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益：品高德厚 垂诸后世

【出版日期】2009.03.27

【版次】第08版 (书与人)

【入库时间】20101230

【全文】

2月25日，汪轶千老友给我来电话，他以凝重的声调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王益同志今天上午离开了人世。惊闻之下，悲恸难已。

王益同志是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他厚德为人，淡泊处世，对人谦和，豁达自如。他的思想品格和道德风范更为人们所敬重。

我和王益同志结缘，是在1954年大区撤销的时候。那时候他作为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偕同办公室主任于青专程飞到重庆挑选干部，当时我在新华书店西南总分店任编刊科长，经过考察之后就把我调到总店任《图书发行》报的编辑。这期间我和王益同志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只是在每期《图书发行》的样报上看到他用蝇头小字写的批示，或为刊物校正一些文章语病和文字差错。他像一位不见面的师长，不断给予指点和开导，对我们编好刊物帮助甚大。

1982年，王益同志亲自主持进行发行体制的改革，缜密构思，深入调查，并借鉴己走在改革前头的商业系统搞活流通渠道的经验，提出了“一主三多一少”的改革方案。这个方案既明确了新华书店主渠道的地位，又开辟多条流通渠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增加多种购销形式，减少流通环节。这次改革，对于打破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疏通发行渠道，解决长期困扰的“买书难”问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这一重大改革中，王益同志无疑担当起“总设计师”的重任，功不可没。

1983年，我进入文化部出版局领导班子，任局分党组成员。那时，作为出版局顾问的王益同志与我的接触更加密切。

1984年，王益同志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提出要基本摆脱日常事务，当名副其实的顾问。经党组讨论，为了有利于王老的健康，同意接受他的要求，决定“原王益同志分管的印刷、发行、科教的日常工作，由陆本瑞同志负责处理”。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弄得我一时手足无措。因为我对印刷、科教工作以前从未接触过，完全是一个门外汉，何况当时在印刷技术改造、印刷企业整顿和改革等方面还面临着不少难点，对于我这么一个新手，实在是一筹莫展。就在我为难之时，王益同志却谆谆善诱，耐心开导，告诫我：问题不在于外行或内行，而在于自己能否在干中学。还说，如果你老不接触实际工作，老不跟这些单位的同志打交道，你的业务永远也不会熟悉和提高。王益同志一再鼓励我要有敢挑重担的勇气，还表示，工作中有什么困难尽量可以找他商量，帮我出主意。当时还相约商定，每天在上班前半小时碰次头，交代工作，沟通情况。工作中如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也可隨时向王益同志汇报、求教，以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

王益同志就是那么耐心地言传身教，耳提面命，真正切身感受到这位老者泽被桃李的师长风范，使我难以忘怀。

在我和王益同志多年共事的过程中，深深地体会到王益同志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和孜孜不倦的研究探索精神。1983年4月，我随王益同志到大西北调查，他不顾年事已高，旅途劳顿，一到地方，就一头扎到工作上，不分昼夜。他的调查考察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的。白天开会座谈，晚上找人谈话，并亲自到最艰苦的基层单位，收集第一手材料，了解真实情况。在乌鲁木齐整整工作4天，在临走的头一天，好客的主人热情邀请王益同志到著名的风景区天池去看一看，但为了第二天能按时赶到甘肃作调查，还是被王益同志婉言谢绝了。他经常说：我下来是来工作的，不是来游山玩水的。

王益同志退居二线之后，本来足可颐养天年，过些轻松的日子，可是他仍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那样辛勤耕耘。他对出版工作的思考、研究从未间断过。他不顾年老体弱，行行重行行，足迹踏遍山南海北，经常到生活中捕捉社会的每一点变化，深入考察我国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的发展现状。他久思于胸，速成于笔，几乎每年要写3万字至6万字的文章。由于他思虑高远，崇尚实际，其所写的文章分析入微，独具识见，对一些复杂甚有争议的问题做出通达而切合实际的论断，给人以极深的感悟与启迪。

王益同志是十分崇尚实际而又高瞻远瞩的人。他历来提倡既要向自己的祖宗先辈学习，也要向外国进步的、科学的、符合我国国情和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经验学习。随着改革开放的新风吹起，他更加关注对国外出版工作的研究，不仅在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出版发行业的情况，而且还不遗余力地推荐国外出版业的图书，热情洋溢地发文章、写书评进行宣传。当他读到日本村上信明两本有关出版流通体制的专著时，情不自禁地说：“真有饱餐一顿的满足感。”尔后立即推荐给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

王益同志对国外的调查研究，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1994年他去美国探亲，不是安逸休闲，不去游山玩水，而是脚踏实地去了解、考察美国的出版。他整整花了4个多月时间，从美国东部飞到西部，拿着一份美国交通图，一本英汉辞典，到出版社、书店、图书馆了解情况，收集资料。回国后根据他所掌握的美国出版发行工作的第一手材料和数据，撰写了47篇“旅美杂忆”的文章，后又详尽地列出对照表，对中美两国出版进行了比较。这些文章都分别在《出版参考》和《中国图书商报》等报刊上连载。

尤其令人钦佩的是，王益同志已届耄耋之年，依然孜孜矻矻，皓首穷经，翻译出版了美国著名的出版专家小赫伯特·S·贝利的《图书出版的艺术和科学》。这本将近有20万字的外国著作，对一位老人来说，要一字一句翻译出来，其难度和付出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1995年10月，这本书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后，受到了出版界同仁的交口赞誉，一时好评如潮。

王益同志走完了辛劳的一生，带走的是将近一个世纪的沧桑，留下的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缕书香，薪火相传，将会使后人永志不忘！

（作者系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原常务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