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一位刚刚离世的梅州籍中大名师的学者风范—— 吴宏聪：仁

【出版日期】2011.08.24

【版次】第10版：人物·漫画

【入库时间】201209001

【全文】

１９９５年吴宏聪（右一）回乡照片

刘奕宏涂永平黄麟胜汤汤

吴宏聪，蕉岭三圳人，中山大学中文系原主任、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

1938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就读于文学院中国文学系。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后，吴宏聪随老师、语言学家王力到中山大学任教，把大好年华奉献在中大的教坛和学术构建上。

他对家乡的发展建设特别是教育事业给予深深的关注，拿出稿费给母校作奖教奖学金，捐资重建校舍。

他是丘逢甲研究的专家，前后出版了两辑《丘逢甲研究》，还策划国学古籍整理“十五”规划项目《丘逢甲集》，并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促成了《丘逢甲集》的编修工作。

所谓大隐隐于市，一位一生追求学问、教书育人的书生，在中山大学的康乐园里耕耘了60多年，８月１７日，他的离世像坠落的星星，在天空划出一道光华，令世人瞩目、缅怀、叹息。这位令人敬重的长者就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原主任、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吴宏聪教授。吴宏聪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是那个特别年代的见证者，他又是上世纪40年代成长的梅州籍学人的杰出代表之一，身上闪烁的是倡导学术民主的精神，秉持的是严谨的治学作风，骨子里是坐得住冷板凳的韧劲，他的离去，留下的是需要仰视的知识分子思想标杆。

学术渊源来自西南联大

吴宏聪先生是蕉岭县三圳镇人，出生于华侨家庭，他的父亲早年往南洋荷属地（今印尼）谋生。另外吴宏聪的叔父吴伟康是著名的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元老，曾任印尼华文报纸《天声日报》社长、蕉岭县参议会参议长。吴宏聪1918年出生于南洋荷属雅加达，幼年时因其父去世，兄妹二人与母亲一起返回祖国，并在蕉岭度过少年时代，接受初、中等教育。

吴宏聪1938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就读于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其时正是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因日寇的入侵，大片的国土沦陷于侵略者之手，位于华北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师生往南迁移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1月，教育部和学校当局决定，将学校正式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年秋季迁往云南昆明。据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记载，是年底，到昆明报到的学生，计清华631人、北大342人、南开147人，此外尚有北大和清华联合招考所取新生及他校借读者共有学生1452人。吴宏聪先生应该就是北大和清华联合招考的那批学生之一，加上他毕业后留在西南联大任助教三年多，所以今天清华大学中文系网站上的教师名录里有他的名字，被视为清华大学的校友。吴老去世后，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发来唁电，除了是对前辈学人表达敬意外，或许还有校友的渊源因素。

艰难的岁月，物质的匮乏，并没有影响精神的丰富，西南联大的教学传统是“宽容对待学生，鼓励学术自由，提倡学术民主”。更幸运的是吴宏聪遇到了一批名师，朱自清、罗常培、胡适、杨振声、陈寅恪、刘文典、闻一多、王力、唐兰、郑天挺、余冠英、陈梦家等组成强大的教师阵容，其中杨振声、王力、沈从文、闻一多对吴宏聪的影响最大，除了帮助他打好治学基础，更重要的是树立一种严谨的学风和民主的学术精神。

当年吴宏聪在西南联大做毕业论文时，题目是《曹禺戏剧研究》，导师是杨振声先生和沈从文先生。当他把论文纲送给杨、沈两位导师审阅时，杨先生不同意其中一些观点，而沈先生却认为论文提纲尚有可取之处。论文写好后，吴先生不敢去见杨先生。没想到，几天后杨先生却主动找到他，问明缘由，杨先生说：“虽然我们的观点不同，但是我尊重你的观点，作为你的导师，我要帮你完善你的观点。我尊重你选择的权利。”这种教诲影响了吴教授的一生，使他在对待学生的学术探讨时继承了这一优良的学风，与那些动不动以导师自居、把学生视作廉价研究工具，成果一出辄据为己有的学霸相比，境界何止天壤之别。

吴先生爱好体育，年轻时就是个体育迷，喜爱足球、排球等运动，有一次闻一多到吴先生宿舍，看到摆的都是篮球、足球、羽毛球，便责问：“你的文房四宝呢？”吴先生立即意识到自己在运动上分散了太多精力。”对老师的提醒，吴宏聪牢记在心，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学术积累上，后来他著有《闻一多文化观及其他》，就是出于对老师教诲的一种感念。

据中大中文系教授吴锦润回忆，吴宏聪先生曾为他负责编写的《大学语文新编》一书作序，为了写千字的序文竟用了8天的时间，字斟句酌，连标点句读都仔细修改检查之后，方才交稿。其中丝毫没有冠冕堂皇的客套话，都是中肯的点评。这种严谨、负责的治学精神正是西南联大学子的优良学风。

桃李满门余泽流芳

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后，吴宏聪随老师、语言学家王力到中山大学任教，除短暂的一段时间外，把大好年华奉献在中大的教坛和学术构建上。吴教授带出来的一批学生，现在已成为学术带头人，如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博导陈平原教授，中山大学博导黄天骥教授、中山大学博导吴定宇教授、中山大学金钦俊教授。

现任广东省文联主席刘斯奋求学时，吴宏聪担任中文系的副主任，“真的是爱生如子。”1984年，刘斯奋写作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白门柳》，吴宏聪给他写了很多书信进行鼓励。“读书时我和吴老师的交往并不算很密切，但他对学生的情感完全不带半点功利性质。”刘思奋说。

原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1964年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求学。朱振中记得，读大二时作为写作课成绩最好10名学生之一的他被进行个性化培养：“我们与当时的媒体进行课题研究，由写作教师进行因材施教。”可惜不久后，“文革”开始，这个文学评论组的师生均被批判为“修正主义”。“大家很委屈，不服气也很茫然。吴老本身也被批斗，但他却悄悄和我说，‘不用怕，这不是修正主义。振中，这种挫折不要老记在心里’。”

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著名学者陈平原，上世纪八十年代成为吴宏聪的中国现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他表示：“吴老师是大转折时代的人，他身上体现的眼光和胸怀，传承了上一代人的格局和胸襟。”他描述吴宏聪在西南联大的求学经历：“老学生们在‘追忆逝水年华’时，将家国情怀、战争记忆、青春想象以及‘师道’理想糅合在一起，构建起让后来者惊叹不已的‘联大神话’。”

热爱家乡潜心研究丘逢甲

他曾任中大中文系系主任22年，专注于鲁迅、丘逢甲研究，著有《闻一多文化观及其他》、《丘逢甲研究》（第一、二辑）等，参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等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

作为一名学人，吴宏聪并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老学究，对家乡的发展建设特别是教育事业给予深深的关注。1984年，他回到阔别40多年的故乡三圳镇东岭村，当他来到牖民学校，看到学校办学条件较差时，他感慨万千，便拿出稿费7000元给母校作奖教奖学金，他谦虚地说：“我是个教书匠，这些钱虽是‘杯水车薪’，不足为道，但是我的一片爱心。”随后，他和乡贤吴炳连先生共同发起重建校舍，自己捐资近10万元，动员在印尼的妹妹吴宏燕和妹夫蓝德良捐建30万元建德良楼。两年后，牖民学校新校建成，他应乡亲之请，为学校炳兰教学大楼、德良楼、校友楼题写校名。

这些年来，吴教授不但关心教育事业，并对家乡的农田水利很关心，他带头捐资10万元及动员乡亲、姐妹捐款修建水圳和桥梁等。

吴教授是丘逢甲研究的专家，认为丘逢甲是家乡的抗日英雄、教育家和诗人，是蕉岭县乃至客家人的光荣和骄傲，所以寄爱国主义精神于学术研究，盼望祖国统一。1983年，在纪念丘逢甲诞辰120周年活动时，他积极撰写论文，参与筹办工作，请商承祚为纪念丘逢甲活动题词，之后的四次丘逢甲学术研讨会他都策划主持。

1996年1月10日，省丘逢甲研究会成立，吴宏聪教授担任会长，前后出版了两辑《丘逢甲研究》，1999年，他还策划国学古籍整理“十五”规划项目《丘逢甲集》，并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促成了《丘逢甲集》的编修工作。

2009年11月，中山大学台湾研究所、广东省社科院、广东省丘逢甲研究会与台湾逢甲大学历史与文物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纪念丘逢甲诞辰14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中山大学永芳堂举行。吴宏聪已91岁高龄，虽身体不好，仍前来参加开幕式，当他由家人扶着来到大会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因研究丘逢甲而与吴宏聪结下深厚友谊的省丘逢甲研究会理事、蕉岭县丘逢甲研究会会长汤国云认为，吴教授是一个平凡的大师，他以平常心待人，一代风范感人至深，对家乡建设十分认真，哪怕是一些小事也吩咐得很清楚。他还专门写信，言传身教，给汤国云等人很大激励，蕉岭县对丘逢甲研究的成果都凝聚了吴教授的心血。

记得去年梅州日报社与市方志办主办的纪念古直诞辰125周年座谈会上，中山大学的李吉奎教授对时下的年轻人不愿投身学术研究的现实有点担忧，希望家乡的社会各界给予关注，提倡青年人潜心学问。他形象地举例，20多年前的中大，梅州籍的教授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缺了他们，正常的教学将受到影响，而今，这样的盛况不再。吴宏聪所处的正是那个鼎盛的年代，这位知名学者的离去，留下的除了怀念，还有一丝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