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王益老大哥

【作者】 任溶溶

【出版日期】2010.10.08

【版次】第8版(笔会)

【入库时间】20110501

【全文】

■任溶溶

我知道王益老大哥走了，已是在他去世半年之后。他原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毕生献给我国出版印刷事业。1940年我去苏北参加新四军，是他带去的。

记得那天晚上，我们三个十几岁的小孩偷偷离家出走，在五马路外滩法商汇理银行门廊躲到九时许，去苏北新港的船要开了，才溜上船，来到定好的船舱。船舱内有两张上下铺的床，一张床的下铺盘腿坐着一位白面书生，笑着看我们进去，也不说话。我们本来就紧张，相互也不开口，各自上床。

第二天清晨我们在新港上岸，在日本兵检查行李后，就离开码头，在一个面摊吃早点。那位白面书生坐到我们身边，悄悄跟我们说话，我们才知道他要带我们去黄桥，他叫王弦。

王弦就是王益老大哥，解放前我还只知道王弦这个名字。他是文字改革的老同志，有不少著作，我当年都读过，我正好是他的粉丝。有了这位老大哥带路，我们放心了。

在新港他叫了一辆独轮车，放行李，谁累了可以轮流坐。离开新港时，还见过一队日本兵举着太阳旗出操，后来再没见过鬼子。正是在路上，我决定改名字以免家人找到我。这天是10月17日，我想用“十一七”，找同音字作姓名。王益老大哥说，名字改一改，姓就别动了，于是取了“任以奇”这三个字。解放后我正式用这个名字，现在的身份证上也是这个名字。

傍晚我们来到黄桥。那时，正是打败顽固派韩德勒的黄桥战役后不久。我们住进招待所，是一所大宅院的前面部分。当晚我和王益老大哥睡在大厅，同睡拼起来的两张八仙桌，同盖一条被子。第二天大清早他先走，嘱咐我们在黄桥再待几天，还有几个人要来，我们跟他们一起上新四军苏北司令部所在地海安报到。

几天后我们跟后来的人一起去海安，其中有电影《风云儿女》的导演许幸之。报到后，我被分配在政治部宣教科，下部队俱乐部教唱歌和读报，后来又编《战士报》。不久后，我们从海安转移到了刚解放的盐城。

我只知道王益老大哥负责生活书店工作，往来苏北和上海之间，每次到苏北，他都来看我。皖南事变后，宣布陈毅担任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担任新四军政委的大会，我是和他一起参加的。他那时正好到了盐城。

半年多后，我因病回上海，病愈留在上海做文字改革工作。王益老大哥常来上海，同过去一样，来上海总来看我。现在我才知道，这时他正为新四军创办的《江淮日报》在上海购买印刷材料，运到苏北去。碰巧我父亲开的是洋纸行，对他的工作也能帮上点忙。

以后，他就随新四军北上了。再看到他，已是在刚解放的日子了。

解放后没几天，他电话约我去看他，地点是上海四川北路塘沽路口的新华书店。这地方我太熟悉了，敌伪时期是日本人的三通书局，日本人投降后是国民党的正中书局，解放后由新华书店接收，他时任华东新华书店经理。我看到他是在边门的传达室里，他正与传达室同志在谈工作。这样的事今天看来很平常，可当时我十分感动。上级竟坐在下级的传达室里谈工作，不分彼此，这在旧社会是不可能的事。

他在上海工作了没多少日子便调往北京，我们联系少了。他托朋友带过一个口信给我，说看了当时很畅销的《古丽雅的道路》，对我的译文很满意。

约在1959年，他来上海开会，让我去出版局看他。我本以为可以叙叙旧，没想到他说很忙，只能跟我谈几句。两人走出出版局，在绍兴路上散步式地谈谈。原来他真是有话要跟我说。他大概听友人说起，我差点被划为“右派”，于是很严肃地叮嘱我，以后交友一定要慎重，说话一定要小心。也没有多余的话，我一听就有数。他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以后，就和我告别回出版局。我看着他的背影，想到自己让老大哥担心，心情十分沉重。以后我真是开会不说话，很少跟朋友往来，免得有事牵连他们。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交往才又多起来，因为我们都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开会时可以见面。最后一次相见，是他特地到我住的宾馆长谈了一个下午，我们都很高兴。我感谢他长期对我关心，他对我稍有成就表示满意。以后他不断寄给我他翻译的印刷方面的著作，说并不指望我读这些枯燥乏味的书，但让我知道他没闲着。他来信都是蝇头小楷，一笔不苟，与我的字越写越大恰恰相反。

这就是差不多有七十个年头看着我成长的王益老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