔悴，泪水静静地在苍白的脸上流淌。那双眼睛就像枯井，凄凉中透露出无限哀怨。

事后，马良忠才知道，地震发生时，她和丈夫正骑着摩托车在乡间疾驰。天旋地转之后，她被深埋到了石头堆里，而她的丈夫，至今杳无音讯。

马良忠坐下来，身子微微前倾，试图解开这位妇女的“心结”。

一次次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无论他做何种努力，这位妇女依然是沉默和悲伤。

一个偶然的机会，马良忠得知这位妇人的儿子被临时安置到了山东。对于一个母亲而言，儿子的消息或许能够重新燃起她生命中的希望之火。

马良忠和队员们利用媒体，最终打听到了她的儿子被安置在日照钢铁公司的宿舍。当听到电话那端儿子的声音时，这位妇女终于大声地哭了起来。

马良忠悄悄地退了出去，把门掩上，他的眼睛也湿润了。

找到儿子后，这位妇女的情绪有了明显好转，并积极配合医院的治疗。她开始主动地和马良忠聊天：“我的儿子很乖，学习很好。”叙述过程中，她的眼神里第一次出现了安详。

此后的20多天治疗期，马良忠每天都去医院陪伴她，鼓励她积极面对生活。

临出院时，这位妇女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要回去打工，供儿子读书。”坚毅的表情，让马良忠在感动之余产生一种敬佩之情。

“我一直认为，重建家园有两层意义，一是空间上的，二是心灵上的。后者更需要每一个公民的持续参与。”马良忠对记者说。

打开一扇扇“心门”

陶宁的正式职业是南京航天晨光集团职工医院的一名管理人员。作为南京市红十字会的一员，她被分配到了南京市鼓楼医院，为在那里接受治疗的伤员进行心理辅导。

和庞大的伤员群体相比，心理咨询师人手十分紧缺。这意味着每个咨询师同时要负担好几个伤员的救助工作。陶宁也是如此，要负责照料同一病房里的三个伤员。

36床的男子28岁，转来南京后做了骨科手术。第二天，他的脚就能动了。陶宁说，这是个阳光青年，然而晚上睡觉总会被惊醒，地震发生时天崩地裂的末日场景总是在他脑海中盘旋。

陶宁为他设计了一个心理治疗方案，鼓励他大胆地回忆、讲述。“他的恐惧感埋在内心深处，治疗期必然很漫长，所以要让他把心理上的负担逐渐释放出来。”

在37床病人到来之前，陶宁就被告知“该病人的家人全部在地震中罹难”。根据多年的经验，这种病人是心理干预的重点对象，如果处理不好，他们心中的抑郁就有可能转化为对社会的冷漠甚至仇视。

第一次见面，陶宁对地震只字未提，话题的重点放在南京城的古韵风貌。“刚开始，他的态度很漠然。”陶宁担心他内心的伤痛太重，不敢轻易触动。

接下来的日子，陶宁每天都去看他。有时候，男子不想聊天，陶宁就陪他坐着，什么也不说。慢慢地，男子告诉陶宁，他会好好养病，希望痊愈后能够在南京找到一份工作。

相比于前两位，38床的病人让陶宁颇感压力。这位病人的口音很重，连自己的年龄都说不清楚，沟通起来十分困难。转到南京市鼓楼医院后，他很快被安排了截肢手术，保全了性命。然而，手术后的他情绪很不好，无论医护人员怎么解释，他始终坚持认为自己的腿不该被截掉。

每次做心理辅导，陶宁都累得满头大汗。他不配合，甚至很抵制医护人员。“这是一种怨恨情绪，他的心里已经筑起了一堵‘墙’，让人很难走进去。”

陶宁坦言，一个月的心理咨询让她觉得很疲倦。回到家里，她总是沉默不语。“我们的心情已经和他们的命运联系到了一起。在这个世界上，他们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陶宁说。

“我只是一个待命的志愿者”

和许多护士一样，张静静语音柔和，态度和蔼，聊起天来让人觉得很愉快。

“我只是一个待命的志愿者。”采访中，张静静一再强调自己的“身份”。

大地震发生后，在组织各方救援力量前往灾区的同时，南京市政府也积极筹建一支特殊的“救助队”———心理咨询扶助队。600多人的“报名大军”中，最终敲定了80人，其中就有已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的张静静。

救灾工作不能蜂拥而上，必须要在统一安排下有组织地进行。第一梯队已经前往了绵阳灾区。张静静被告知“待命”，随时听候市政府的调遣。

“心理救助对双方而言，意味着彼此能量的交换。或许搭一把手，就能为身边的人提供一丝帮助。”张静静告诉记者，相对而言，妇女、儿童存在恐惧心理的现象更普遍。有的孩子会被噩梦惊醒，半夜常常惊叫；有的孩子不断倒吸冷气，依赖感变强；还有一些家长反映，小孩地震后变得不听话了。

童年经验，对一个人的漫长人生尤为重要。“如果有可能，你多关注一下灾区的孤儿吧。”采访完毕，她向记者如是建议道。

据权威人士透露，震灾之后，将有60万～100万的人需要进行心理干预。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如果全部依靠官方力量，显然不太现实。那么，类似南京航天晨光集团志愿者这样的民间力量就显得更为可贵与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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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类人群需要心理援助？

一般说来，社会在突发性灾难之后会出现大范围且严重的心理危机。因此，对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个人及时给予适当的心理援助，十分重要。

专家指出，心理援助是一项相对长期的系统工程，高密度地介入时期为灾后三个月左右。对本次汶川大地震而言，七八月份正是心理援助的关键时期。

心理援助的施救对象，主要是三类高危人群：

第一类是孩子，包括丧失亲人的孤儿和单亲儿，目睹了老师、同学或亲人死亡的孩子，身体受损的残障儿童等。他们中大多数人都需要一个长期的、专业的心理调节和辅导。

第二类是老人和高龄夫妻。失去一个孩子，意味着至少是对6位大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造成心理重创。本次灾难夺去了许多孩子的生命，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心理创伤非常严重。

第三类是救助人员，包括解放军官兵、医护人员等。他们奋战在抢险和救死扶伤的第一线，目睹了大量惨烈的场面，很容易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