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公陈郁文

【出版日期】2010.09.07

【版次】第B3版 (杜鹃园)

【入库时间】20110501

【全文】

●陈培泼

叔公陈郁文如果还健在的话，今年是八十四岁。可惜历史没有假设，叔公离开人世已有六十四个年头，超过整整半个世纪。

去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独自开车来到大田县革命烈士陵园。当我静静地肃立在纪念碑前，思索人生的意义时，我蓦然想起我的叔公陈郁文是不是应该也在这里？带着兴奋、紧张、期待的心情，借着微弱的手机荧光的照射，我急切地在碑座两侧烈士名单中寻找我的叔公陈郁文。顺着烈士名单一直找下去，我终于在第三十六个名字里找到了我的叔公，那就是坚硬的花岗岩上用阴文镌刻三个汉字“陈郁文”。我轻轻地抚摸着那石碑上的三个字，可以感受到夏天烈日照射在岩石上留下的余温，暖暖地传递到我的心头。然而，历史很苍凉，包括那些在清明、七一等节日到这里来扫墓的公务员和学校里的孩子，我想他们知道的仅仅是里面安息着一群革命烈士，而到底是些什么人，是一些怎样的人，他们并不清楚，也无法知道。就是我这样与叔公有着血脉相连的亲人，所记住的也仅仅是“陈郁文”这个名字，而对于陈郁文是个怎样的人又是何其的陌生呀。对叔公的仅有的一些记忆，就是小时候在腊月廿七、廿八会有大队组织干部敲锣打鼓带上猪肉、革命烈属光荣的牌子给我的曾祖母送年货，还有厅头挂着照着小叔公的模样摹画的一张光头的陈郁文烈士遗像。

历史的记录更简单，关于叔公的记载只在县志里看到他的名字静静地躺在革命烈士名录之中，连他最后牺牲时参加的龙门夺枪战斗也没有提及到他的名字。作为他的侄孙，我很想追寻叔公的足迹，走近他的内心世界，倾听他的声音，还原他的形象。然而，随着曾祖母、曾祖姑母、祖母的故去，了解叔公的人越来越少了，这样的想法已经无法实现了。如果，不做些抢救工作，甚至连叔公经历的所有事物都会湮没在历史的苍茫中，我不能眼看着墓碑上的三个字“陈郁文”成为一个简单的符号。我有责任和义务找回部分真实的历史片段，找回叔公的“血”和“肉”，让叔公这个人物形象真正地“活”着，才能不辜负他为新中国的成立而奉献出年轻的生命。

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好不容易在八闽杜鹃红――抗战时期在福建牺牲的闽籍烈士名录中找到了有关叔公的最详细的记录：陈郁文（？－1945.9），福建省大田县太华乡汤泉村人。1940年参加革命斗争，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大永宁（大田、永安、宁洋）边区区委委员、闽西北抗日游击支队战士，参加了创建闽西北游击根据地的斗争。1945年9月22日参加夜袭大田龙门保安队的夺枪战斗，因敌情变化，战斗失利，遭受百倍敌军的围追堵截。9月30日，抗日游击队转移到永安忠路村时再次被敌包围，陈郁文在激战中英勇牺牲。全文共计180个字，其中出生年月以问号代替。

查证了家谱，我终于知道叔公生于民国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即公元1924年7月11日，那么1940年参加革命时，叔公才16岁，1942年加入共产党时，叔公才18岁，1945年9月牺牲时叔公刚满20岁。

“阿冠哥（叔公名：汝冠，字：郁文），十五岁从永安吉山中学毕业后就到万湖小学教书，当时在我们汤泉区公所管的十几个村里，他是最有文化的年轻人。汤泉区公所中山堂就是阿冠哥他们创办的，他不仅自己的革命理论学得好，还给十里八乡的劳苦大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革命道理，讲起革命道理来一套又一套。”比郁文叔公小5岁的二叔公郁生深情地回忆把我带到那个充满腥风血雨的年代。郁生叔公还清楚地记得郁文叔公对他最后说的一些话。那是1945年一个夏日凌晨，郁文叔公偷偷潜回家中，与郁生叔公并排躺在稻草铺垫的后厅地上。郁文叔公平静地对郁生叔公说“阿长（郁生叔公的名：汝长），我是个性命挂在铳尾上的人，一出去什么时候回不来都不知道呢，你一定要好好读书，为我争革命的气。”第二天当郁生叔公醒过来时，郁文叔公已不见踪影。从此之后，家里的亲人再也没见到过郁文叔公。

其实，叔公对参加革命所要付出的代价十分清楚，也早有准备。曾祖姑母在世时曾对我说，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逼迫叔公投降使尽所有的招数，从1940年开始，不间断地抄家、抓人，全家八口人四处躲藏，财物、粮食被洗劫、房屋被毁坏一空。那时，最小的叔公5岁，最大的叔公10岁，一群孩子和两个小脚的女人（叔公的母亲和婶婶），一有风吹草动就跑到几公里外的池园村，找到山边破旧的畲客寮或是直接躲进深山，夏夜蚊虫叮咬，冬夜寒风刺骨，一躲就是几天几夜，凄惨难言；同年，叔公的岳父被抓进监狱，逼迫叔公的未婚妻改嫁；1943年将小脚的曾祖母抓到大田监狱关押，百般折磨，一关就是两年；最后为了彻底地隔绝叔公与家人的联系，杜绝群众给游击队接济，实施更为狠毒的移民并村行动，将上城村落所有的群众全部赶到汤泉街道居住。然而，叔公并没有屈服，为了国家和民族，他献出了自己的亲情、爱情、家庭，甚至生命，直到为革命流尽最后的一滴血。1943年叔公牺牲之后，国民党反动派才让上城的群众搬回自己的家，才把曾祖母从监狱中释放回家。两年后的上城，已是屋漏房倾，野草遍地，老蛇出没，一片荒凉。只是可怜了曾祖母直到那时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离开了人世。

叔公在游击队的所有行动都是秘密，我无从知道。祖母在世时说，叔公的嘴呀，真是会说话，就是树上的鸟儿呀，也会让他给哄下来。这话我信。曾祖姑母曾说，刚开始曾祖母是不同意叔公提着脑袋去闹革命的，然而，叔公却能够背着曾祖母说服我的祖母，他的嫂嫂，冒着被赶出家门的风险把家中的十八担粮食偷卖了，给地下党做经费。还能够说服祖母冒着杀头的危险上山给叔公和游击队他们送饭，通风报信。叔公曾对我的祖母说过，嫂嫂，你要相信我们革命是一定会成功，新中国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我们一定会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叔公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能够在没有灯光的黑暗里写字，写下来的字竟然与在有光线的地方写的没有区别，一行行一字字匀称、整齐，成了地下党里的一绝。郁生叔公还说，郁文叔公回家从不带吃的，每次回来都是带书给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要这些小弟们好好读书。

在追忆叔公的过程中，有两个人我不得不记，一位是同村的瞎子周乞讨，为了给躲藏在外的曾祖母看护房子，被抄家的国民党兵当场抓获。国民党兵打断了三根扁担，却始终没能逼迫他说出曾祖母她们躲藏的地点。另一个是叔公的未婚妻，在被国民党反动派逼嫁他人之后，五年来她心里却一直记挂着我的叔公。1948年底大田解放，得知解放军部队路过万湖村，叔公的未婚妻天未亮就站在村头的路口，守盼叔公的归来。一个又一个的指战员从她的身边走过，直至最后的一名游击队员从她的眼前消失，她始终没有盼到自己日思夜想的亲人。她终于知道自己深爱的人再也不会回来了，支撑着让她在耻辱中生存了五年的最后一丝信念熄灭了。回家后她就病倒了，不几天就撒手人寰，离开了让她深深遗憾的世界。

在叔公参加革命以后，曾祖母从开始的反对转为支持，叔公一回来就把游击队里的人都带家里来，深更半夜为游击队煮饭，还准备钱、衣服、麦芽糖等食物给他们带上，住西华的两个曾祖姑母、其他的亲戚朋友都成了叔公他们的依靠，经常在半夜悄悄地出现，又匆匆地不辞而别，甚至连上城的村民，也受到了叔公的连累，像罗丰村一对雷姓夫妻，为了保守叔公他们的秘密，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而今，追忆叔公，只是为了不让人们忘记那些曾经为革命事业做出过贡献的人，让人们共同永远地记住他们，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