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鹤　在需要教育的地方办教育

【出版日期】2004.05.27

【版次】

【入库时间】20100601

【全文】

黄鹤在需要教育的地方办教育一周前，黄鹤曾经对我说：“如果学校因为这22万元的欠款导致关闭，那将是这个社会的悲哀。”本周一早晨，就传来行知学校校舍被债权人封门的消息，债权人说：“从去年11月到今年7月，行知学校应共交房租14万元，而到现在为止，还差7万元，我们也很无奈。”

在大兴区政府的协调下，债权人当天打开了大门，让学生们恢复了正常学习。学校也陆续收到社会捐款5万余元，但距离欠款数额还远远不够，黄鹤这个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将如何应对这场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

据调查，北京共有300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大部分设施简陋、教职工素质低，没有获得办学许可。今天，农民工涌入城市的数量是前所未有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状况也成为不能不重视的社会问题。

一周前，为参与一次家长会，我走进了行知学校的大门。正午的太阳晒得人有些睁不开眼，我遇到了皮肤黑红的李英，她放下收购废品的活计匆匆赶来开会，因为小女儿得了学校评选的“小先生”称号，做母亲的自然脸上有光。

家长会就在操场上召开，在黄鹤的号召下，学生们集体背诵了行知学校的校训“爱校爱国爱天下，做人做事做学问”，他们的小脸都红扑扑的，还带着来自乡村的颜色，他们身后或站或蹲的家长，就是被这个城市称作“农民工”的人。

■38岁的黄鹤，头发已经花白了。办学三年来，学校总共欠账22万元，其中近18万元是代贫困学生支付的费用

正像我所看到的，行知学校是一座面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学校，在校的700多名学生来自全国15个省100多个县，因为父母进京务工，他们小小年纪也离开了自己的家乡。14岁的赵小娥从河南老家来京已经三年了，一年前她就读的农民工学校被取缔。“我原来的同学有人去行知学校上学了，回来跟我说那儿的老师好，负责任。”因为家庭困难，学校免了她的学费。

在农民工子女的口口相传下，行知学校就这样一天天壮大起来。学生数量从最初的40名升至735名，教师人数从6名扩充到35名，现在，每天仍有新生上门来报名。但对于三年前几乎白手办学的黄鹤来说，探索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道路依然长远，他这个立志做“行知路上后来人”的双脚还要继续奔波。

“现在电话一响，我心就提起来，怕是要债的。借的都是朋友、熟人的钱，不好意思啊。”38岁的黄鹤，头发已经花白了。办学三年来，学校总共欠账22万元，其中近18万元是代贫困学生支付的费用。尽管从这个学期起，学校将接受希望工程农民工子女助学基金的资助，得到每年300个救助名额，但这笔亏空如何填补呢？

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徐永光对黄鹤说：“如果你们不欠钱就不正常了。”绝大多数农民工自己办的学校都是赚钱的，办校人以此作为生存的手段，一旦欠钱马上就关门不干。但黄鹤清楚他不可能这么做：“我们是公益性质的，所有的费用都在网上公开，我们不可能用四五百块钱请一位老师，教室不能不规范，办公经费即使维持最低标准也不能随便取消。”

身为校长，三年里黄鹤没拿过一分钱工资，家庭全靠当大学教师的妻子支撑。现在，老师们已有一个月没开支了，十几万元的校舍租金、使用的高额工业用水、用电费用，这些棘手的资金问题都等着他来一一解决。处在弱势地位的农民工子女学校，与农民工子女一样，发出的声音是微弱的，得到的关注也是有限的。黄鹤依然坚持不懈地大声疾呼，“如果我真的能为这些孩子代言，千刀万剐也愿意。”他坚信陶行知先生如果在世，也一定会掀起一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运动。

2000年，结束了作为引进人才在南京晓庄学院的工作，一心探索办学之路而受挫的黄鹤回到了北京，思考自己今后的路该怎么走。此时，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进入了他的视线，一下子引起了他的关注。

“当时北京有十几万的农民工子女，农民工自己办了一百多所学校，但大多数都不合格。”黄鹤心情激动，对妻子说他终于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农民工们自己，卖白菜的甚至捡破烂的，都办了那么多学校，我还算是一个研究陶行知的、要办学的，再没有理由坐在这里空想了。”

■当黄鹤背着行李风尘仆仆地站在陶行知纪念馆的门口时，馆长惊讶于这个年轻人的所作所为，他甚至以为自己看到了年轻时代的陶行知

从学生时代起，陶行知便是同为安徽人的黄鹤视为终生追随的信仰，一本《行知书信集》让他立下了“像陶行知一样从事乡村教育与平民教育”的人生志向。那个年代，对出身农村的人来说，转城市户口、吃商品粮是读书的动力，而黄鹤认为这恰恰是陶行知所批判的无能的教育，残废的教育。他违背了家人让他读中专的意愿，坚持上了高中，以便投考师范大学。

然而两场大病击碎了他的大学梦，他慕名的学校也拒绝了他的读书愿望，于是反叛传统教育的黄鹤开始了自己独特的流浪求学的经历。

他告别家人来到合肥，在图书馆里自学教育学与心理学，研读陶行知的著作。他打听到合肥最好的高中里的最好老师，上门请求旁听，他去拜访陶行知健在的学生，又去寻访陶行知出生、成长和办教育的地方。

从陶行知的家乡返回合肥时，因为忘记时间，船将黄鹤载到了南京，他索性又去陶行知在那里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登门求教，那里也是埋葬这位一代教育家的地方。当他背着行李风尘仆仆地站在陶行知纪念馆的门口时，馆长惊讶于这个年轻人的所作所为，甚至以为自己看到了年轻时代的陶行知。校长更安排他在学校见习两个星期，聆听特级教师的课程。

■在流浪求学中，随着学习的深入，黄鹤决定放弃高考，去做一名真正的教师

在流浪求学中，随着学习的深入，黄鹤决定放弃高考，去做一名真正的教师。他从报纸上得知河南南阳一位农村校长办学的事迹，这所学校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为数不多的私立学校，而且带有救助性质，就写信询问自己能否去当老师。校长立即回信表示欢迎，黄鹤从合肥直奔南阳，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中学老师。他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运用到教学中，不到半年时间就把全校最差的班转变为最好的。然而老校长的教育思想与他的存在一定的距离，这让黄鹤产生了不得伸展手脚的束缚。

此时，一期《半月谈》上的一则启事又引起了他的注意，山西翼城封比村的一名农民企业家投资建校，愿出高薪招聘一位小学校长。迫切希望实现自己教育理想的黄鹤，连年也顾不上过，就匆匆踏上了应聘的路途。农民企业家十分欣赏这个自学成才、力主改革传统教育的年轻人，他们的思想不谋而合。

拥有了校长的职权，黄鹤开始全面推行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论，除去国家教学大纲要求开设的课程，他还为学生增添了“说话课”、“信息课”与“观察课”，23岁的他为自己的教育实验制定的标准是：有一副好身体，有礼貌，练一手好字、好口才，写一手好文章，唱几首好歌。他的学生可能考不上大学，但一定学有所用，聚积起今后发展的潜力。

改革的力度在乡村引起了保守人士的不安，而黄鹤也是全县唯一没有经过教育行政系统任命的校长，既无文凭也无来历，企业家的选择早就惹得一些人心里不舒服。当学校的一切工作纳入正轨，学校趁黄鹤请假回家取书之际进行了一次全乡统考，他们将考试的范围、重点明确给其他学校，唯独不告诉封比小学，结果黄鹤的学生考得最差，企业家迫于强大的压力，不得不免去了黄鹤的校长职务。

黄鹤毕竟太年轻，对传统的观念与复杂的社会都认知不深。在希望工程启动的前期调研时期，作家陈惠方为撰写《中国希望工程》曾偶遇新任校长的黄鹤，并被他投身教育的热忱深深感染，将他收录于报告之中。作家也曾替黄鹤担心，一所乡村小学，改革的气候还远远未到时候，他建议黄鹤去大学继续深造，为自己贮备更丰厚的实力。

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推荐下，黄鹤来到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此前他已经将教育学本科的科目都自学完毕。从师教育界的权威之一王道俊教授后，从1990年到1993年的三年时间里，教育哲学、课程论、教学论、学校管理，黄鹤不分白天黑夜地学。两年后，他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了三年的儿童心理学研究生课程。

拥有了更多的知识积淀，并不意味着教育改革就一定会获得成功，又经历了在深圳南山区小学和南京晓庄学院的挫败后，黄鹤感觉他所涉足的学校，似乎都不完全符合他的办学理想。妻子一句“你想改造一所学校，不如自己建立一所学校”，点中了黄鹤。

■眼前的情景让黄鹤吃惊不小：“市场很大，小孩子这里一窝，那里一窝的。问他们的父母孩子在哪里上学，有的说刚从老家来，还没来得及找学校；有的说孩子早就不上学了……”

他开始着手进行调查。沿着四环路边缘一路寻访，农民工自己办的简易学校果然如他在媒介上所了解的。所谓的学校，办学人根本不是科班出身，同样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近几年生意不好做了，凭着有些文化将没处读书的孩子聚集起来。学校也极其不规范，租用的民房设施简陋，门口大铁门一闩，再养

条狼狗看着，有人来敲门，先被警惕地盘问一番，生怕是来封校的，完全处于地下状态。再问学校的教师状况，绝大多数是初高中毕业，素质较差。建一所规范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刻不容缓，但一个人毕竟身单力薄。此前，北师大农民之子协会的调查报告也给了黄鹤很大的震动，他找到会长说：“我们一起搞个学校吧。”两个教育系的研究生也自愿加入，四人开始了办学行动。

“我们跑遍北京，考察合适的校舍和相对集中的孩子群。”顶着八月的烈日，脚都磨破了，考察的结果不甚理想。一天他们从地图上发现南四环有个新发地，是一处很大的集贸市场，打算骑自行车去看看。

眼前的情景让黄鹤吃惊不小：“市场很大，小孩子这里一窝，那里一窝的。问他们的父母孩子在哪里上学，有的说刚从老家来，还没来得及找学校；有的说孩子早就不上学了；还有的带我们去看孩子上学的地方，那种学校和我在考察中看到的没什么两样。”

黄鹤曾于早期进入希望工程并工作多年，一直负责对全国希望小学的管理与教师的培训。但他发现农民工子女与希望工程救助的乡村孩子不同，“那些贫困地区的孩子上不了学，也许就一辈子呆在山村里，而农民工子女不同，他们小小年纪随父母进了城，受到城市的熏染，当城市不公平对待他们，抛弃他们，长大后的他们会怎么做呢？”

■2001年8月6日，学校正式开学了，取名为“棚鹏”，蕴含的意思一望而知，黄鹤担任校长

四个人像发现了金矿，连夜赶写计划报告，着手建学校。他们在丰台区黄土岗附近的一家旅馆租了十间房，北京小学的校长捐助了150套课桌椅，还有电视和投影仪，黄鹤又将自己家里的书全部运过去，十间教室装备齐全。当四人再次登门让农民工们的子女去上学时，家长们都不敢相信，原以为他们之前不过是说说的，天底下哪有人干不赚钱的事。待一些人蹬着三轮车去学校一看，教室整整齐齐，老师都受过正儿八经的高等教育，报名人数远远超过了计划。2001年8月6日，学校正式开学了，取名为“棚鹏”，蕴含的意思一望而知，黄鹤担任校长。

然而二十天后，这只刚刚展翅的小鹏鸟就开始遭遇风暴，黄鹤第一次接到了封校的通知，理由是校舍不合格。学校随即迁至潘家庙的一所小学内，但一个月后因为没有办学许可证再次遭封。其他农民工学校一直在与政府玩捉迷藏，今天查封关掉，明天不查了再开，但一心办学的黄鹤不想做这样的游戏，更何况为了190名学生也不能随随便便地将学校关掉。他希望学校能接受评估审核，获得许可批准，但似乎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文可以依据。在第三次“封校”与“护校”的对垒中，双方都出现了不冷静的行为。当看到课桌椅被强行搬出教室，书架被拉倒，孩子们放声大哭的时候，黄鹤醒悟到要为那些弱势的发不出声音的人说话，但这个声音必须理性而合法地发出，只有如此，再面对学生们“为什么我们的学校老被查封？为什么北京孩子上的学校那么好”的疑问时便不会再无言以对。

一种事物的出现，人们对它的认知总需要一个过程。在各方面的协调之下，2001年12月，棚鹏学校搬到了大兴区，更名为“行知学校”，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与扶植，学校的综合实力飞速发展起来。但因一次次拆迁、房租问题，学校又不得不几次易地，每一次的经济损失，加之救助学生的增加，对这个本来就脆弱的民办学校都是不小的打击。

■同在一片蓝天下，为什么农民工子女上学如此之难？一直为学校的生存疲于奔命的黄鹤在思考

同在一片蓝天下，为什么农民工子女上学如此之难？一直为学校的生存疲于奔命的黄鹤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据2003年年底的统计，北京市流动人口数已经达到409万，是六年前人口普查时的近两倍，那时15岁以下的儿童、少年有16.2万人，如今这个数字只会激增。“北京没有这么多学校容纳这么多的外来人口子女，而且农民工子女大多数聚集在四环和五环的边缘上，那里的学校，能力就更加有限了。”

黄鹤学校里的学生，家庭的年纯收入平均在四五千元，家中一般为两至三个孩子。他们在家乡本来是有享受义务教育的名额的，来北京的公立学校读书，就必须交纳借读费。而一个孩子的学费超过500元，对农民工家庭来说就是不小的负担。“上不起”是农民工子女选择农民工学校甚至辍学的重要原因。

黄鹤还了解到心理上的自卑感是孩子们不愿上学的隐情，“与城市的孩子相比，我们的孩子穿的比较差，吃的、用的都没有城市孩子好。”他发现，全校700多人，除了一个家庭条件不错，有些胖以外，其余几乎都是小豆芽菜。

“比农村的孩子幸运，比城市的孩子差，这就是农民工子女读书所处的边缘状态。”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生存状况同样处于边缘化，没有合法的手续，没有固定的校舍，经常被赶得搬来搬去；没有政策标准，与公立学校相比遭受各种不公正的待遇。黄鹤很担忧：“我们学校还有一些社会捐助，那些农民工自己办的学校为了躲避高额的电费、水费等各种费用，干脆找一个什么收费都少的、破旧的地方，再随便找一些老师，发四五百元的工资，最终受害的是孩子。”

在黄鹤看来，政府客观上应该承认农民工学校的价值，“有学上总比没学上好”，不要仅仅是简单的取缔，应该扶持，帮助他们办成标准化的学校，让农民工子女们上好学。确实不合格的再关闭，但也要安置好没有学上的学生。

经过近三年的实践，黄鹤总结出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出路：“首先要有政策法律的支持，制订实事求是的标准，给合格的农民工学校颁发办学许可证。这就促使办学的人能依法、标准化地为农民工子女们服务。

“政府给农民工学校一定的补助，对他们的要求不能完全按照城里学校的标准，否则谁都做不起来，只能转嫁给学生，而他们只能承担400元到600元的学费。比农村小学稍高一些，比城市小学稍低一些，这就是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现实。

“鼓励社会捐助或投资，家长要承担相应的费用，完全享受义务教育的权益是不现实的。老师们要有志愿服务的精神，一个大学本科生在我们学校也就拿一千多块钱，低于城市学校的收入。”当这四项缺一不可时，才能建立起一所规范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陶行知曾说到最需要教育的地方去办教育，才是第一流的教育家。办这个学校实现了我的教育理想。”

如今，行知学校在黄鹤眼中已经进入可持续发展的阶段，他追踪三年来学校招收的学生数量、收取的学费和房租、教学设备与教师工资的支出，希望研究总结出一套可推广的标准，向社会公布，今后谁来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就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操作。“再有两年时间应该可以拿出来。”

黄鹤信心十足：“我感觉中国的农村教育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教育体制与教育资源垄断的问题，应该加以改革和重新分配。贵族教育只可能是中国教育的补充而不是发展的方向。”

迄今为止，行知学校已经接待了十几个国家的教师代表团前来参观访问。外国专家认为他们现在探索的道路对解决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很有意义。目前，学校的办学许可证正在办理之中，它将成为大兴区第一个取得资格的流动人口学校。

“陶行知曾说到最需要教育的地方去办教育，才是第一流的教育家。办这个学校实现了我的教育理想。”

看着孩子们一点点地成长、改变，天天坐一两个小时公交车去学校的黄鹤感觉很快乐。不久前，学校救助的学生郭少欢当选了雅典奥运会火炬传递手，这是农民工子女张扬自己的好机会，黄鹤又喜又急，牙全肿了。

“他原来失学，考试四五十分，现在不仅拿八九十分，当了副班长，还被评为大兴区的十佳少年，彻底变了一个人。”

“靖家四姐弟，是在垃圾堆里长大的，大的18岁，小的8岁，现在在同一个年级上学。如果不救助他们，现在还在垃圾堆里。”

对有人提出的“将学校划分为农民工子女的类别是否合适”的疑问，黄鹤不以为然：“人不一定是天天在一起心就在一起，他们与城市孩子即使生活得很近也可能思想距离很远。我们帮助学生融入到都市里去，将城市文明中先进的灌输给他们，同时又要保持他们身上来自农村的优秀的品质美，这也是一种文化的融合。各种学校仅仅是一种形式，教育的实质其实是一样的。”

黄鹤希望他的学生们将来能成为现代的好公民，既是城市人又是农村人，融合都市与农村文化的精华。“即使打工，也要脱离他们父辈那种粗放式的打工，拥有技术。”因此，学校计划建立职业教育，初中毕业分流的学生参加职业培训后可以直接面向社会。

被陶行知思想所指引的黄鹤一直戴圆眼镜来明誓他“一生办学”的志向，如果你问他二十年前的伙伴“黄鹤现在干什么”，尽管彼此已经多年未见，但他们也会不假思索地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一定是在办学。”

在探索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道路背后，有着黄鹤更长远的人生目标，他最终想建立起一所乡村师范大学，就像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一样。

“从乡村师范培养出的老师，专门从事农村教育与农民工子女教育。凡是需要这种教育的地方，我就为他们输送师资。有了这样一所学校，我就可以培养千百万个农民工教师或乡村教师，再去建立千百万所学校，培养千百万个社会的人。如果这样，我这一辈子就算没有白活！”

■一生办学是黄鹤的人生志向

■目前北京有300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