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前市委书记李灏：改革者，要明白事理，更要奋不顾身

【出版日期】2008.07.22

【版次】第5版(政经)

【入库时间】20101230

【全文】

１９９２年１月，在深圳国贸大厦的旋转餐厅，李灏向邓小平介绍深圳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情况。

本报记者 黄 磊 金 城 广州报道

“有些事儿你必须做，只要利国利民。深圳８０年停薪留职的改革没有一项是有红头文件的。我们是按照实际出发发去改改革——最大的实际就是国情。”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浩荡宏图上，无数音影身形随跌宕的情节演绎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转型轨迹。

李灏，就是其中之一。他掌舵的8年的深圳经济特区，就是其中之一。

1985年，李灏从国务院副秘书长的职位上调任深圳市委书记，此后八载，他一直在这里主政，是深圳特区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市委书记。

他力推深圳改革开放。在他的任期内，深圳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颁布了《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成立了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李灏还为经济特区争取到了最重要的资源——特区立法权。

“深圳的立法权比省大，所谓大，就是特区立法权，很多人不珍惜这一点。”谈及这项李灏从特区争取到的“改革特权”，他不无感慨。

李灏直言，“作为一个从政者，我从来是把实践作为第一。”在他眼里，“很多人讲要‘理论-实践-理论’，这是一个循环。但是我认为，应该是‘实践-理论-实践’。否则，我们可能没得到发展，也没得到效率。”

“深圳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没有一项是有红头文件的。”李灏复述的，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个体的生命体验，也是一个民族国家摸索复兴之路的往事。这份记录，也是此后改革的镜鉴。

30年往昔：从中央到深圳

《21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三十年前发轫。在经过了长期的封闭和频繁的政治运动之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对改革开放的迫切渴望，体现在什么地方？改革开放的大幕是如何开启的？

李灏：当时的很多运动，代价太高了，所以，我们不能太极端，要避免极端化。罗马俱乐部的主席就曾说，要“避免极端”。我们做什么事坚持从实际出发。

邓小平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1977年初步考察（记者注：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后，就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各类出访活动。1978年5月，中国政府西欧五国访问团出访。这次访问，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以中国政府名义派团访问西方发达国家。）回来写了报告。报告觉得我们闭关自守，外面变化那么大，我们还在固步自封，自己还关起门来。

所以，改革开放缘起，“对外开放”的策略很鲜明。对外开放要开放资源，这就涉及到体制要慢慢地进行改变，于是，体制改革提上议程。

《21世纪》：1985年，从国务院副秘书长的位置上调到深圳，此后8年你一直主掌深圳。离京的时候你就说：“我要上前线了。”在当时，你认为“改革开放”就是政府工作的前线，深圳特区就是改革开放的前线？

李灏：我引用过一句话：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如果觉得这只是谋一个省或者谋一个市，大家会觉得你谋这个区域跟全国有什么关系？我最早提的深圳是全国的深圳，你不要全国支持你，你建立特区就没有必要了，这就是大局意识。

《21世纪》：你刚到深圳的时候，特区是什么状况？深圳特区的改革是如何铺展开来的？

李灏：我刚来的时候，深圳的财政收支还不能持平，经济也不能持平。当时你问（下面）经济状况怎么样，GDP怎么样，财政收入是多少，资产是什么状况，是负债还是什么，他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组织了所有的政府机构，统统交给国资委的系统，“一号令”过了两年才查清楚，我说如果当年收入好就借一点钱去平衡，政府哪能欠那么多债呢？我上任的时候一年半的财政收入，经过公共财政允许借债的行为，但不可以给企业担保。企业可以借债经营，但不可以给担保，另外所有的国有企业改为有限责任公司。

特区的改革，也要做很多突破和试验。这些情况，就要跟上面沟通。有些时候，上面不批评你也不反对。既然让我管试验区，怎么能不让我试验呢？

有时候，上面也反对。比如有关部门就板起面孔，“不到期结汇就罚你深圳”。罚我也没办法。有领导跟我说，如果我们不完成进度，按照现在的出口创汇马上到中国银行结汇，那当初的深圳根本就搞不成外向投资。一个政策就是影响一大片啊，因为当时出口是亏损的，进口是赚钱的，我这样做是明摆违反外汇管理条例，后来上面也默认了，默认了两年才发话，过了两年才下通知进口。

所以说，很多事情有一些不赞同也不敢批评，有些反对但也没有严令禁止。

《21世纪》：这就是说，在改革的初期，改革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而就是顶着这样的风险，深圳特区还是继续有条不紊的推进各项“突破性”的改革？

李灏：我们对设计的方案反反复复讨论，最后都被国家各部门通过，比如我们的房改方案、土地制度、深圳交易所的设计等等都被保留下来。

当时我们搞股份体制改革，挂了国家的名字，其实国家没有投资，但我们搞起来了，我们也成功了。当时，我们还不敢讲，拿出部门收益来奖励管理层，企业内部也有人不赞同，我到北京找了两个权威，一个搞法学的说从不反对，但是从中国的法律上讲不是很清楚；另外一个搞经济的主张股份制改造的，就赞同。那后来我怎么办呢？我说单批次报国家体改办，一个一个操作，最后也这么操作成了。即使后来也有很多人不赞同，因为那时候没有统一的规定。

《21世纪》：改革，是在实践中突破既有的框架。但是，很多时候，改革如果摆脱原有的理论指引，就可能失控。你不知道改革会走向哪里，最后就只好以“成败论英雄”了。

李灏：我曾跟教育部的领导人提起过，我们搞改革就是搞实践的。我不大讲观点，因为如果讲多了，就会招惹是非，事情最后也做不成。作为一个从政者，我从来是把实践作为第一。

很多人讲，要“理论-实践-理论”，没错，这是一个循环。但是我认为，应该是“实践-理论-实践”，否则，我们可能没得到发展，也没得到效率。

有些事儿你必须做，只要它利国利民，深圳80年代的改革没有一项是有红头文件的。我们是按照实际出发去改革——最大的实际就是国情。

《21世纪》：你在深圳推进了很多体制上的改革。我们总听到，说市场改革、经济改革都容易；一触碰到深层次的体制改革，你是怎么做的？

李灏：我把政府的两种职能分开。政府的一些公共行政事务的职能和管理企业的职能完全分开。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性的，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由上而下，上下结合，是渐进的，不是一下子突变的，不是暴风骤雨似的。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党内的先进性建设，党本身的自我完善。没有这个前提也不可能由上而下，如果中国没有个邓小平出来担任党的最高层领导，我们的改革可能也搞不出来。有了他的指导思想，他没有教你改革什么，但是他有指导思想。这指导思想，就意味着我们的改革不是盲目的。

深港合作：广东再解放思想

《21世纪》：广东正再一次提“解放思想”，这是对上一轮发端广东的改革开放的响应。以你的经历来看，如今我们解放思想，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原因是什么呢？

李灏：光比GDP有什么意思。

广东要做先锋。先锋是什么意思？全国很多地方都还没有这样做，我先做了，我先去探索了，我先走一步了，先做实践。谁是特区？实际上广东省也是特区。有些事儿不做，你拿什么影响全国。

其实，大的方面改革我们都有了，深化完善的问题，涉及到其它方面的改革，像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社会改革等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现在，为什么广东要进行解放思想大讨论呢？这就是发动，发动大家重新去认识。

《21世纪》：深圳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改革成绩中，你认为最值得总结的是什么？在哪里我们可以肯定这一轮改革？

李灏：前些天，我见了华为的老总。他跟那些靠垄断、靠资源的企业不同。真正好的跨国公司是华为，华为海外的员工1万多。我觉得，华为给中国指明一种方向——开放到一定程度了，我们不只是请进来，还可以走出去。走出去，我们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在世界上，华为让外国人感觉到了中国的厉害。

《21世纪》：但是，改革开放30年后，我们已经取得了成绩。在经济指标上，更是成果斐然。我们怎么继续改革？

李灏：遇到的阻力大是一个，要说成绩，每个人都可以陶醉一番。深圳去年的税收有2600多亿，上缴中央就有2000多亿，这谁能想到呢？

深圳经济总量不讲，包括各种参数，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深圳是不可代替的。深港共建大都会是最好的结果，这包含了两个层面，一个体制方面，一个是走向世界，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国际竞争力的问题了。

中国人如果能构建出一个按国际标准的国际化大都市，与伦敦、纽约媲美，对中国的经济带动有多大？对体制的影响多大？现在的问题是中央没说话。我们等待好久了，前年香港有呼应了我们就做了。

所以汪洋书记提“国际视野”是绝对正确的，汪洋书记强调这一点我是赞同的。我们有这个条件，不应该浪费这个资源，可以扮演的角色为什么不扮演呢？

《21世纪》：你判断，深圳下一步突围的方向在“深港合作”？

李灏：把深港的关系弄好了，龙头不但是带动珠江三角洲，也是面向全国。它的作用不是深圳一个小地方，我们国家视野很广阔，网络沟通也很容易，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视野是不行的。

要明事理 更要奋不顾身

《21世纪》：在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从改革的来看，中国通过开放意识到了我们改革的必要性。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国外的模式？再如何反思我们自己的制度？

李灏：我觉得不要照搬哪个国家的模式。我解释过邓小平的开放思想，就是学习、借鉴全人类的一切先进成果，好的东西我都要学习，教训也要学习，这样国家就会稳步前进了。

共产党是不断前进的，用改革的方式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可能就不行。现在想一下，以往我们走的路子就是由上到下，取得了社会主义的不断完善，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你要了解什么叫中国特色，最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有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多元化的体制，多元化的国民政治协商，多党参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

《21世纪》：改革开放最终会落实在个别的决策者和改革的先锋身上，由这些人来担当改革的历史重任。

李灏：人家说中国的人物：一个孙中山、一个毛泽东、一个邓小平，他们开创了一个时代，别人都在他的思路下走。新加坡的李光耀讲过一句话：这条路实验成功，就说明中国邓小平推行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走得通的。他都理解，就是一种改革，一种尝试。

一个推动改革的人，要明白道理。现在我们要完成我们的转型，还需要一批奋不顾身、直冲事业的同志。

详细来说，一个是要学习、吸收国外的知识就开放，国外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吸取很重要，还要认真思考，总结经验，这是明白该做什么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自己要明白；第二个才是敢不敢做，这是有风险的，你能不能奋不顾身，能不能负起责任，敢不敢承担风险。现在改革是有风险的，每一个人不积极，事情当头首先想对自己有利没有，有风险没有，如果完全按照个人价值观来讲很多事儿是不敢做的，一些人认为对我有利才做，这是不行的。

《21世纪》：你总结，自己是一个怎样的改革者呢？

李灏：我确实也是奋不顾身的。首先要明白事，要有理性、有思想理论的指导。我觉得，对人民是有好处的那我就勇往直前。

你在你的位置执行这个权力，你有这个权力去开放、有这个地位去改革，你不去做就相当于犯罪，那你对不起组织的委托，对不起老百姓，我这种责任感还是有的。

（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未经李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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