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用都成绝妙辞——比较哲学家吴森

【作者】 高山杉

【出版日期】2009.05.14

【版次】文化

【入库时间】20130730

【全文】

自己仰慕的美国教授竟曾四度离婚，任教的高等学府里竟然存在“配偶交换会”，这大大影响了吴森的思想，使他更加留意中西思想的差异

在美国教当地人西方哲学，且能赢得其尊敬的中国学者，应该说不算很多。就我所知，吴森（Joseph S. Wu）可以算是其中之佼佼者。他的两卷集《比较哲学与文化（一）、（二）》（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8—1984）已经出版很多年了，可你问问中国大陆上多如牛毛的现实的和潜在的比较哲学家们“吴约瑟是谁”，估计没几个人能回答上来。比较哲学今日能在美国各大学中成为一门重点学科，多少要归功于在夏威夷大学五度召开的“东西哲学大会”，以及该校于1951年创刊的《东西哲学季刊》（Philosophy East & West）。1968年成立的美国比较哲学学会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吴森本人于1976年应台湾大学哲学系之聘，从美返台专门讲授比较哲学，遂为在中国大学中正式开设此类课程之第一人。

2006年12月2日，从加州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哲学系退休的吴森在家中浴室跌倒，经抢救不治去世，享年72岁。转眼已经两年过去，大陆学术界耳聋得可以，至今未见任何反应和评论。现在抄撮平日读书札记，试为普通读者略述吴森一生学行。

吴森生于广州，其父是一岭南艺术家，其母为一兼通西医的中医师。吴母国文底子很好，曾亲授吴森“四书”，还常举中西医理互相比较，影响他后来注意中西哲学和中西文化的异同。吴森先于广州天主教小学毕业，接着在香港念基督教中学，1955年以第一志愿考进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修教育，副科为国文和英文。国文系的主要课程，吴森先后都修习过，对他产生特别影响的老师，有文字学名家高鸿缙和文史学者、禅学家巴壶天。若非后来因缘巧合，他几乎就要走高鸿缙的学术路子，成为一名古文字学家。高鸿缙去世后，治丧委员会整理他的遗著《中国字例》，就特别邀请吴森担任绪论和结论的撰写，这全是因为高鸿缙生前非常看重吴森的悟性和能力。

师大毕业后，吴森考进香港新亚研究所。当时，新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哲学家唐君毅，另外还有西方哲学研究专家谢幼伟 （一生精研近现代西方哲学，著有《现代哲学名著述评》、《伦理学大纲》等，译述过鲁一士《忠之哲学》、布拉得莱《伦理学研究》等），以及唯识学专家罗时宪（著有《成唯识论述记删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录》等）。唐君毅的学问和思想有很丰厚的文化内容和极深挚的情感做基础，改变了吴森过去认为哲学空洞的想法。在一次研究所的月会上，吴森宣读了《老子人生思想述评》一文，得到研究所老师一致的赞扬，谢幼伟对他期望尤深。1960年秋，在台湾师大老师张起钧（西方哲学和比较哲学专家，他的名作 《烹调原理》、《智慧的老子》都出过大陆版）的鼓励和安排下，吴森决定远渡美国研究西方哲学。

他最先在密苏里州圣路易市的华盛顿大学，后来在南伊利诺大学，受学于韩六一（Lewis E. Hahn）、爱穆礼（Morris Eames）和李维（Albert William Levi）等人，其中李维对他的影响最大。吴森后来回忆李维时说：“我跟他修了六门课，专习当代西方哲学。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他给我很诚挚的劝勉说：‘你们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和深厚的文化。你来留学，学习西方思想，目的不在皈依西方文化，而在从学习西方文化获得对你自己文化更深的认识和了解。’他这几句话，决定我研究比较文化和比较思想的基本态度。我留学彼邦二十年，仍能保存中国人的本色，谨守中国文化的立场，李维氏给我的劝勉，实在有很大的支持力量。”可是，吴森很快就发现李维绝对不是“君毅师”或者“幼伟师”那样的人物：“李氏著作等身，文笔典雅，辩才博洽，门弟子都为之仰慕不已。后来从一位讲师口中，听说他曾四度离婚，那时的太太，已是第五任的夫人，我骤听之下，觉得很难相信我最仰慕的一位老师竟是四度离婚的人。”（《中美婚姻观念的不同》）这件事大概比读遍了李维的著作更影响到吴森的思想，使他更加留意中西思想的差异点。他在未获博士学位之前，因为口试成绩优异，深获爱穆礼教授夫妇赞许（教授夫人Elizabeth Eames也是哲学家），被聘为密苏里州立大学讲师，给美国学生讲授科学哲学和数理逻辑。后来在师友的劝说下，他辞去密大的职位，返回南伊利诺大学专心全力把博士学位拿下。他的博士论文作的是杜威的逻辑理论（The Problem of ExistentialImport in Dewey's Theory of Propositions,1967），这个题目在美国学生也是视为畏途的。

获得博士学位后，吴森开始在北伊利诺大学当专任讲师，但是任教不久即辞职他去。辞职的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偶然发现在此高等学府内部竟然也有所谓“配偶交换会”的组织。不过，他在《比较哲学与文化》里没提哲学系有哪些人参加。继以前发现李维曾经五度结婚之后，这场在北伊利诺大学不愉快的经历使吴森对中美婚姻观念的不同有了更强烈的感觉。他发现，美国人对男女之事的态度，是“好奇式的”（wonder），而中国人则是“顾念式的”（concern）。因有“好奇”之心在那里作祟，所以不问利害美丑，长幼尊卑，以及是否有益于世道人心，只一门心思地想“一探究竟”。据说二十余岁的美国青年，多有和他母亲或祖母同一年龄的人发生关系者，这完全就是“好奇”心态下之自然产物。然而，这些人所追求的，只是一种“探究”上兴趣的满足，所以纵使是“春风几度”，也不轻易“许以终身”。吴森此前在密苏里大学当讲师时，班上有一年轻貌美的女生，生于天主教家庭，父亲为圣路易市名律师，彼姝虽然天资颖悟，口才敏捷，但经常对班上的男生“打歪主意”。有一次，吴森与她做长谈，顺便问她对男女关系的看法。该女学生回答得很干脆：“Ilike sex ualinter course。”（我就爱性交）问她：“何以故？”答曰：“This is the best way of knowing a person。”（要想了解一个人，这是最佳途径）这就是说，通过吃饭逛街看电影逛公园，甚至切磋球技和读书心得这些途径，是根本不可能真正认识一个人的。这位“天之骄女”的蛮劲和口才确实一流。

与美国人相反，中国人的心态是属于“顾念式的”。因“顾念”而产生“同情”、“怜悯”、“爱惜”、“关心”，而“相依为命”，而“天长地久”，而“又岂在朝朝暮暮”。大陆港台三地大学中，我们常见男女同学朋友一起“出双入对”，进出图书馆和自习教室，一起考研，为对方洗衣打水打饭占座，俨然已经一个“小家庭”，已经“相依为命”。在浸染“好奇心态”的人看来，这种关系就不免显得是一种“成天互相吊着”，“沉闷乏味”，不够“当机立断”，不够“快刀斩乱麻”，以及“不能真正认识一个人”。吴森后来在加州大学教书时，有两个台湾辅仁大学毕业的女生来美留学，经人介绍向他请教美国的男女社交之道。吴森当时脱口而出：“美国人太易移情别向，中国人太易许以终身。”这种“许以终身”，就是concern心态下的产物。

吴森最后落脚于加州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他曾在加大开一门晚班的“美国哲学”，听众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其中有位空中小姐，有时从圣地牙哥打一个电话来说：“吴教授，对不起啊！今天我这班飞机误点，无法赶回来上课。”还有一位房产管理员，有时他就来一个电话：“对不起！我有一个房客，他的洗手间水不通，我要马上救急去了。”这种夜校，学生听得轻松，老师讲得也没有负担。不过，这是对业余的哲学爱好者的要求。对于专门研究哲学的人，吴森曾拈出十二字的心法，概括哲学研究应行的步骤和应取的途径，就是“懂语文，通方法，察流变，明大势”。这是非常得要领的提示，他能成为杜威哲学的权威，靠的就是这个。吴森的英文文章写得简单干净，常叫我想起英国哲学家W.T.Stace的文章来。Stace能用两千左右单词把黑格尔哲学讲出来，一个初学者（至少假定他英文文法学得还不错）看他的《黑格尔哲学》，可能连字典都不用翻一下。看吴森的文章，大概也是一样的，对初学者和门外汉绝对是一种享受，不信您可以试一试。

吴森受邀从美国回台湾讲学时，发现当时有很多出于牟宗三门下的学人，专门提倡透过康德哲学来重建新儒学，其末流遂有认“康德以后无哲学”的倾向。台湾的青年学子因为不明国际学术的现势，多被其说所误导，被带进了学术思想的穷巷。吴森曾苦劝这些人，千万不能盲从这种见解，因为哪种哲学思想有道理有根据，要自己亲自体察一番后再做抉择，不能一味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他推荐大学生们读两本有关20世纪西方哲学的概论书，一本是李维的《哲学与现代世界》（Philosophy and the Modern World；台湾有谭振球译本，台北志文出版社，1978年初版），另一本是丙路德（Luther Binkeley）的《何去何从》（Conflict of Ideals: Changing Values of Western Society；即大陆出版的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初版）。丙路德不惜花费篇幅讨论《花花公子杂志》对现代人伦理观的影响，和吴森谈哲学从不避讳“饮食男女”是有“惺惺相惜”之处的。

在一次访谈中，吴森对哲学和现实世界的关系有这样的发挥：“哲学是否与现代有关，要视教哲学的老师，哲学的课本及学生的学习情形各方面才能断定。因为哲学是一种活动，此种活动并非一个人的活动，有时是共同的活动。不能由教授在台上自言自语，独演独唱，而学生在下面听讲。因此我建议中国的哲学教授应视学生的需要，背景，学生的切身问题在哪里，然后运用自己所受的训练，所得到的智慧及其了解力，鉴别力来分析问题，把哲学和人生合成一体。”“独演独唱”还是现在中国大陆高校和研究机构讲授哲学的一般方式，这种局面到底哪一天才能彻底改变还很难说，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期待那些“独演者”和“独唱者”忽然某一天“良心发现”“痛改前非”，绝对是一种天真的想法。

吴森写过一篇英文论文，把哲学形容为“the art of making sense”（把话讲通的手艺）。他常喜欢引用袁子才的一首诗，来说明他自己的哲学方法，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我师。斜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辞”。可惜吴森空有一肚子“绝妙好辞”，无奈具通识的解人实在太少，两本《比较哲学与文化》至今阅者寥寥。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解人难求原是人生的常态，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过于替吴森感到惋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