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劝告”何以成为一种时髦文体？-□ 黄麟

【出版日期】2009.01.01

【版次】

【入库时间】20101230

【全文】

近段时间，不论纸媒还是网络，经常能看到《“含泪劝告”某某某》式的时评文体。从先前的《含泪劝告余秋雨》再到近日的《含泪劝告被林书记猥亵女童的父母》……内容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热点时段的新闻人物，几乎统统被“含泪劝告”了一遍。这些“含泪劝告”文章，大都是照本宣科，完全照搬余先生《含泪劝告请愿灾民》格式。上谷歌一搜索，有78500项符合“含泪劝告”的查询结果。这就是秋雨先生“含泪劝告”文本的巨大威力。 诸葛亮的《前出师表》的关键词是“泪”，余秋雨的《含泪劝告请愿灾民》关键词也是“泪”。同样是眼泪，大家都哭得昏天黑地，效果却千差万别，一个“长使英雄泪满襟”，一个“长使读者掩面笑”。这就是余秋雨先生的能耐。 所以，在我看来，“含泪劝告”成为风行一时的 “时髦文体”，不啻是对秋雨先生“仅仅次于《圣经》”的散文的绝妙反讽。秋雨先生建立在 “含泪劝告”文本基础之上的文化大厦，如沙上建塔，注定经不起时代风雨的冼礼，轰然倒掉是早晚的事。 那么，“含泪劝告”何以会成为一种时尚的讽刺文体呢？窃以为，首先是因为余秋雨的文本，确实具备了一切讽刺要件，五脏俱全，一本正经，荒唐可嗤。模仿者只要按照余先生的笔法去 “妙笔生花”，就能达成不错的幽默效果。 余秋雨先生贡献了“苦旅文化”的同时，也贡献了一个成语——“秋雨含泪”。这个成语，很有可能和 “幸福鬼”、“正龙拍虎”等新成语一起载入史册，千古流芳。 “含泪劝告”之所以成为一种讽刺文本的另一个原因，是被批评对象的行为作派，和余秋雨先生的笔法如出一辙，符合冷嘲热讽的“客观要件”，两者一拍即合，于是一篇又一篇“含泪劝告”大作，源源不断地横空出世。 一些新闻人物的丑陋行为，确实非常适合使用冷嘲热讽。象林嘉祥、周正龙、周久耕等等这些人，都是有“特定身份”的人物。由于新闻事件还没有 “尘埃落定”，这些主角的最后归属还不能盖棺定论，既不能得罪政府，又不能骂强权，所以只能是忍气吞声，来一些插科打诨式的讽刺挖苦。“含泪劝告”，就是一种最现成的轻松省事的批评方式。于是大家一拥而上，对余秋雨的笔法毫不客气地实行“拿来主义”。 或许，余秋雨的散文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从读者的视野淡出。然而，“秋雨含泪”四个字，却很有可能成为“史上最牛的短评”，让更多的人记住余秋雨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