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王谦同志那样的共产党人

【出版日期】2010.03.25

【版次】第B5版(红盾副刊)

【入库时间】20101230

【全文】

2010年元旦前，张国祥同志送来了由他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王谦——一个省委书记的风雨征程》一书。封面上王谦书记那伟岸的身躯、深邃的眼睛以及他那亲切又严肃的脸庞，立刻勾起了我对这位父辈老领导的深切怀念。当我翻开目录一看时，又顿感别开生面、耳目一新，更加引起了我对这本书的浓厚兴趣。于是，我边读、边想，边想、边读……不禁从心底里发出由衷的赞叹：“这本书写得好啊！的确写得像王谦，写得就是王谦，写出了一个真实的王谦。如果王书记在天之灵有知，他当会含笑于九泉的！”

这本40多万字、历时17年、从13个不同侧面写就的《王谦》，既有王书记的访谈笔录，又有作者的记述加评说；既有详尽的历史资料，又有大背景和图片的映衬，以生动而流畅的语言、鲜活而厚重的史实，把王谦书记写得活灵活现、有血有肉、感人肺腑，将这位大时代、大历史中的政治家的业绩、个性、思想、品格、作为、作风、遭遇一一呈现在人们面前。我相信，凡是读过这本书的人，只要怀抱一颗正直的心，都会在内心深处面对这位有着70多年党龄和革命生涯的世纪老人鞠上一弯敬重的深躬，发出一声感佩的慨叹！

掩卷沉思，往事联翩，系情笔端。作为一个在王谦书记身边工作过的晚辈，我与他有过40多年的交往，抚今追昔，禁不住再一次为这位父辈老领导、老前辈的历史业绩、高贵品格和革命情操所折服。

王谦书记是一位刚正不阿、风骨峭峻的人。他炼就一身铮铮铁骨，无论在顺途与逆境的岁月当中，无论在生与死、公与私的考验面前，都一如既往，“初衷不改”，以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以自己真实和坚韧的高贵品格，以对祖国和人民的真情挚爱，以务实和求真的态度作风，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振兴和发达，奋力搏击、艰辛开拓，成就了一番不朽的革命业绩。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真正的人民公仆。

王谦书记的风骨源于其家庭出身。1917年，他出生在山西平定的一个农民家庭。幼年时家境虽然贫困，但是在他父亲“人穷不能志短，穷要穷得有志气”的坚强性格的影响下，逐渐炼就了自尊、自信、自强、自立、不屈的个性。随着年龄的逐步增长和对知识的追求与渴望，他6岁入村办学堂（春、夏、秋下地劳动，只有冬天上学）、13岁进县城小学，通过半农半读、勤工俭学，克服重重困难，不仅圆满完成了童少年阶段的学业，而且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启蒙教育，初步实现了走向革命征程的历史转折。高级小学毕业后，赴省城太原报考国民师范的愿望破灭，但与生俱来的那股子倔强精神激励着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不是要在太原念书，只是为了要证明我能够在太原考上中学！”在报考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取了太原进山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后，由于家境所困，又不得不返回家乡考取并就读了平定中学。

王谦书记的风骨源于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在战争年代，摸爬滚打在太行山上的他，当过游击队政治委员、八路军营教导员和两个县委的书记、两个地委的组织部长、三个地委的书记以及太行区党委组织部长等，经历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担任中共长治地委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秘书长、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省委第二书记、山西省省长等职，直到后来的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长）、省政协主席、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和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漫长的风雨征程，丰富的革命阅历，将家庭孕育的“穷人风骨”一步步升华，最终铸就了王谦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的钢铁战士、英雄好汉。

王谦书记是一位坚守信仰、忠贞马列的人。1936年11月21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比生命本身更重要。不论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还是在艰苦创业的建设时期；不论在身陷囹圄的“文革”岁月，还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忠贞马列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始终不渝。参加革命工作以后，他几乎没有过过自己的生日，但每逢入党纪念日这一天，不管在哪里都要庆祝他“人生道路上的新起点”。一瓶老白干、两块豆腐干，一人独坐，对照“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入党誓言，进行反省和思考。即便走出国门，在异国他乡，尽管没有家乡的白烧酒和豆腐干，也要独住反思，从未间断。王谦书记是一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人。

1958年“大跃进”时，各种所谓“高产卫星”争相竞放，但王谦书记坚持实事求是，不仅不信，还要想办法弄清真相，“揭人家的老底”。就连《人民日报》都报道的一些事情，他也绝不轻易让《山西日报》转载，再火上浇油、推波助澜。当时，有一个地方上报说亩产100多万斤红薯，王谦书记就是不信，他说，咱们把这100多万斤红薯埋进地里，根据他们（指上报者）说的看看究竟能埋下多少。他就吩咐省农业厅长到农学院的农场地里试一试。试验之后，最多只埋下5万斤，而且都是密密麻麻的小红薯。类似这样的事情不少，实际上都是假的。

在当时那种浮夸成风的大环境下，能够有这样的一份“坚守”实属不易。这份“坚守”，是王谦书记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负责，是长期分管农业工作，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智慧和经验的反映，是不顾个人得失敢于维护真理的高尚品格的体现。就是因为这，1959年“反右倾”时，上面有人要抓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由于时任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力保，这顶“帽子”才没有给他戴成。

王谦书记是一位心系百姓、热爱人民的人。早在1940年，日军对榆社进行大“扫荡”。作为县委书记的王谦，目睹群众的悲惨遭遇，竟流下了愤怒而痛心的眼泪，并当即解下腰间的皮带，在上面写下了“报仇雪恨”四个字。67年以后的2007年，91岁高龄的王谦书记躺在病床上还谈及此事，可见人民群众的分量在他的心目中该有多么沉重，他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又是多么密切而情深谊长。

1962年5月18日，根据中央和华北局的要求，中共山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全省非农业人口年内要减至240万，这意味着在半年时间里减少城镇人口50万，相当于每五至六人里减一个，压缩面是很大的。这就是所谓“62压”，是党和政府面对严重经济困难的无奈之举，目的在于节约度荒、减少城镇粮食供应标准。如此严峻的形势之下，王谦书记被推上风口浪尖，分工管工业兼任省精简委员会主任一职，肩负起了万钧压力。

我和王谦书记的结识，正是在这个阶段。一天，省委在太原钢铁公司召开中央所属驻晋国营企业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动员大会。王谦书记要到会并作报告，“省长办公室”便派我去作记录。王谦书记讲话声如洪钟、铿锵有力，报告内容简洁明快、有条不紊。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王谦书记讲到要下最大决心实现精简机构，完成减少职工的指标时，指着时任太原市委第一书记麻贵书说：“老麻，你是不是怕压得多了，当不成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书记？我什么也不怕，无非是压得多了，得罪一些人，一是在省党代会上，不投我的票，落选了，当不成这个省委书记；二是上街被人打了，甚至被打死。”那时，我还是一个工作没几年的年轻干部，头一次遇见这样的场面，惊得出了一身冷汗。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义不容辞，但对百姓的内疚之情同样让他心如刀绞、夜不能寐。“把人家赶回农村去，在城市生活习惯的他们，在农村地没地、房没房，咋生活呀！”他就想这个。甚至在“文革”中，他为此事曾多次作过自我检讨。直到20年以后，中央落实了政策，“62压”陆续返城复工时，才解除了他这块心病，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王谦书记是一位百折不挠、坚贞不屈的人。在“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中，王谦书记被关押进“监狱”两年，先后被“造反派”揪斗、批斗、游斗232次，有几次挨斗几乎被打死。他的坚贞不屈，不仅表现在面对“造反派”的拳脚相加，更表现在他能恪守“我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决不说谎”的原则立场。“文革”中被打倒后，在周总理的多次过问下，王谦书记方才被“解放”出来的时候，省支左办公室主任奉命去找他谈话，主要说了三点：第一点是，我们知道你是反对刘少奇的；第二点是，我们知道你是拥护军队的，你没有派性；第三点是，我们知道你出来也不会参加哪一派。

机智的王谦书记怎能不知这是对方递过来的“橄榄枝”，只要迎合甚至含糊其辞便可获得彻底“解放”？！但他依旧“我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你讲了这三点，现在我回答你。第一点，你说我反对刘少奇，我没有。搞合作社那件事，刘少奇不赞成是事实，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是刘少奇反对，所以谈不上我反对刘少奇。第二点，你说我拥护军队，我同意。我在军队里边资格比你老，我还当过陈锡联旅长的营教导员，那是1938年的时候。我送到军队里整连整连的战士有两个连的人，至于扩军支援了太行的部队、陈赓的部队的话不下3万人，这个军队我为什么要反对呀？第三点，你说我出来以后不会参加哪一个派，我说我有一个派，叫‘走资派’。这就是我王谦的观点。”

王谦书记是一位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的人。1969年12月，从“监牢”转到交城学习班的王谦书记面临一个重大抉择。那时，当权者就山西省委“有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的问题，决意要找到一个承担责任者。可前任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早已调走了，继任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又被迫害致死了，这山西的问题怎么办，明摆着是要王谦书记出来承担。但“文革”前，王谦书记在省里处于“二把手”的位置，照理说这个责任完全可以不揽，可是他想，如果不揽，下面人如何得以“解放”？考虑再三，他决定背起这个沉重的“十字架”，把责任全包下来，既不往陶鲁笳身上推，也不给卫恒头上戴，更不向下卸，而是身体力行，用自己的言行保护更多的同志“过关”。当他在交城学习班和湖滨会堂3000人的大会上如此做“交代”和“亮相检查”时，在场的他的部下都感动得热泪盈眶，禁不住打心眼里发出“王谦是条硬汉子”的赞叹！有的同志说，王书记的“检查”把我们都解脱了，我们还有什么怨言可谈，回去照他的态度去“检查”，肯定能“过关”、“解放”。有不少未“解放”的干部，未能听上王谦书记现场的“检查”，便四处打听，找笔记看。我父亲赵力之（时任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与王谦书记一起蹲“文革监牢”，一起挨批斗，一起“交代问题”、“亮相检查”。1970年7月，我从中央学习班回来后，父亲同我谈起王谦书记在省革委办的交城“走资派”学习班和湖滨会堂大会上“亮相检查”的情形时，以十分敬佩的口吻说，王谦同志是位有思想、有个性、人品好、党性强、有血性、有骨气的“硬汉子”，跟他久处共事靠得住，在他手下工作安全啊！风吹浮尘始见金，在那个人妖颠倒、善恶难辨的年月，老父的话是肺腑之言，王谦书记的确是一位经过长期的曲折磨难而识辨出来的正直、无私、无畏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王谦书记是一位“善善，恶恶”的人。不止一人不止一次地这样说他，甚至李先念副总理也说他这个人“善恶过于分明”，是“善其善，恶其恶”。“善其善，恶其恶”，与其说是王谦书记的性格特点，不如说是他立场坚定、正直无私的突出表现。人们都知道，王谦书记对工作的要求一向是很严格的，对那些工作不认真的干部批评起来是非常严厉的，这的确有点使人怕。但他对干部的亲和力与爱护心同样是强烈的、感人的。他可以随便和你聊天，而且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他会教你如何学习、如何工作、如何做人，什么都说，有问必答，直言不讳。更有甚者，当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要受处分时，他会站出来想方设法给你说话，尽力把处分降低到最低的程度。有一次，时任山西省长孙文盛在北京见到王谦书记，问他：“王老，人家都说怕你，是不是人们都怕你？”王谦书记回答说：“确实有人怕我，但‘文化大革命’也好，以前也好，没有一个人站在台上说我王谦迫害他，真的没有。”王谦书记正是这样一位形似恶而心为善的老革命、老共产党人。

王谦书记是一位谦虚好学、勤于思考的人。熟悉王谦书记的人都感到他学识渊博，然人非生而知之者，这渊博是来自他干一行、学一行、爱一行、钻一行、通一行、精一行，这是王谦书记的一大优点，也是他的过人之处。王谦书记分管农业工作以后，他把山西农学院的全部讲义拿来认真通读。他认为，必须和这些农业工作者、专家学者有共同语言，才可以领导这方面的工作。为此，他又先后读了许多农业方面的书，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米丘林的《遗传学》、摩尔根的《遗传学》，他还看了《土壤学》、《植物分类学》、《果树学》、《农业机械学》等。分管工业以后，王谦书记又开始和《冶金学》、《机械学原理》等书打上交道，同时还读了《地质学原理》、《地质力学概论》、《煤炭地质学》、《化学》等，凡看不懂的地方，他就找人请教。经过这样的刻苦学习、勤于思考，他从外行逐步变成内行。也正是因为他这种虚心好学、不耻下问的精神，爱学习、重实践的工农干部刘开基、桃李满天下的李慰、造诣很深的水利专家刘锡田等等都成了他的至交好友，并且和他们一道以筚路蓝缕的坚韧，为山西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鞠躬尽瘁。

王谦书记是一位锐意进取、富有开创精神的人。从榆社建立抗战实验县，领导开展群众性的屯粮运动，到主政长治恢复发展生产，创造管理城市的经验；从领导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拉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伟大序幕，到着力改变山西农业生态，治理黄土高原取得突破性进展，再到领军重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导演出堪称精彩的当代革命活剧，一路走来，都深深烙下了他艰辛探索的浓重印记，留下了他开拓创新的坚实脚步。

王谦书记是一位被人敬重、受人爱戴的人。王谦书记的童年、青年、成年，一共有60多年是在山西这块黄土地上滚打和战斗过来的，他说：“从部队到地方，我始终战斗在太行山上。是太行山的人民养育了我，使我逐步成长起来。”他热爱这块黄土地，把大量的心血、智慧和汗水，无私地奉献给了这块黄土地和她的人民。他英勇战斗、奋力拼搏、艰辛开拓、励精图治于家乡故土的生平业绩、能力作为、政治品格、革命情怀，可书可写、可圈可点。“我在山西对得起老百姓，老百姓也对得起我。”正是由于这样，“文革”中，王谦书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身心折磨，可十分敬重他的山西老百姓，痛爱他，几次将他从“危难”中解救了出来。

1980年10月，王谦书记调离山西。同年12月，省委召开四届四次全体委员会议及省党代表会议，选举山西省出席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当时中央还未正式安排王谦书记的工作，指定仍由山西省选举王谦书记出席党的“十二大”，在酝酿讨论中有28人提出不同意王谦为代表候选人。新任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作了解释，说他来山西之前，中央领导同志跟他谈了，王谦是位好同志，工作调动是正常的调动，希望大家能把王谦同志选上。但在选举过程中仍有那么几个人不同意选王谦。省委的几位老书记、老领导、老同志担心王谦同志选不上。我也是会上的一名工作人员。他们当中有人关切地问我怎么样？我说，没有问题。他们说，你看能得多少票？我说，230多张。选举结果不出所料，王谦同志以228票当选，占到实出席会议代表的74%。会后有人又问我，你怎么估计得那么准确？我说，我把代表名册看了两遍，山西县委书记以上主要领导人，谁对王谦是个什么看法还不清楚！在王谦书记已调离山西，中央还没有正式安排职务，又是差额选举的情况下，仍有这么多人投了他的赞成票，这是发自内心的拥护，是对他的公正评价，也是民意的集中反映和体现。“回顾和思考我的一生，可以归结为两句话：一者，修身自立，留得一身清白，对得起列祖列宗；二者，为国为民，一片赤诚，昂首阔步去见马、列、毛，无愧色。”这是王谦书记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一个真实的王谦。

王谦书记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勇于坚持真理，“一辈子正直不改，本性难易”的高大形象将永远屹立于我们心中。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和从事的工作，处处闪耀着思想的光芒、求实的光芒、智慧的光芒。谈其事，实罄竹难书；论其人，恐力有未逮。《王谦》一书是一部记述王谦由乡村少年到省委书记的奋斗史，把我们带进了王谦书记和他生活、奋斗的年代，使我们接触到历史的原状，还原王谦书记，是一本成功之作，更是一部绝好的革命人生教科书！

（作者赵承亮系省工商局原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