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山古天文台

【出版日期】2010.05.11

【版次】第03版(三版)

【入库时间】20110501

【全文】

相城的民间，一直流传着“颛顼建城”与“相土建城”的古老传说，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宿州 符离县：“故相城在县西北九十里，盖相土旧都也。”宋代《太平寰宇记》宿州 虹县：“故相城，盖相土所居”。明代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重修相山庙碑记》“按庙之前代石刻谓：相之古城，帝颛顼所建”。颛顼所代表的时代距今已5000余年，相土所代表的时代距今也已有4000余年的历史了。据《史记》记载：中国古史体系中“传说时代”的人物颛顼和相土，都是著名的天文学家。那么，传说中“古相城”最早的建设者都是天文学家！都与天文历法有关，这难道是偶然吗？它是否隐喻着“古相”与天文观测有着渊源关系？是否与中国最早的指导农耕的历法相关联呢？

一、关于“参历”与“火历”之争远古时代，人类进化的过程漫长而久远，进入新石器时期后的很久一段时间，人类还主要是靠观察自然、认识自然，从而顺应自然，来谋取更多的生活资料。“观天象以授时”的天文学活动，就体现了这种漫长而艰苦的认识自然的过程。神农氏以后，研究天文历法的天文学，便应运而生。

目前已知我国最早的历法为“参历”，它是以观测计算“参宿三星”（猎户座ζ、ε、δ星；民间又称“福、禄、寿”三星。）的出没为计算基础的历法，它的发明据说起始于一万多年前。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夏朝时，“夏部落”仍在使用；有人考证，夏朝使用的“参历”名为《夏小正》。

“火历”的起始年代不详，它是以观测“大火星（天蝎座a星）”，又称商、辰、心星的天象，为“观象授时”的历法；有天文考古学家认为：“火历”的产生，当在燧人氏与神农氏之间的新石器时代；但最迟应产生于颛顼时代（大约4800年前）。因为，根据《史记?历书》载：颛顼“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即说明：颛顼的历法属“火历”。另据《春秋左传?昭公元年》的记载，到高辛氏(注一)时代，使用“参历”的实沈部落与使用“火历”的阏伯部落已水火不能相容，干戈征讨了。因此高辛氏(帝喾)才不得已调开两个部落，使“参、商永不相见”。据《史记?历书》记载：“火历”一直使用到汉武帝时，“武帝征待诏太史，于地中转浑天，改颛顼历作太初历，拜侍中不受。”(注二)以上史料中还可看出，使用“火历”的阏伯部落，后来发展为“商部落”，使用“参历”的实沈部落，后来发展为“夏部落”。商部落和夏部落在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即进入农耕为主的社会以后，最终，使用“火历”的商部落取代了使用“参历”的夏部落。这个“商部落”就是居住在古睢水流域的相、?子民的先人，也就是淮北人的先人。当然“参历”与“火历”早已失传，被以二十八星宿为观象授时依据的“二十八宿历”所取代；最终，被以观测太阳为计算依据的“阳历”所取代。

故今人一般都不了解“参历”与“火历”，更无法理解它们曾经在远古的人类心目中，至高无尚的神圣地位。

“火历”在那个时代胜出的原因是：1.古人解读天文较为直观，从太阳的升落知道了一天的界限，从月亮的圆缺知道了一个月的界限；只有“大火星”是每年的春分日（阳历3月21日前后）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秋分日（阳历9月22日前后）落入西方的地平线下，不再出现；当“大火星”再次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新的一年开始了，大火星告诉了古人“年”的计算。2.

对由“采集鱼猎”发展到“农耕”的原始人来说，知道区分“每一天”和“每一月”没有知道区分“年”和“季度”更加重要；大火星升起，万物复苏，田间管理开始；大火星落下，秋收、秋播后，人类进入冬闲；“火历”将一年分为两个季节。3.人类的进化，使农业在古代成为主要产业，“火历”恰巧在这一时期能满足指导农业耕作的需求；因此在天体中，大火星与太阳、月亮一起，被古人尊为“三辰”。

上古时期，人类尚未认识的自然现象还很多，人们便把未理解的神秘的自然现象，与同样变幻莫测的天象，抟糅在一起，把宗教、占星术、与不可预测的灾罔、疾患、亡故等现象掺和在一起。本是天文学领域的“参历”与“火历”的历法之争，进而发展为阴阳五行范畴里的“木、火，阴、阳，南、北，单、双数之争”，以及氏族图腾的“龙、虎，水、火图腾之争”；由最初的农时之争，发展为信仰之争、宗教之争、文化之争，最后发展到夏部落与商部落的“政权”之争。祖居古睢水流域的商部落的先人，在远古人类进化过程的这些纷争中，只能求助于深邃的苍天，只有期待在加强对“大火星”天象的观测中，寻找到更明确的“解”。

我之所以不揣乏味的回顾这些已被今人遗忘，且已毫无用处的历法，就是要进一步探讨“火历”与古睢水流域先民的关系，探讨相山与“火历”的关系，探讨“火历”与颛顼、相土的关系，探讨相山与古睢水流域的关系。

二、颛顼与相土《史记?五帝本纪》称：帝颛顼“载时以相天”。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称：帝颛顼“始都穷桑(曲阜)，后徙商丘”。说明帝颛顼有较广博的天文学知识，且居住于古睢水流域上游。

颛顼帝在历史记载上，是最早利用行政手段禁止百姓研究了解天文学的帝王。他使研究天文历法成了“巫”的专职，古“巫”字是两个人在立杆测量太阳影子的长度，通过观、测、计算确定相应的季节，以指导农耕收播。从颛顼以后，普通百姓就逐渐把往往由氏族头领才能充当的“巫”，当作了通天的高人。在“巫”的指导下，族人的收播活动，往往恰合农时，避免了许多 自然灾害。以农业生产活动为主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头领与统治者，都始终继承着颛顼帝垄断天文研究的统治手法，统治者的能够“通天”，也就逐渐成了“天子”。当然，颛顼禁演习天文学之初，是因为百姓自行其是地演习天文、计算历法、划分季节、指导农时，会因理解不同、计算观测失误而耽误收播。“巫”的职业化，既深化了天文学的研究，又统一了指导农业生产的历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史称：颛顼二十登帝位，平九黎之乱，于是神民不杂，万物有序。可见颛顼帝，是远古整顿天文秩序、统一历法而彪柄青史的天文学家。

另外，有关颛顼与“火历”的关系方面，《史记?历书》上还有一段记载：黄帝之后的首领少?氏时期，诸侯历法乱“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颛顼受帝位后，命“火正”黎司地，即是命司“火历”的天文官员“火正”黎，负责指导农业耕作；意即采用的是“大火星”观象授时的历法，另据记载“黎”是颛顼的儿子，即然黎任统筹“火历”的“火正”，那么由此可见，“颛顼历”当为“火历”。司“火历”的“火正”黎，要有一处观测“大火星”的最佳观测点，以观测大火星天象、指导农业生产，也就是说：颛顼必须为自己的儿子，选建一处观大火星的天文台。

“相土”是我国奴隶社会初期夏朝时(大约公元前二十世纪)，一个居住于古睢水流域的、大的氏族部落“商”的第三代首领。这个氏族部落“商”，由于使用了以大火星(又称辰、心、商星)观测为依据的“大火纪时”的“火历”，从而极大地发展了农业，具有崇高的威望；最终，战胜并取代了“夏部落”(使用以观测“参宿三星”为依据的“参星纪时”的“参历”)，建立了商王朝。这就是《春秋左传?襄公九年》中的一段著名的记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作为商部落的第三代首领，应该从儿时就接受有关天文历法观测计算等方面的教育，然后是深入的研究与传承。因为颛顼以后的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时期，垄断天文学知识的部落首领，对嫡子孙必须传授天文知识，才能掌有指导农耕的权威，以嗣承统治大业。况且从“契”到“主癸”的“商部落”十三代首领(注三)，正是创造了以“大火纪时”的“火历”为核心的、灿烂的“先商文明”，才使“汤”得以“灭夏兴商”。作为第三代首领的“相土”，应是“火历”承上启下的发展与完善者。

传统的主流观点都认为：商部落的首领居住的聚落，在今河南省商丘市南。那么“相土”居“相城”，应在成人后、继任部落首领前；他的父亲“昭明”，也应该像颛顼之于“黎”一样，在他进修天文、研究“火历”时，为他寻找一处利于研究和观测大火星的居所。

颛顼需要他的儿子“火正”黎，观测大火星的天象，为他选一处最佳观测点；“帝喾”的儿子“火正”“?伯”，在迁居商丘之前，也要有一处观测大火星天象的最佳观测点；“昭明”的儿子“相土”在继位前，先要因袭“火历”衣钵，也要选一处观测大火星天象的最佳观测点。那么，这个最佳观测点，势必会发展成为古之天文台；天文台的生活聚落，势必会发展成为城邑。社会聚焦于天文，天文聚焦于大火星，观测大火星又将聚焦在何处呢？三、相山是古睢水流域的制高点据皇甫谧《帝王世纪》载：帝颛顼高阳氏，“始都穷桑，后徙商丘”。《春秋左传?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从以上典籍记载中可知：帝颛顼、高阳氏(帝喾)的儿子阏伯、相土，这些继承和发展“火历”的天文学家，都居住在古睢水流域；而他们的后人―― ― 夏、商朝代“商部落”的子民，周朝及春秋战国时期“宋国”(注四)的子民，秦汉时期“梁、沛”(注五)的子民，也世世代代植根于古睢水两岸。他们始终祀“大火星”、观“大火星”天象纪时，创造并传承了显赫亘古的“先商文明”。由于先商文明深厚的文化积淀，在这一个大地域中，中古又产生了老、庄、孔、孟、荀、墨以及颛孙师、桓谭、戴逵、嵇康、桓伊等举世瞩目的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我认为古睢水流域的“先商文明”源于“大火授时”的“颛顼历”，源于我们的先人选择了相对那个历史时期、较为正确的人类认识天文天象的途径；对大火星天象的观测所产生的“火历”，固然具有历史局限性，但她的适时、适地，她对远古以来中国农业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古睢水流域上承黄河，下达淮海。

在远古、上古时期，中国较先进人类文明的氏族部落，都集中在祖国的东、中部，古睢水流域又恰好居于东、中部地区的中央区域。这一区域所适用的历法，用于指导当时各氏族部落的农时季节，具有较广泛的通用性。因此，这一地区在中国的农业社会时期，曾长期忝居中国天文中心的位置，从距今5000年的“颛顼历”开始，到汉武帝开始推行的“太初历”止，颛顼的“火历”统治了中国近3000年。

有天文考古学家认为：商都―― ―商丘是“火历”的中央观星地，最佳观星时间是上卯时(晨5：30分左右)。中国历史上天文分野源于商代，按照天文学十二分野的理论，古睢水沿岸的城邑，都处于房、心分野。心星(天蝎座a星)即是“大火星”，房心分野是大火星的最佳观测地域。因为，古睢水所处的经纬度是晨5：30左右(大火星最明亮的时侯)观测大火星天象的最佳位置；过东或过西，大火星的位置就会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观测大火星，观测角度也会发生变化，影响观测它与其他星际的天象关系。

按天文分野，将古商丘设为中央观星地，则我市“相山”西距古商丘(今睢阳)直线120公里，经度仅东移1.3度，对大火星观测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远古时代交通工具十分简陋，原始社会的人类迁徙主要靠沿岸步行或独木舟顺流而行，氏族部落活动的区域大都以河流为?界，因为迁徙受渡水难所限，故古遗址的文明类型多以水系的流域聚集。我们知道古睢水流域，是广袤的黄淮平原，一马平川。沿睢水流域顺流上下，目之所及，唯相山最高(海拔342米)，且距商丘不远。应该说是那个历史时期人类部落活动所及范围中，可选作观星高台的制高点。

因此说，在整个睢水流域，“相山”是海拔高程最高的山峰，是沿睢水行走目测感觉的最佳天文台址。龙脊山的主峰362米，虽高出相山主峰海拔20米，但距古睢水稍远，远观之不显高峻，又有群山环绕遮挡地平线，不利观天象。

相山，古睢水东迳南麓，南北纵列，东西向观星、观天象，特别是晨5：30左右，东方鱼肚白，或晨曦如火之时，观大火星及四野天幕星象，当是一览无余。商丘的阏伯台仅是人力所筑之丘，海拔高程有限，祭祀可以，观大火星的天象，则视野较小。夜空中的星象图，如在“相山”之上观之，视角将会大的多，天象的内容要丰富的多。

“火历”的专业天文观测点，不论是从视点、视界，还是交通联络诸角度考虑，在古睢水流域舍“相山”无他。

综上所述：颛顼是古代天文学家，创造了“颛顼历”，最早用“火历”统一了中国的历法，发展了远古的农业。

他任命儿子“黎”为“火正”，司大火星的天象观测；他的侄子“帝喾”继帝位后，又任命子“阏伯”为“火正”，丰富“火历”的内容；“相土因之”，继用了“火历”。这一时期形成的商部落，由于农业发达，在古睢水流域逐渐强盛起来，直到取代夏王朝，建立商王朝。这一支以“火历”为核心的古文明体系，我们称之为“先商文明”，她是由祖辈居住在古睢水流域的、“商”的先人共同创造的文明。“相山”作为古睢水流域的制高点，在中华大地上谈不上“高”，但作为观测大火星的特定区域，她，兼有对“大火星”天象的最佳观测角度和高度，具有设立“火历”专业天文台的最佳条件。从发展与完善“火历”、培养部落首领继任人的角度，黎、阏伯在继任“火正”后，颛顼、相土在继任帝位前，都应被从商丘送到“相山”，专业进修天文学，去研究、完善、发展“火历”。这恐怕是淮北历史上一直流传“颛顼建城”和“相土建城”的又一个原因。

四、相山峰顶天文观测的遗迹考证1.从“相”字的起源考析，《说文》“相，省视也。从木、从目”，树上之目，以示在高处观察。有“看”、“观测”的涵义。《殷墟甲骨文卜?辞义》“1.本义，观相天气。2.借用作‘商’第四位先公‘相土’。3.借用作人名。”故古相山名的起源，与相土、观天象、“相天之山”都一脉相承。

2.相山主峰西侧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脉，在这条山脉上，“将军亭”正北的最高峰今称“寨山”(因山顶筑有寨墙，传说用于防御，被后人称为“寨山”)。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我们曾专门对寨山进行了考古调查，峰顶有几处小平台，完全可分布祭祀以及立竿、刻度的观测用具（见图①）。山头上，对四方八面的视野开阔，视角宽广，视线能同时触及天幕四野，穹及地平线，是一处绝佳的观星象之台。

3.沿寨山西麓通黄里村方向的山脉上，有几处向西观天象的突兀的山包，考古调查中在此处发现了最原始的测日影计时用的“日圭”4个（见图②）遗存，以及在巨石上刻凿的“水平尺”4个（俗称观天尺），以及大量有待破解的岩画、类似古文字的刻画符号等。

4.相山主峰平台上，至今仍存有厚达30厘米不等的文化层堆积（见图③），文化层中发现大量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灰陶、红陶和用于削刮的石器；陶器中发现的有柱形鼎足、鬲(?)足（见图④）。这些史前至商周文化的遗存，在山之绝顶栉风沐雨几千年，仍保有这么厚的文化层，实为不易。它是我们今后考证古天文台存在的、不可多得的史前实物证据。主峰顶未发现有水源，缺乏起码的生存条件，作为氏族部落，长期居住是不可能的，远古的人类为何要克服巨大的困难，长期居住峰顶，留下如此丰富的文化遗存呢？这在其他缺水的山顶都是罕见的。

5.主峰北趋150米的山脊上，发现一竖井状深坑（见图③），直径约两米，深达10米许，深坑形状陡直规整，不似天然岩洞，有人为感觉。洞中挖出的大型动物骨骼、牙齿，散落坑口，随处可见（见图⑤）。骨骼石化程度较高，显见年代已十分久远；从未见掺杂陶片、碳灰、无烧烤痕看，应不是人类进食后丢弃的兽骨；因此，我们疑为祀大火星时活祭使用的牺牲品，那么，此坑则很可能是“祭祀坑”。古天文台当有“观天象”与“祭祀”的两种功能，商部落“祀大火”，“相土因之”，在《春秋左传》上是有记载的。在先人们看来，“房心分野”以相山最高，应是距离“大火神”最近的去处，这里祭祀大火神，应是神灵感应最快、感知最深的“通天祭坛”。

关于颛顼建城和相土建城，我们曾在《“颛顼建城”、“相土建城”的考古学思考》一文中，用新石器早期的“石山孜遗址”，与新石器龙山文化的“芦城孜遗址”两处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遗存，证实了生活在古睢水流域的我们的先人，在距今5000年和4000年的颛顼时代和相土时代，完全具有建城的能力和与之相适应的文明和技术；传说中两次建城的时代，都与当时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是相合的。那么，通过此文对相山“古天文台”的考证，又使我们理解了“相城”的两次建城说，与古睢水“先商文明”的关系，明?了“古相城”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知晓了我们的先人不仅完全具有建城的能力，而且完全具有建城的需要(内在动力)。今后在田野考古中，我们还将不懈地去发掘它、印证它。

由隋唐大运河的前身古睢水再上溯，终于触及到了淮北市古文明的源流―― ― “先商文明”和肇始―― ― “大火历”，梳理淮北市七千年结绳、契刻直至书写的历史，有联为证：淮北相山之阿，临古睢之阳；颛顼、阏伯、相土及商、宋先祖经营之区，天文历象之发端；开农时耕作之先河，祀大火，以纪时通天。

鸿沟贯穿黄淮，借睢、涣东南(注六)；老庄、孔孟、荀墨及桓谭、嵇康发祥之地，泗、沛之治曜秦汉(注七)；再兴极而衰成乡野(注八)，通运河，遗宝藏万千。

注一：“高辛氏”即“帝喾”，为古史体系中：“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之一。“帝喾”是黄帝的孙子、颛顼的侄子，史载：“帝喾”有两个儿子，长为“阏伯”，次为“实沈”，使用不同的历法―― ― “火历”和“参历”。

注二：汉代“待诏太史”为负责天文观测和祭祀的官职，“浑天”为天文仪器“浑天仪”，“侍中”是其他官职的“加衔”，可以近君侧、以备垂询，是为近臣。

注三：“契”也是“帝喾”的儿子，是“商部落”的第一任首领，“相土”是契的孙子，是“主癸”的十世祖，是“汤”的十一世祖，汤是主癸的儿子、“商王朝”的建立者。

注四：商王朝末代皇帝“纣”，刚愎拒谏，囚箕子、杀比干，手足相残。武王伐纣建立了周王朝，封商部落的后裔于“宋”，仍在古睢水流域世代居住，将“先商文明”继续传承了下来。

注五：商的核心地域，周朝改为宋国，秦统一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时，商丘一带为“梁国”，相城统领的泗、睢、涡、颖流域，为“泗水郡”；西汉初，分出徐州几县封“楚国”，改泗水郡为“沛郡”，仍治相城。故称秦汉时古睢水流域的先人为“梁、沛子民”。

注六：鸿沟古运河，上承黄河，下连泗、睢、涣、涡、颖诸水，皆通淮河。其中最安全又最近的河道，是东南行的古睢水、涣水，故睢、涣水曾是黄河连接淮河的商旅捷径。

注七：古相城秦为泗水郡治，汉为沛郡治及沛国都。

注八：现淮北市域范围内，秦汉时曾发展到同时设立五个县级行政区划的建置。后东晋、南北朝时，淮北一带成为诸侯长期拉锯、掩杀的边界，战乱长达263年，至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撤睢州、废竹邑县，元朝至元二年(1265年)废临涣县后，县以上建置尽废，这一带便成为边野乡村，直到解放后。

图①寨山顶图②发现的最原始的“日圭”

图③从祭祀坑可见山顶的文化层堆积图④山顶的陶片与鼎足图⑤洞口散落的兽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