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湧：不介意“跨界”
【报纸名称】:
【出版日期】2013.12.22
【版次】B16：B16－医者
【入库时间】20140110
【全文】
陈道湧，34岁，虹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职业卫生科科长。
晨报记者 崔颖 张诚 策划人：崔颖 微信：cuiying9453
医者，记者
从曾经的医者到记者，又以记者的视角去关注医者，我时而沉醉，时而徘徊，时而焦虑，时而释然……常常，我饱尝内心之起落。
医者的心，是坚韧、是执着、是淡泊，是一颗满怀希望之心。然而，谁愿意说？谁愿意听？说什么？听什么？
记者的笔，是耳朵，是眼睛，是嘴巴，是一支洋溢激情的笔。然而，谁可以写？谁可以看？写什么？看什么？
《医者》专访医疗界，呼唤专业内涵下的医学人文情怀。每个星期天，我们在一起倾听。
说到公共卫生和疾病控制工作者，我先是联想到了戴着防毒面具战斗在流行疾病第一线的英姿，也会想起检测空气水质、撰写报告的科学家风范。采访中发现，陈道湧的工作远远不止这些，他作为全国卫生监督技能竞赛的二等奖获得者，方能应付这一大摊复杂细致的工作。但是，他最近的工作项目：青少年暴力预防，还是让我感到意外。
公卫人的成长：什么都得干
2002年，走出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陈道湧就投入了对虹口区环境卫生的各种监测工作。他要监测的东西有很多：食品、噪音、放射、水质等任何影响人们健康的因素，要去的地方也很多，包括医院、工厂、歌舞厅、居民家等各种地方。相比“这是一个科研技术工作”，他更倾向于“这是一个体力活”：“一次就要装一二十斤水，从楼顶上的水箱搬下来，挺累的。”“经常要带一车的仪器，自己搬进去搬出来，丢了一样都不行啊。”这些“体力活”是小青年陈道湧的一大部分工作，当记者问道：“这个工作可以偷懒吗？”，反应灵敏的陈道湧顿时陷入茫然：“谁说的可以偷懒呀？这是职业道德问题。”
陈道湧说公共卫生事业是默默无闻的，平时没人会关注，除非发生什么大事。陈道湧本人就亲历了不少大事，比如2003年虹口区发生了上海第一例非典，他曾亲身调查病人及其接触者，2008年也曾和同事们挤住在汶川的小帐篷里。但他拒谈“英雄事迹”，说自己没干什么最危险的事。世博的时候他和同事们拼命工作，加强监测，反复演练突发事故的应对。
陈道湧也有一些自我感觉很“刺激”的经历，比如以前去造船厂做检测，六七十杆电焊枪一齐闪烁，陈道湧因为需要四处走动，不能戴工人的黑色面罩，“眼睛都不知道放在哪儿好了。”在二纺机厂，铸造带来的高温、噪声、烟尘都让陈道湧神经绷紧，大型钢铁部件还都是从头顶上传送的。“真的有点危险。”陈道湧至今有些心悸，他接着又说，“其实这能算什么呢？我在那里只是呆一整天，工人们却要一直呆在那里，真的太辛苦了。”除了严格监测危险因素外，他总是找各种机会，提醒工人们要注意安全防护。
一次聊天引发的新思路
虹口区作为中心城区，越来越多的厂搬离了这里，陈道湧的工作却越来越忙了。
2009年，陈道湧获得复旦大学公共管理学硕士学位，逐渐走上管理岗位，他不仅要管好虹口区的整个环境卫生的方方面面，也要参与虹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整个工作流程管理。尽管有忙不完的工作，陈道湧还在继续寻找被遗忘的公共卫生死角。
记者：你是怎么找到校园暴力这个新工作方向的？
陈道湧：我在参加一个拓展项目的时候，和我一个在团委的同学在住的帐篷里聊天，他的工作有关一些问题青少年。同学谈到这些孩子，说他们的处境十分堪忧，一旦走上了歪路，大部分人就很难再重新融入社会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关注，我作为公共卫生工作者，也可以为他们做一些事。
记者：这些工作不应该是教育部门、青少年保护办公室或者社会工作人员做的吗？和疾控工作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不是一种“跨界”呢？
陈道湧：其实，预防人们受到伤害也是我工作的内容之一，暴力是一种故意伤害。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强调青少年暴力是一项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青少年暴力、校园暴力会给受害者带来身心的伤害。身体上的伤害我们都比较了解。这些受到暴力伤害的青少年，他们容易产生两种应激的心理问题，一种是“我要报复，要打回去”，于是又产生新的暴力，另一种就是会消沉下去，不愿意再融入社会。除了身体的健康，心理健康也是我们公众卫生非常重视的问题。
记者：那么暴力行为对施暴的青少年会造成什么影响吗？
陈道湧：会！在暴力行为中施暴方会产生一种“快感”。这些孩子每次使用暴力获得成功之后，会产生“放大效应”，他渐渐会把暴力手段作为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一个常态化手段。每次都要使用武力，最后越走越远。对他本人也是非常危险的。
是谁的工作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目的
记者：现在已经有青少年保护、教育单位、社工等等在干预这个问题了，你觉得你再参加这项工作有意义吗？有没有点“多管闲事”的意思？
陈道湧：这个工作确实有“跨界”的性质，与很多其他部门都有关，我认为这是谁的工作不重要，是否跨界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的目的。
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我的工作视野和方法也不一样。社会学的工作人员，他们主要是发现哪个孩子有问题，采取个案矫正的方法。而我们公共卫生人的思路不一样，我们总是面向人群，想把预防做在前面，所谓“治未病”。实际上个别孩子成了问题少年后，再去纠正难度很大。如果我们提早就在中小学生中做好预防，那么就能减少这样的个案出现。
记者：国外和国内也有这样从公共卫生角度去做的青少年暴力预防工作吗？
陈道湧：国外已经有这样的预防工作了，国内还比较少。外国的国情和我们这里差别蛮大的。那边的社会救助体系更完善，一些问题青少年经过培训之后，还能找到工作，重新融入社会。我们这里的青少年，如果有过劳教之类的经历，可能就找不到工作了。国情不同，我可以参考国外的研究，但无法照搬，所以必须自己去探索，去创新。
记者：这个新的工作是领导建议或支持你去做的吗？
陈道湧：这是我自己申请的一个项目，我先做了调研，然后写构想：方案要怎么做；涉及多少人；在什么地方开展；时间和经费怎么安排。后来项目申报成功了。
上海校园安全计划：专业人做专业事
记者：现在来谈谈你的计划，你的预防人群主要是哪些人？
陈道湧：我的主要工作对象是初中生和四五年级的小学生，因为这个年龄段是社会人格形成的重要时期。而九年义务制教育结束后，孩子们就开始分流了，一部分人上高中，一部分人进入职校或找工作，一部分人就成为辍学失业的社会青少年。所以在这之前做好预防是最重要的。
记者：上海是一个比较文明的城市，很少听说上海的校园暴力，是不是这方面问题没那么严重呢？
陈道湧：上海的校园暴力并不少，但特点是语言暴力比较严重。我们调查的中小学生中，受到语言暴力的大概有15%，受到躯体暴力的超过8%。语言暴力在小学生中发生的比例比较高，在女生中发生的比例也比较高。
记者：具体的预防措施是什么？
陈道湧：现在的方案还是实验性的，在虹口找了四所中学进行干预。还有四所中学不进行干预，然后我会进行数据分析和评估，看看我们的干预手段是不是有效。
目前设计的干预手段包括；课堂教育，广播教育，板报评比，这些是比较传统的形式，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方法，比如说角色扮演，表演在学校或者家里的常见场景，有的同学演家长，有的同学演施暴的人，有的同学演忍气吞声的人，模拟场景之后进行分析，引导孩子们学会用更合理的办法去解决矛盾。还有让同学们看电影，然后分析电影中的一些场景，激发他们的爱心，引导他们反思校园暴力。还有对网络、游戏成瘾的干预，以及戒烟戒酒的教育。
记者：对一个一直与仪器打交道的公共卫生人来说，做孩子们的工作是不是有难度？
陈道湧：专业的事情应该交给专业的人去办。我不用直接和孩子们打交道。我们公共卫生的特长是进行人群的数据分析。所以我在这个工作中的作用是策划、协调和评估。现在我已经联络了团市委阳光青少年事务中心、复旦大学健康教育教研所、虹口区青少年保护办公室、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虹口区教育局、司法局和社工等各方资源。我给出整体方案，阳光青少年事务中心和专业社工他们负责具体的操作，收回的数据再到我这里进行分析。学校的联系由青少年保护办公室和教育局去搞定，工作中遇到一些有心理问题的问题少年，就会寻求精神卫生中心的帮助。所以我只是这个“跨界”工作中的一部分，也不至于把自己弄得太累吧。
我的工作只是个开头
记者：有没有考虑过把家庭也作为干预的场所？
陈道湧：家庭环境确实对问题青少年的产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很多孩子，就是因为父母都不管他们，所以开始走上社会，和一些不良群体混在一起。所以说这些孩子也都是弱势群体，非常可怜。但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对家长缺乏监管，靠我们公共卫生的力量是不够的，现在来说校园是一个最好的干预场所。对于一些问题较为严重的孩子，我们会让社工在学校对他们进行重点访谈。
记者：虽然你不用参与具体的工作，但这项新的工作要联络很多部门，负担还是很重，你怎么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呢？
陈道湧：作为公卫人，经常会遇到突发事件，习惯了繁忙的工作，就是有些对不起五岁的儿子。我和妻子工作都很忙，有时候只能把孩子送到双方父母家。好在他性格乐天，不生我们的气，顺便学会了我家和妻子家的方言，还能当外婆和奶奶之间的小翻译。
记者：现在校园暴力预防的方案进行得顺利吗？
陈道湧：还是挺顺利的。孩子们都很喜欢做游戏、表演、看电影这些互动的环节。就是进度还需要加快一些。希望明年的评估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记者：你对自己的新工作或者说新研究有什么期望吗？毕竟你不是专门做这一项工作的，会影响你做出完美的干预计划吗？
陈道湧：我的期望就是要研究出一套有效的干预技术，然后编辑成册，希望这本小册子对别人是一个借鉴，可以用我的一些方法去进行校园暴力的干预，收到好的效果。我的研究只是一个开头，或者说，任何研究都应该成为后来人的垫脚石，目的都是一样的，希望从预防的角度出发，减少校园暴力，让更少孩子受到伤害，更少孩子流落街头，成为问题青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