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天变不足畏”背后的权力滥用
【刊名】《传奇故事》（百家讲坛版）
【关键词】 王安石变法：“天变不足畏”背后的权力滥用
【摘要】舒所提出的“天人感应”理论。董仲舒认为，天和人相通，天能干预人事，人也能感应上天，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现出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反之，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这一理论貌似封建迷信，但其实大有深意。在人世间，皇权是至高无上的，那么谁能够制约“天子”呢？就只有“天”了。而“天”如何来传达自己的意旨呢？只能通过“天人感应”。于是，“天”就通过打雷、地震、日蚀之类的天变来发表它的观点，而这些又必须有人来翻译、解读。那么，这些人是谁呢？就是士大夫阶层。 这样一来，情况就很清楚了，表面上是封建迷信的“天人感应”理论，实质上是士大夫们用来合法制约皇权的撒手锏。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每逢日蚀、地震、水火灾害等天变发生，常有士大夫借题发挥，上书言事，针砭时弊。而平常对这种胆大妄为的“逆龙鳞”行为怒不可遏的皇帝们，在天变面前，也往往不得不放下架子，低头认错。虽然在皇帝们倒行逆施的时候并不总能及时地发生天变，而士大夫们对天变的解读也并不总能起到正面的作用，但这毕竟是一种对皇权难得的制约手段，在皇权一家独大的中国古代社会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 但是，王安石的“三不足”口号则从根本上推翻了这种制约机制。试问，如果天变也不足畏了，祖宗也不足法了，人言也不足恤了，那么世上还有什么能约束皇帝的呢？难怪曾经积极支持过范仲淹变法的三朝元老富弼，在听到这样的言论时十分震惊，说：“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 现代政治理论告诉我们，不受约束的权力是极其危险的。在拥有绝对权力的情况下，权力的诱惑力几乎是无法阻挡的。王安石变法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在通过“三不足”口号取消了对皇权的一切约束后，在宋神宗与王安石又“如一人”的情况下，在变法的前几年，王安石几乎取得了不受约束的权力。生性执拗，人称“拗相公”的王安石，虽是抱着一颗变法强国的赤诚之心，但也逃不出绝对权力的诱惑。 王安石滥用权力的第一个表现是未经深思熟虑、试行验证就匆忙推出新法，并强制执行。从熙宁二年（1 0 69年）开始到熙宁七年短短五年时间里，王安石就颁布了十几条新法，其中许多核心条法还在变法初期就颁布了。要知道，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很多都不是在旧制度上小打小闹地修补，而是对整个国家体制（特别是经济体制）的重大调整，有的甚至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从未有过的创举。这样重大的改革，在几个月间就提出并颁布执行，不能不说是过于草率了。王安石在变法之初，原本还有些试行的安排，但很快就被他自己否定了。这就使得原本可以在试行阶段发现并纠正的问题被带到了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并对整个王安石变法的失败造成了重大影响。 王安石滥用权力的另一个表现，也是使得后果更为严重的一个表现，就是他推行了片面的顺新法者升、逆新法者黜的用人政策。在他的手下，凡是对新法提过意见的，不论意见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完全反对新法、还能不能争取，都一律罢黜；凡是高举旗帜赞成新法的，不论其人动机如何、品行如何、政绩如何都一律升迁。这种做法导致了两方面后果：其一，朝中敢说话的名臣几乎都被推到了新法的对立面去，如韩琦、富弼、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苏轼等等，其中不乏原本并不是全面反对新法，而只是就其中一些具体问题提出客观意见的人，如韩琦、苏轼等；其二，王安石任用的所谓支持新法的人中则混进了不少有能无德的人，甚至是企图利用新法升官发财的投机分子。他们一旦身居高位就原形毕露，或是贪污腐败、鱼肉百姓，或是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甚至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而走到新法和王安石的对立面去。例如王安石一手提拔的邓绾就是典型的势利小人，甚至说出过“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的“名言”。王安石这一用人政策蒙蔽了自己的耳目，让他只能听到阿谀奉承的一面之词，而无法根据客观情况对新法进行必要的调整。此外更是给许多人造成了新党多是奸臣的印象，使人们对新法本身也产生了怀疑，最终导致变法的失败。 王安石之所以犯下了这些滥用权力的错误，固然有他个人性格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掌握了不受约束的权力。假如他畏一点天变，恤一点人言，在每一条新法出台前，都能认真考虑反对派的意见，这样制定的新法想必会少很多漏洞。同样，如果王安石不随意升黜官员，而让朝中留几个像苏轼、沈括那样提建设性意见的反对派的话，那么一旦新法在执行中出了问题，他们就会立刻指出，迫使同时也是帮助王安石调整自己的新法纲领。绝对的权力，貌似对王安石推行新法有利，但最终却是害了王安石和新法。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口号固然可作为大胆改革、勇于创新的战斗号角，但在实际的改革过程中，却应是该畏的要畏，该恤的要恤，而且必要之时，还要建立“畏”和“恤”的机制，以保证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全面性。 编辑／孙琼歌
【年份】2010
【期号】第11期
【所属分类】 暂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