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志在圣贤——读传纪文学《何澄》

【作者】 寓真

【出版日期】2012.05.09

【版次】第三版

【入库时间】20120820

【全文】

寻找回一个文化人

何澄其人，一生涉历诸多领域，业绩非止一端，然归根到底，他是一个文化人，是一个具有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何澄也是一个几乎被忘却了的文化人。苏华、张济两位作家经过艰辛的钩沉，蒐集大量资料，撰成《何澄》这部传记，终于使中国现代史上一个不可埋没的文化人的形象，展示于读者面前。

何澄出身于山西灵石的一个文化世家，祖上立有“读书世业”的古训，历经数代传衍，养成了“耕读并重、砚田墨庄、人人知务”的良好家风。何澄于1880年出生，比之鲁迅先生长一岁，1902年出国到了日本，正好与鲁迅留学日本为同一年，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大概会有共同之处。鲁迅毕生从事于教育和文学，乃有卓荦成就；何澄则在日本接触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以后于军政界多有参与。但何澄又与大多数的革命人士不同，更与那些政客和军阀殊异，他的文化情结颇深，因而在政治上并没有全力投入，完全没有卷入当年的党派钩斗和军阀征战中。何澄的回想录中写道：“毕业回国，人趋利禄，且道德坠地，人心险狠，余惟闭门读书。”这几句话中，显露了他传统的儒士道德立场。

何澄与阎锡山都是早期留日的山西籍的同盟会人士，两人素有私交。1928年促成南北统一，阎锡山出任京津卫戍区总司令，原晋军中人都授予要职，何澄却只是领到一个沧石铁路工程局局长的职务。此事亦可反映出何澄之于功名利禄的淡漠态度。

所谓沧石铁路，仅是一项开始筹建的工程。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的孙科，并不支持此路建设，何澄为筹款筑路，与孙科龃龉，不但工程未能实现，还为他后来蒙难的冤狱埋下了祸根。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因泄密事件，何澄被以“间谍嫌疑”罪名拘押在案，据说此事即与孙科挟嫌有关。被拘押月余之后，间谍无据，嫌疑解除，并经阎锡山等致电营救，何澄获释。他自此淡出政界，将兴趣投入到写诗、收藏文物、整修园林等文化艺术活动上来，从而与吴湖帆、叶恭绰、张大千、张善仔等文化人士结为契友。

网师园是苏州的著名园林，始建于宋代，何澄为了保护这处珍贵古迹，于战乱之年买下，用3年时间进行整修，而自己并没有在此居住，临终嘱咐说：“网师园属于我中华民族，购得此园只是为避免其流失损坏，将来必还之于民。”这种爱护古迹的精神，就是文化人的精神。如同当年梁思成极力为保护北京古城而呼号，我们不能把梁思成仅视为一个建筑学专家，要知道他是一个深受传统熏陶的文化人。爱护古迹的思想感情，从根本上不是基于建筑工程技术方面的因素，而是一种深厚的人文修养。当我们许多人对于古迹的意义尚未认识的时候，梁思成、何澄他们却能珍视文物古迹如若生命，因为他们是真正的文化人。

儒家文化对何澄的浸润之深，表现在他的一生行藏中。我们既要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就要尊重文化人，因为中华文化靠他们传承，中华文化数千年绵延不衰，就是因为有孔子、孟子，有屈原、司马迁，有杜甫、苏轼，有傅山、何澄，一代一代的文化人在继承着，发展着。《何澄》一书为我们找回了一个文化人，其意义是不寻常的。

正史中看不到的史料

何澄进入社会活动的年代，从国内战乱，到抗击侵略，正处于战火纷飞、国家灾难重重的时候。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这段历史，我们并不生疏，但从《何澄》这本书中阅读历史，却能给人许多新鲜的感受。民国时期的许多重要政治人物，都与何澄有交往，因此，以何澄的经历为线索，可以把那段历史串连起来。

孙中山逝世后，名士廉南湖写了一首挽诗：“精神所寄无生死，天道休疑渐不公。苍狗白衣关世运，残山剩水哭英雄。相逢衮衮谁堪嗣，欲挽滔滔力已穷。铁血牺牲缘底事？盖棺论定古来同。”何澄读到这首七律诗，有感其诗意哀切，特意用明代的旧纸十分工整地抄录下来，墨迹至今留存。诗中最为沉哀感人的大概是颈联那两句：中山先生的一生中相逢了许许多多的追随者，然而，哪有一个人足以继承你的伟大事业呢？想要挽救沧海横流的这个滔滔社会，却已经筋疲力尽了！

何澄当时发诸报端的一篇文章，亦作如是说：“我辈所见之志士伟人、军阀官僚，得志在位，纵欲自杀，失意下野，堕落忧愤，或以嗜好消遣，或以邪道运动，急于复兴，纯以个人得失为忧喜，绝不知在位时勤谨办事，去位后潜心静气研究社会上一切不明白、不熟悉的事。故纵然侥幸再得位，其根本欲为恶者，不必论矣！”何澄认为当年各省的当道首领，没有一个有才能有学问的人，所以天下必然会扰扰攘攘、战纷不已。

国民党建立南京政权后，何澄曾经在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之间奔走说项。促使阎、张易帜，实现南北统一，其中不乏何澄的苦劳。后来发生蒋阎矛盾，何澄亦本着“平心平政”的态度说谏双方，但中原大战终于爆发，何澄只能无奈长叹，带着家属子女上莫干山度假而去。

《何澄》一书的作者，在叙述民国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对于国民党政权由训政而走向独裁作了析评。

就本书中写到的孙中山早年在日本的演讲来看，似乎是他早年的言论更为睿智和正确。何澄听过孙先生那次演讲，针对有人说“中国人民的程度，此时还不能共和”的谬论，孙先生举出檀香山原是一个野蛮的地方，“由野蛮一跃而为共和”，又举出美国南部是黑人奴隶所在地，经过南北战争，黑奴成为自由民，“我们清夜自思，不把我们中国造起一个20世纪头等的共和国来，是将自己连檀香山的土民、南美的黑奴都看做不如了”！读到这里，我们不禁会思考一个问题：既然中国人民不是连檀香山的土民都不如，不是连美国南部的黑人都不如，那么，在取得政权后为什么不直接实行宪政，而要留出一个训政时期，让实行专制的人有机可乘呢？

反蒋方面的人士曾经提出“党人治党、国人治国”，被蒋斥为谬说。蒋介石既极力强化独裁权力，必采取“先安内后攘外”的方略，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沈阳事变、淞沪事变、卢沟桥事变接踵而来，敌寇横逆，国土沦丧。何澄写给女儿的信中说：“国事至糟，固日人有野心，亦由执政者太腐败有以招之。”

全国抗战期间，蒋介石迁政府于重庆，汪精卫投靠日本成立伪中央，所谓“还都南京”。蒋、汪的高层人员都有何澄的旧交，而且在日本军方中，何澄亦有同学交处，但他始终坚守着一个文化人的爱国主义立场和清白正直的品格。他既伤痛于国家的危难，又忿恨于汪伪的可耻行径，同时也不满于诸派的争权夺利和政治腐败。他在这个时期写下的诗歌，极尽对汪伪汉奸的嘲讽和怒斥。

太平洋战争发生前，确曾出现过中日和谈的某种意向。美国的司徒雷登亦曾为此积极活动，而司徒雷登的助手、燕京大学校长傅泾波是何澄的好友，何澄便成了沟通各方的桥梁。在这期间何澄曾两次去往香港，与重庆国民政府人士会面。似此种资料，在别处难以看到。

《何澄》一书，史料翔实，内涵厚重，品位高卓，意义深宏。尤其是对于历史背景的叙述，每能详尽搜求史料，由一人的线索引伸，而涉及四方人物、诸多事件，几将托出一个时代的风貌，从而增强了人物传记的厚重分量，为读者拓开了宽宏的视野。这或许可为同类文体的写作提供一些宝贵经验。目前自传、传记之类纪实文学作品频频问世，多是就人写人、就事述事，缺乏更深的挖掘。由《何澄》一书的启迪，可知纪实文学有着极大的潜能。

令人赏心阅目的阅读

青年何澄在日本留学时，因见山西的出国学子很少，撰写了一篇《山西留日学生呼吁乡人出洋游学公启》。当时的守旧派视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如洪水猛兽，因而反对出国留学，害怕青年人接受西方学说。何澄在文中针对这种保守顾虑写道：“自由即孔门自其道之自，平权即《大学》平天下之平。但孔子主归纳义，其极至偏于保守；西儒主演绎法，其弊或激于进取。《大学》在理想上，尚属乌托之言；西儒在实际上，乃征权利之公。故孔子必责凡人以道德，而西儒必限个人以法律，然使孔子而得行政治于天下，终亦以法律为进道德之初级。”在这段话中，何澄找到了西方的自由平等的法治思想与儒家的道德伦理的联系，说明西学与中学不是对立和排斥的，而是可以融合的。世界各民族虽然存在历史和地理的差异，宗教和文化的渊源不同，而凡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都会有相通的内涵。

何澄本人的教育基础，仍然是传统的儒学，民族文化传统的本色深入了他的灵魂。但他并不囿于传统，“呼吁乡人出洋游学”一举足可显示他“睁着眼睛看世界”的远见卓识。他汲取了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认为自由平等思想与儒学可以相通相融，从而使他成为一位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进步学者。他在一篇随笔中写道：“为永久和平起见，世界各国非组织一个真正民主国家不可。人民须有绝对自由，人民须自由选择自己所愿意的主义和国家，政府论理应自由选择自己所愿的公仆。谁能使人民安乐，谁能恪尽公仆之职，令谁来做公仆。凡压迫与欺骗是不许的。”他的这种自由主义思想，却与崇洋媚外、全盘西化者绝不相同，

他认为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都是中国文化中固有的成分。美好的东西是人类所共同向往的。与其说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毋宁说他更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能在弘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理解和吸纳西方文化，这才是中国的文化人。

何澄清楚地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荒谬有增无减”，他虽然与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素有私交，但他宁可隐居，绝不进入蒋介石的幕府。他对国民党政权从来不抱幻想，在给女儿的信中曾经写道：“以余推测，中国将来，不共产则必共管也。”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内战爆发，这是何澄极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他在1946年病逝于北京时留下两句诗曰：“是非场里身抽出，烦恼丛中头怕回。”《何澄》书中写道：“亲友们在办何澄丧事时，发现了这两句诗。有的认为是何澄自撰的挽联，有的认为是何澄不愿再谈论国共内战的政治苦恼……”

何澄病逝的时机，使他避开了一个艰难的选择。可以设想，如果他活到1949年，绝对不会跟随蒋介石赴台，也不会跑往别的国家。离开自己的祖国，流落海外，对于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内心痛苦。但如果进入到“阶级斗争日日讲”的时代，让他投身到政治运动中，反复检查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改造和赎罪，并且批判和揭发他人，这必定也是他难以接受的一种严峻的情势。读书人既然志在圣贤，则毕生追求人格的完美，认为立身应当像洁白的素丝一样，时时谨慎而不可使有点污，少有点污则不得为完人。苍天成全何澄，让他在无所适从的时刻遽然病逝，因而使他成了一个终身没有点污的完人。

何澄死年67岁，就年龄而论，似乎走得早了一些，但他把道德文章留给了后人。通过《何澄》这本书所展现的他的人格光华，大概也会是青年后学的一种楷模。

何澄留给世人的另一笔财富，是他的诗文信札的墨迹，以及网师园和他收藏的书画、印章、文房四宝等文物珍品。1956年由何澄子女捐献给苏州文物局的文物1300余件，书籍600余册。1990年在何澄故居又经其子女发现旧藏印章72方，捐献给南京博物院。其中的古代书画，有唐寅、华喦(新罗山人)、陈洪绶、傅山等大家的稀世珍品，印章、砚台等藏品亦多名家之作。至于何澄自己的诗文手稿和他与友人、家人的信札，不仅可视为史料，而且也是可供欣赏的书法作品。

《何澄》书中插入了许多墨迹影印和何澄所藏书画文物的图片。这无疑会使阅读者感到赏心悦目，别有雅趣。尤其是对于诗文爱好者、书法爱好者、艺术收藏的爱好者，阅读此书自会有一种愉快的心情。

作者苏华在写作此书过程中，偶与我相遇而说起何澄收藏的一方印章。苏华在南京博物院看过此印，白芙蓉兽钮，古雅可爱，只是印文多年磨蚀，难以辨认，据说博物院未能作出释文，请教过专家亦未能全解。这倒引起了我的兴致，因我也有收藏印章的爱好，浏览《六书通》有年。苏华将印文照片发我邮箱，字迹确已模糊不清，但只要能识别出部分文字，然后根据上下文义，并根据古人诗文写作和篆刻的规律和习惯，逐字辨识和推断，终使印文全部解读。此印全文81字为：“置半亩之园，构茅屋数椽，僮仆一二，知己两三，喂鸟、养花、钓鱼、登山，春坐海棠花下听鸟喧，夏坐杨柳阴间摇轻扇，秋日黄花满径酒中仙，冬来梅雪北窗前，布衣御寒安中年，不求闻达事不管，始是我平生之愿。”经与苏华交换意见，都认为释文已确切无误，为此我们颇为兴奋，感觉这篇印文语意如此优美雅澹，我们解读的过程亦不啻是一次艺术的享受。

苏华和我还就何澄手札中不易辨认的字迹作过研究，但因交付出版时间紧迫，书中仍然有一些误读的字词。

譬如，何澄诗中有句曰“王侯将相到门栏”，原稿中“栏”字很像“楣”，结果将此句错为“王侯将相到门楣”，从字义上都说得通，但这首诗用韵是平水韵的“十四寒”，“栏”属此韵，“楣”则出韵，且“门栏”为古诗中常用，杜甫诗中即有“门栏多喜色”句。又如，诗句“庭树盘桓为避烦”，“避烦”二字在草写手稿中很像“邂炊”二字，这就导致了书中又一字误，“邂炊”显然语意不通。若为“避炊”，意思尚可勉强，但此诗用韵为“十三元”，“烦”在此韵，“炊”则出韵，所以只有“避烦”为正确。诗的大意是：连院子里的树都嫌世事麻烦，因而把枝干盘结起来，以避免撩人惹事，这是将树人格化，借以表示诗人的淡泊心境。

读前人的诗词，如懂得诗词格律，就会明白诗人遣词用字的匠心。可惜诗词文化的教育中断已久，中华传统文化中这一爿秀色已经丢失。甚至当代许多热衷于写旧体诗词的人，并不研究格律，任意写来，竟然标榜为创新，人心不古，孰奈其何！何澄有“打油博士”之称，善于写政治打油诗，以诗讥讽汉奸和那些庸官俗吏。但他的每一首诗，即使是打油诗，也都严格按照格律与平水韵写作，绝无违律问题，因而能达到亦庄亦谐，并无流俗之病。他的诗作的韵律严整，并不只是文字和写作技术的问题，其中所蕴含的是审美品味和为人为文的品格，是一个文化人的素质和修养。

(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