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人已乘黄鹤去　炎黄之胄志未酬

【出版日期】2005.09.28

【版次】

【入库时间】20100601

【全文】

■图/炎黄艺术馆图280年前的4月，黄胄出生于河北蠡县，原名叫梁淦堂，是他在山西旧军队做团副的父亲给起的。读小学的时候，他偶然听说了“炎黄之胄”这个词，得知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就为自己取名“黄胄”。多年以后，就是带着这个名字，黄胄步入了中国画坛，历经了几十载悲喜交叠、跌宕起伏的生活之路，以他独特的笔墨为中国人物画发展开辟了全新的境界，成为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人物画创作的杰出艺术家与优秀的美术活动家。

在黄胄离去8年的今天，由他一手创办、倾注了一生最后心血的炎黄艺术馆也迎来了第14周年的庆典。然而正如古人所云：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接替丈夫黄胄承担艺术馆重任的8年来，75岁的郑闻慧同样尝遍了一个民营博物馆的艰辛与迷茫，更加感动于既为丈夫又为老师的黄胄：“我形容他是一位炎黄痴子，他小时候的名字叫傻子，是他娘怕阎王爷惦记故意起的，而他这一辈子对待自己热爱的国家、事业、家人与朋友，那份痴情，竟然也有几分傻气。”

赵望云告诉黄胄：真正的艺术家绝不可能诞生在象牙之塔，而是诞生于十字街头

郑闻慧说，黄胄从小喜欢画画，没事就趴在场院里画，看见有人骑自行车路过，就能画下来。在西安读高小的时候，他就常常临摹抗战的宣传画，学校里办了个展览，几乎都是他的作品。

15岁那年，黄胄的父亲突然生痨病死了，家里没有了生活来源，他不得不辍学，通过介绍在宝鸡附近的一所中学教图画。

“可家里太穷，他母亲不同意他画画，为了减轻负担，家里人想让他进工厂当电工，他舍不得放弃绘画这个行当，就离家出走了。”

来到西安，黄胄无依无靠，靠打小工、给人画几张广告画勉强糊口。后来他曾回忆道：在这苔藓斑驳的西安古城垛下，当劳苦大众都在深创巨痛中挣扎的时候，孑然一身的他也不能不感到求学的前景是渺茫的。

幸运的是，在一位老乡的介绍下，黄胄结识了国画家赵望云先生，并拜他为师。赵望云告诉黄胄：真正的艺术家绝不可能诞生在象牙之塔，而是诞生于十字街头。这对黄胄的影响非常深刻。而赵望云也从此成为黄胄在艺术与人生道路上的引领者。

不久他又结识了留法多年的油画家韩乐然先生，他们一同徒步旅行八百里秦川进行写生，共同生活了两三个月，18岁的黄胄为韩先生背负画具的同时，也从他那里学习到了西洋美术的知识。

两次在黄泛区的写生经历奠定了黄胄的人生观和艺术观

1938年，国民党以水挡兵，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大水淹了三省四十四个县，淹死八九十万人，人民横尸遍野，流离失所。黄胄从认识的进步学生的嘴里听说了这一切，很想到河南画一画灾民的苦难情景，但一直没有机会。

抗战胜利后，赵望云先生的一个朋友在河南《民报》当社长，邀请黄胄到报社工作。黄胄来到开封，遇到了缮后救济总署的专聘画家司徒乔先生，并与他结伴第一次来到了黄泛区。

郑闻慧说：“黄泛区给黄胄的教育太大了。黄河的口还没有堵上，黄水汪洋一片，农村濒临破产，农民都在死亡线上挣扎。因为饥荒，人们吃草根树皮眼睛都浮肿了，瘟疫、红眼病和秃头病流行，到处是野狗吃人的惨景。黄胄看了这一切非常难过，画速写的时候不断地流眼泪。”

两次亲历黄泛区，黄胄画了六七百张画，看见悲惨的现实就无法停笔。民族的使命感催使他一定要将事实报道出去，让社会了解黄泛区的苦难生活，同时，在黄泛区的写生经历也奠定了他的人生观和艺术观。

“他觉得自己身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不应该拿画画当娱乐，他曾经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写道：要做一个新时代的画家，只是会追求与开辟自己的美的艺术领域，只是自己吃饱了饭便忘了那些没有吃饱饭的同胞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和别的艺术一样，永远站在时代的前端，不是同样地可以作为时代的号角与黎明的晓钟吗？”

尽管只有21岁，黄胄强烈地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他创作了《杯水车薪》、《人吃人》、《吃骨头吃血》等作品，还刻了不少木刻。黄胄反映灾区的画逐渐引起了社会的注意，报纸上经常会提前作出刊登梁黄胄先生作品的预告，还有人评论他是艺坛上的新秀。与此同时，他也被列入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很快，报纸不能再刊登他的作品了，黄胄不得不离开报社回到西安。在西安，河南同乡会为他举办了他的第一次个人展览“河南黄泛区速写画展”。

他的速写和人物作品给“文革”前的中国画坛注入了新的活力

24岁这年，西安解放了，赵望云送黄胄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他被分配到兰州西北军区，在战士读物社从事美术工作，终于结束了自己多年的流浪生活。

“他经常要深入甘肃、陕西、青海、新疆的部队采访作画，在《西北画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漫画、连环画和宣传画，这对他的绘画技术有很大的促进。”

有人评价黄胄是早熟的天才画家，他25岁时创作的《爹去打老蒋》就被选入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引起美术界的关注，更得到徐悲鸿的称赞。

“这幅作品是兰州和西安的军区共同推荐的，拿到北京，组织展览的徐悲鸿先生看见说画得好，就挑了出来。但那时黄胄没有任何资历，第二天他的画又被放进没有入选的一堆里了。后来徐悲鸿先生找这幅画，并且说拿下自己的一张，上黄胄的这张。”

虽然黄胄没有资历，作品也并不十分成熟，但画中浓厚的生活气息打动人心。中国画大多是表现山水、花鸟的，突然出现一个画人物画得如此生动的年轻人，不能不引起瞩目。

中国的人物画在唐代曾达到一个高峰，至宋代开始衰落，元明清三代人物画便远不及山水、花鸟了。解放前，徐悲鸿、蒋兆和提倡借鉴西洋画法，改革中国人物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之后又出现用毛笔画素描的僵硬趋势，失去了中国画笔墨的韵味。

黄胄没有受过学院式的素描训练，不受任何流派的约束，笔墨也不完全符合传统的规定，但却开辟出了中国人物画的一片新天地。后来的几代学生，包括他的妻子郑闻慧，才知道中国画原来也可以这样画。然而他的探索也引起争议，有老先生就跺着拐棍说这叫什么中国画！

上个世纪50年代，黄胄多次随解放军代表团赴新疆、青海地区采访写生，创作了一系列获奖作品。《出诊图》、《打马球》获1953年的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洪荒风雪》获1957年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金质奖章；《新生》、《巡逻图》、《赶集》获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铜质奖章。

他的速写和人物作品给“文革”前的中国画坛注入了新的活力，邓拓评价他的画人物新、意境新、手法新。

一位评论家曾经说黄胄以新疆作为自己的生活基地，是因为他的性格就是游牧民的性格

郑闻慧回忆：“黄胄总说自己没上过什么学，就是靠自己在生活中闹。他很勤奋，凡是感动了他的他就去画，他的速写多得恐怕没有人能比，一个速写本老是在身上。”

采访青藏公路通车情况时，他在西藏地区写生长达半年，零下40摄氏度仍不停笔，画了八百多幅速写，以致冻坏了手指。

“在唐古拉山口，因为大雪无法出行，他们一连几天住在兵站里。有一天他们忽然听到了驼铃声，大家都非常高兴，又不敢相信真会有人来。结果远远地来了一队骆驼队，原来是地质勘探队的工作人员，大家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这次风雪中的相遇，让黄胄久久不能忘怀，走出青藏高原后总惦记用画笔记录下来。可那个时候正值反胡风运动，除了参加运动什么都做不了。他几次起草，画了很多构图，直到将心中视为英雄的地质工作者以仰视的角度表现出来才感到满意，这就是《洪荒风雪》。这幅作品让黄胄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后来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并成为历年展览中的必展作品。黄胄成熟的画风也在这幅作品中得以完全地展露。

历代流传下来的各类美术作品中，表现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可谓凤毛麟角，然而那些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藏族的男女老少却成为黄胄笔下永恒的主题。他一生7次赴新疆体验生活，甚至在瘫痪两年之后毅然再次上路。

“1979年的8月黄胄第六次去新疆，那时他刚刚出院，医生不让他去，他非去不可。他说你们救我也是为我到生活中去，我离开生活十多年了，不能不走。”

黄胄由衷地热爱边疆的生活和那里的老百姓。去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并非易事，很多人下去后生活根本不习惯，他却如鱼得水，一待就是半年。对此郑闻慧记忆深刻。

“他常说只要有馕、羊肝，再放些盐，就能走好几天，晚上就睡在毡房或帐篷里。他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快乐，很享受。一位评论家曾经说黄胄以新疆作为自己的生活基地，是因为他的性格就是游牧民的性格。”

他在毛驴的题款上写道：温良恭顺，忍辱负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黄胄豪放的游牧民性格不能不让郑闻慧担心，因为他患有严重的颈椎病和糖尿病，这一身病来自“文革”时期的摧残。“文革”刚开始，他就与许多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成为批判的靶子。又因为他和邓拓是好朋友，报纸上点名批他是“三家村”的反革命黑驴贩子。他先被发配到山西军队农场劳动改造，然后又被送到北京的莲花池赶毛驴磨豆腐。

“在山西农场里背水泥，50斤的水泥一下子放到颈背上，把颈椎压坏了，他得了严重的颈椎病。”

黄胄不能画画，甚至被剥夺了欣赏艺术的权利。一次路过太原市郊的晋祠，他非常想进去看看那些精美的宋代雕塑，自己很早就从报刊上见过图片，而且还临摹过。可押送他的人死活不许他进去，说他不是画黑画就是画黄画，那里面都是漂亮妞，看了不利于他的改造。黄胄只好一个人坐在门外的台阶上等，这对他无疑是最大的折磨，后来他向自己的妻子提起这件事时还伤心得说不出话来。

“文革”后期，喂毛驴、拉驴车让黄胄和毛驴成为朝夕相伴的朋友，其实早在西北的时候，他就对毛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对毛驴的喜爱，使得这本来不起眼的动物，成为黄胄笔下的宠儿。

“上个世纪80年代黄胄在国外办画展，一个德国青年问他为什么画毛驴，他回答说你们这里的奔驰车多，我们西北的毛驴多，我们的毛驴跟你们的车一样是老百姓的交通工具。”

有时他也会回答是“将毛驴作为解决笔墨技巧的一块试验田”，但郑闻慧很明白他是在用浓重的笔墨歌颂毛驴的一切美德。

“他在毛驴的题款上写道：温良恭顺，忍辱负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挖掘了毛驴很多可爱的地方，感叹毛驴历经崎岖路，不向人间诉不平。他把毛驴人性化，把自己的感情、思想和理念都寄托在毛驴的身上。”

在完成纪念周总理的《鞠躬尽瘁为人民》和《日夜想念毛主席》之后，黄胄的脊椎综合症急性发作，四肢轻瘫

1972年的春天，全军要举行一次美展，军事博物馆让黄胄赶紧进行创作，参加展览。他听人说是周总理要他画画，还说画的毛驴比活毛驴还值钱，为什么不让他画呢！就自己把领章、帽徽都戴上了。由于长时间不画画，又没有新题材，他只好把自己过去的作品《亲人》又重画了一遍，依然感觉吃力。然而黄胄不愿再失去画画的机会了，停笔了多年，他不顾一切地拼命地画。美术界都知道黄胄是有名的“纸老虎”，一年能用去24刀宣纸。他每天都作画到后半夜，有时甚至到凌晨四五点钟。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外交部驻外使馆需要重新进行布置，黄胄为此创作了《送粮图》、《年轻的一代》、《风雪送亲人》等一批作品。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黄胄就被点名为越南胡志明主席创作《巡逻》和《同饮一江水》，作为国礼赠送。1976年，他又为日本唐人馆创作了《飞雪迎春》、《广阔天地》。在完成纪念周总理的《鞠躬尽瘁为人民》和《日夜想念毛主席》之后，黄胄彻底病倒了，下公共汽车时摔倒在地上。脊椎综合症急性发作，造成他的四肢轻瘫，手指麻木。

郑闻慧说，黄胄刚病倒时很多人还不太清楚，国家领导人要访问南斯拉夫，问黄胄能不能画，他一口答应，说能画。

“刚开始他想画马，可手根本挥不起来，于是改画鹰。我们用很多厚垫子扶着他，他的手很僵直，是咬牙画下来的。”

紧接着又为邓小平出访日本创作了《百驴图》，送给裕仁天皇。在瘫痪住院的两年半里黄胄没少作画，他在医院里练画，经常画着画着笔就掉下来，画一张小画就出一身汗。可他不敢停笔，生怕手生了。

出院后，黄胄在给予他创作源泉的新疆生活了半年多，画了大量速写，奇迹般地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创作高峰。《姑娘追》、《欢腾的草原》、《叼羊图》、《育羔图》等一系列人物众多、场面宏大的大型作品纷纷问世，被钓鱼台国宾馆、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收藏。

走出国门的黄胄，与自己的作品一起承担起了使者的角色

经历了一茬接一茬的运动，没有很强的神经，很多人都倒下再也站不起来了，而黄胄拖着病体坚持了下来。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国画成为一个使者，黄胄的作品让海外的人们了解了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黄胄开始走出国门，进行个展等文化交流活动，与自己的作品一起承担起了使者的角色。

文化交流中常常也会涉及政治问题，有的提问还非常敏感。在德国汉堡展出“黄胄画展”时，接待方组织了一些青年进行交流。80年代的中国还远远未被国际所了解。

有人请他评价毛泽东，他回答：“毛泽东是新中国伟大的领袖，领导人民解放了全中国包括我自己。”

对方又问：我们知道你在“文革”中受到很多摧残，导致现在身体不好，你对此怎么解释？

他说我们小时候被自己的妈打几下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我们的国家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我们的母亲发点脾气没什么关系，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就是这么爱自己的母亲的。

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黄胄应答自如，恰到好处又不卑不亢，总能赢来一片掌声。他也得了个民间外交家的美誉。

正当黄胄重新投入生活，投入绘画创作时，他接到文化部的通知，参加筹建中国画研究院。时任文化部长的黄镇说：“建中国画研究院，必须选一个有能力又肯实干的人才能真正建起来，所以我选了黄胄。”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黄胄除了与李可染、蔡若虹、叶浅予等院领导筹划、研究建院方案外，为了节省经费，还拄着拐杖、拖着麻木的腿脚跑遍了北京的设计、工程管理和施工部门，研究院的钢架、玻璃，甚至窗帘、床单，都是他一一亲自落实的。

1981年11月，中国画研究院正式成立了，李可染任院长，蔡若虹、叶浅予、黄胄任副院长，日常事务由黄胄主持。

黄胄认为中国画创作应该掀起一个新的高潮，他希望借中国画研究院联络海内外有成就的艺术家，共同为中国画的发展进行探索、树立典范。研究院开办了花鸟画研究班和人物画研究班，组织画家到内蒙古写生，去山西、陕西学习传统艺术。他还亲自组织了全国数十位著名画家为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创作了几十幅中国画巨制墨宝，并且在香港筹集到了100万元港币，准备作为学术研究的基金。

他很想做一些事，但他的理想最终没能实现，正如蔡若虹赠给黄胄的诗中写的：几句谗言君抱恨。刘海粟对黄胄说：“我是第一个在中国办美术学校的人，你是第一个在中国办民办博物馆的人，你真是了不起！”

离开中国画研究院时，黄胄身心疲惫、心力交瘁，但他还惦记着开展中国画学术研究活动的想法。从1985年起，他连续三年在国内外举办画展，在海外参观了很多博物馆，启发颇大。

“建一所民办博物馆的想法，对黄胄来说由来已久。他从50年代搞收藏的时候，就和翟荫塘、邓拓一批收藏家讨论过要建一座由自己管理的博物馆，把他们的收藏放在里面，供社会观赏和研究。考察了国外的博物馆，他的想法日渐成熟了。”

1986年，黄胄个人画展在新加坡展出，反响热烈。海外的友好人士提出要为黄胄建立一座“黄胄艺术陈列馆”，李嘉诚先生第一个捐赠了100万港币。但黄胄坚持不建个人陈列馆，而是要建一所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促进中国画发展的艺术馆，这就是今天的炎黄艺术馆。

“他把自己收藏的历代书画和自己最好的作品作为艺术馆的基础收藏，又游说董寿平、邵宇、梁树年等人把他们的收藏也放进馆里。他还把多年积攒下来的稿费拿出来，我们在北京注册了黄胄美术基金会，以便为艺术馆筹款。”

1991年9月28日，占地30亩，耗资3600余万元的炎黄艺术馆开馆了。这是中国第一座民办公助的大型博物馆，各界领导及海内外的来宾一千余人出席了开幕式，张学良将军还托他的侄女张立衡捎来他亲笔书写的“炎黄艺术馆”五个大字。刘海粟先生从上海赶来参观了艺术馆，对黄胄说：“我是第一个在中国办美术学校的人，你是第一个在中国办民办博物馆的人，你真是了不起！”

开馆后的六年中，黄胄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和精力，成功地举办了“近百年中国画展”、“任伯年画展”、“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四大家画展”、“董其昌艺术展”等100多次展览，同时展开了10多次高层次的艺术研讨会。

炎黄艺术馆成为国际交流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赢得了海内外的赞誉，也成为黄胄一生中留下来的最后的、也是最珍贵的一件艺术品。

临终前他说，如果再给他两三年的时间，把炎黄艺术馆整顿好，他便死去也一点后悔都没有了

然而民办博物馆的发展前途时常让黄胄忧心忡忡，为了保证艺术馆的正常运作和各项建筑、维修费用，他四处奔波，为了还工程款，他甚至卖掉了《听琴图》、《育羔图》一系列钟爱的作品。这让他感到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1993年，黄胄赴香港举办画展，为炎黄艺术馆基金会筹集资金，进关的时候，他忽然双腿打颤，紧紧抱住老伴郑闻慧的头无法迈步。在画展的开幕式上，黄胄坐在轮椅上发表了讲话，并且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轮椅，直到去世。

颈椎病和糖尿病一直折磨着黄胄，但为了炎黄艺术馆，他也一直顽强地忍受着。总是靠赞助、募捐、卖画换钱不是办法，经人指点，黄胄决定利用购买的一万平方米土地，开发房地产，用炎黄大厦物业赚的钱养活艺术馆，维持它的生存和发展。房地产开发对黄胄来说十分陌生，但对艺术馆却至关重要，他不能不管。

然而就在积极运筹炎黄大厦的时候，黄胄再次病倒了，糖尿病并发了肾炎。之后他又经历四次心衰死里逃生，但最终抵挡不住各项内脏功能的衰竭，满怀遗憾地在广州去世了。

黄胄走时才72岁，在美术界和亲人的眼中，他走得太早。临终前他曾对郑闻慧说，如果再给他两三年的时间，把炎黄艺术馆整顿好，他便死去也一点后悔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