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为民 一片赤诚——深情怀念王谦同志

【出版日期】2008.07.05

【版次】第A3版 (纪念文章)

【入库时间】20101230

【全文】

今年7月9日，是王谦同志离开我们一周年的日子。一年来，他那音容笑貌，高大的形象，一个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革命情怀，常常萦绕在我们的心头，不时浮现在我们的脑海。 从1917年出生，到2007年逝世，王谦同志在人生的旅程中走过了91个春秋，他是一个近乎世纪的老人，也是一个有着70多年党龄和革命生涯的老八路、老干部、老共产党人。在他70多年的革命征程中，始终贯穿着“为国为民”这样一条红线；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他为救国、救民而英勇战斗，由一个乡村少年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成长为一名文武双全的党的领导骨干；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时期，他又为立国、强国、富民而殚精竭虑，倾心尽力，逐步成为一个党的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成为一个主政一方的高级领导干部。 王谦同志出身贫寒，早在小学和中学时代，就在进步教师的启迪下，开始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阅读了许多革命书刊。认定阎锡山、蒋介石、国民党都靠不住，共产党是中国的未来，并由此萌生了“想加入共产党”的强烈愿望。初中毕业后，1936年11月，王谦同志成为一名正式中共党员。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他兴奋异常、激动不已，以此作为“人生道路上的新起点”，走上革命征程，坚决表示：“要在这条不平坦的道路上跑下去，一直跑到胜利!”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王谦同志从部队到地方，一直战斗和工作在太行山上。他既当过地方抗日游击队队长，又做过八路军营教导员；既担任过县委、地委书记，又出任过地委、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从贫苦农家走出来的王谦同志，在革命斗争的实践锤炼中，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过程中，更深刻地领悟到了这些伟大的真理，更加深了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劳苦大众的紧密联系和阶级感情。因此，他无论走到哪里，不管在什么领导岗位，总是把人民群众装在心里，和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成功地组织和领导广大群众开展了对敌斗争、民主建政、整党整风、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参军参战、支援新区、互助合作和生产自救等运动，使人民群众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翻身解放，又在群众和干部、思想和物质方面，为夺取抗战胜利、推翻蒋家王朝，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做了必要的和重要的充分准备，圆满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历史使命。也正是在这大风大浪的群众运动中，王谦同志很快地成长和成熟起来。 从1952年到1956年，正值我们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提出和实施，新中国立国和创业开局的重要历史时期，王谦同志由中共长治地委书记，先后调任中共中央华北局政策调查研究室主任、主持中共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工作的副部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秘书长，从小天地逐步走向了大世界。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王谦同志紧紧围绕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个中心，尽心竭力、出谋划策，进一步展示了自己的才能，同时也开阔了眼界，学到了新知识，增长了新本领，乃至成为不可多得的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专家。并且以专家的身份，代表中国政府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农业会议，介绍有关方面的情况和经验，受到高度的赞誉，为祖国和人民争了光。 我国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后，1956年初夏，王谦同志又奉命调回山西，相继担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历时长达10年之久。期间，他先分管农业工作，接着分管工业工作，尔后又负责和主持省人委(省政府)的全面工作。 作为分管农业工作的省委书记，摆在王谦同志面前的主要任务是，着力围绕提高农业产量这个目标，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的条件。这样，他在山西分管农业工作的那几年，再加上后来他当省委第一书记的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总结提出并付诸实施“种草、种树、保水、修地”的八字方针，创造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使全省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瞩目成就。大兴水利事业，开展保持水土，为山西后来的水利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治理“一座山、一面坡、一条沟、一道梁”，则开了中国小流域治理的先河，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肯定和表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王谦同志刚49岁。“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已59岁，年近花甲，整整一个“知天命”的黄金岁月过去了。当时身陷囹圄的王谦同志，日思夜想而最为痛惜的，不是个人的身家安危和前途命运，而是失去了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效力的“最宝贵的年华”。他不无痛心地说：“‘文化大革命’革掉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段时光。”并由此从心底里发出了“斗室热炕玉米粥，人瘦显得骨头粗；时光一年流水去，偷我黑发换银髯”的深沉浩叹。因此，当王谦同志1974年“复出”主持省委全面工作，1975年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以后，立即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投入到工作中。特别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他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带领和团结全省广大军民，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和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伟大斗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抢时间、赶速度，紧紧围绕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狠抓各项政策落实，一方面大力平反冤、假、错案，开展拨乱反正；一方面全力恢复和发展生产，着手制订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精心组织实施煤炭能源基地建设的起步工作。时间虽然不长，工作成效显著，不仅落实平反政策工作进展快速，而且工农业生产也呈现出了蒸蒸日上的崭新局面。 1984年初冬，王谦同志已经67岁，仍随团东渡日本，考察、了解推动重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可资借鉴的经验。当时他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在历时20天的访问中，从商场到企业，从城市到农村，总共考察了数十个部门和单位。每到一个地方，他在细致看、认真听的同时，还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心得、感受、体会、启示等一一记下来，整整写了3个笔记本。 1985年，王谦同志退居二线，当选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2年10月，王谦同志离职休养。人虽然退下来了，但他的心并没有退，仍时时刻刻把党的前途、国家的命运挂在心上，尽心竭力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作为山西人，又在山西战斗和工作长达41个春秋，因此，对自己的家乡，他总有一种特殊的“爱”和“情”，一直心系山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心系“开发山西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在王谦同志的首倡和大力推动下，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取得累累硕果，享誉海内外。 每一个人的路，都是由自己走出来的。回顾和思考自己的革命一生，令王谦同志十分欣慰和自豪的是：“我在山西对得起老百姓，老百姓也对得起我。”他非常恳切而又深情地说：“1981年之前，我在山西省委工作了25年。山西是我的家乡，山西是我参加革命和战斗、成长的地方。我的童年、青年、成年，一共有60多年是在山西这块黄土地上滚打和战斗过来的。我此生的一切，都赤裸裸地留在了这块黄土地的各个角落——好的、坏的，正确的、错误的，喜悦和烦恼、爱和恨、困惑和醒悟、狂热和反省等等，也都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足迹。但总的来说，我留下的脚印‘正’的要比‘歪’的多。这种说法究竟如何，还是让后人去评说吧!对于我来说，我觉着，我在山西对得起老百姓，老百姓也对得起我。因为我坚信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至今初衷不改。回顾我的一生，可以归结为两句话：一者，修身自立，留得一身清白，对得起列祖列宗；二者，为国为民，一片赤诚，昂首阔步去见马、列、毛无愧色。” 正因为王谦同志 “在山西对得起老百姓”，所以，“山西的老百姓也对得起他”。“文革”中最危难的时候，正是老百姓出来救了他；而当他走出“娘子关”之后，老百姓仍然还在挂记着他。1980年10月，王谦离开家乡山西调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到重庆后，山西的一位历史学教授给他写信说：“您走后，山西人对您的评价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个人对您，也是十分敬佩的……”对于这位历史学家的话，还可以列举王谦同志当党的“十二大”代表一事来作佐证。1980年12月，中共山西省委召开四届四次全委会议及省党代表会议，选举山西省出席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当时，王谦同志已调离山西，但中共中央还未正式安排工作，指定仍由山西选举王谦同志出席党的 “十二大”。最后选举结果，仍有74%的代表投了他的赞成票，这说明王谦同志在山西老百姓的心目中有很重要的位置。 同样在重庆，由于王谦同志“对得起那里的老百姓”，所以，“那里的老百姓也对得起他”。当王谦同志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老百姓就用自然气候变化的现象来比喻他在主政重庆期间的整个形势，说：“‘雾重庆’的沉闷正在改变为晴朗的天空；闷热的夏天也不那么燥人了。”有道是： 生来本性一张锄，杂草菜田纵横疏。 方直不移飞蜀地，刘郎三顾识衷初。最后，就让我们用三晋文化研究会为庆祝王谦同志90华诞而书赠的这首贺诗，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李玉明 陈墨章 张捷夫 张国祥 王翼 高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