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并称为封建社会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救时

【出版日期】2009.04.20

【版次】第A26(非常揭秘)

【入库时间】20101230

【全文】

提要：张居正是个性不凡的政治家，他从寒微中奋起，当了十年首辅，成就了封建社会后期最大的改革运动。在风云际会中他思想深邃，刚毅深沉，多谋善断，却又专断独行，偏信阿谀奉承，引得附势者趋之若鹜。权势欲促使他步入人生高峰，也引发身后祸发萧墙。 他饱读经书，倜傥豪放，冷峻严酷，威震当朝，又兼有泼皮样的身手。伟大与渺小，无情而重义，拒贿而好谄，坚强与卑微集于一身，多侧面性格混然一体，这就是历史中的张居正，一个使人说不尽的张居正。 明朝张居正改革，是封建社会后期最大的一次改革运动。他本人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在明朝万历王朝初年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人们赞扬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 “救时”，是很高的称誉，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更以威振一世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他的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列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明史》这样评论他:“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有城府，莫能测也。 ”体貌挺拔，长须飘飘，敢作敢为，思想深邃，城府极深，既帅气又傲气，使人可望而不可即，更不可测，这就是历史中的张居正，一个使人看不透也说不尽的张居正。 寡情而重义 钢铁般的意志是张居正性格中的精粹，他就是以这样的铁腕手段行事、执法，镇压动乱和打击反对派。他崇尚军事家孙武，用兵法治理国政，推行“杀以止杀，刑期无刑”，“盗者必获，获而必诛”的主张，给敌对势力以无情的镇压。并以打击的力度考核官吏，遇有镇压不得力的，一概杀无赦。所谓：“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过也，约束已明，申令已熟，而士不用命，则士之过也，杀之无赦。”这一杀气腾腾的指令，以立法的形式驱使官吏肆无忌惮地镇压一切不服从朝廷的政见和动乱。他还放手任用酷吏治理边远地区。万历五年徽州织丝机工抗税，他认为：“此事虽由殷石汀（殷正茂）议处欠当，然既奉钦依，则令由上出，乃不行申诉，辄纠众鼓噪，是抗王法也。此而不惩，则天下效尤，渐不可长。”在他明知此事是官府处理不当而引起的纠纷，本可协调解决的，仍然制止申诉，只是因为令已发出，为了不使天下效尤和朝廷的脸面，照样施以惩办，使闹事的机工冤沉海底。虽然他也有符合民意的，认为地方动乱之源是在官吏不良的言论，但他考察官吏以功实为准的实质，实际上重视的是镇压是否得力，公然鼓励施暴。毫无疑问，有些小股起义乃是弱势群体对压迫的反抗，在他看来，不论起因如何，只要冒犯朝廷，一概杀之无赦，以暴力彻底摧毁任何可能有的反抗，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才是他最终的目的。 历史上著名的“星火燎原”的命题，就是发端于他的镇压理论，他说：“爝火之方微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及其燎原。虽江河之水，弗能救矣。鸿鹄之未孚也，可俯而窥也，及其翱翔浮云，虽蒲且之巧，弗能加矣。人心之欲，其机甚微，而其究不可穷，盖亦若此矣。是故善养心者贵豫，主敬以存之，典学以明之，亲正人君子以维持之。禁于未发，制于未萌，此豫之道也，所以保身保民者也。” 对于镇压，可以做到不惜工本，一鼓荡平，斩草除根。广东岭西的山民从嘉靖时就有反抗朝廷的活动，到万历初仍然有势力，当地督府请求征讨，朝臣多认为难以平定，张居正亲自调兵遣将，以三十万兵力一举讨平，倘在此后：“根芽再萌，惟旋生旋除”。 叛乱的平定，给他带来莫大的欢乐，万历元年，镇压都掌蛮获得成功，他给四川巡抚的信中连连称道：“喜甚!喜甚!”自述“闻九丝捷专，不觉屐齿之折，殄此巨寇，不惟蜀民安枕，且国家神气藉此一振。 ” 一听到镇压的捷报，兴奋得跳跃，不觉连鞋齿都被折断，这样嗜好镇压和诛杀之功的是一种魔鬼般的心情。所以他不恤人言，对同僚下毒手，打得血肉横飞，逐出京城，毫无怜悯之心。 然而，人的性格是个复杂的系统，刚与柔、粗与细，崇高与卑微、高傲与谦逊等等相互对立的因素，往往同生共长，相互缠绕，盘桓，回旋一生。在张居正魔鬼般的心理中，也有脉脉的温情，他是个知恩图报的性情中人。顾东桥是最早赏识他的，对于恩人的苦心栽培，张居正铭记在心，尽力图报。隆庆初年进入内阁，立即给去世的顾东桥请求追加恤典，托付南京提督学政吴遵关照顾他的家属。顾东桥生前最疼爱的儿子是顾峻，由于是庶出，担心日后为家族不容，特地拜托张居正照顾。张居正对此念念不忘，万历二年帮助顾峻排解家族纠纷，顺利得到荫庇。万历四年顾峻应选，又亲自嘱派官船供其遣使。一再表白自己能有今日，都是顾公所赐，尽最大的努力，一一兑现了顾东桥的生前嘱托。 对于徐阶，他几乎以一生的努力给以回报。徐阶罢官后畏惧高拱不放过自己，面嘱居正“家国之事，一以相托。”张居正心知肚明，不仅在徐阶儿子犯法时，保全了他的幼子和谋生的财产，又尽力加以抚慰，不惜得罪权势正盛的高拱，曲意呵护。 说张居正与高拱的矛盾是出于维护徐阶，未免把复杂的事态简单化，但可说明张居正并未因徐阶的失势而倒向高拱。万历十年，在张居正病危之际，适逢徐阶八十寿辰，为作贺寿序，他把改革的头功归于徐阶，表现出他对恩师的情深义重。 对于被赶下台的高拱，是否出于他的主谋? 有人指斥，有人辩护，也有各打五十大板的，纷纷扬扬，几成历史疑案。但从各种记载看，他对高拱并非没有同情之心，在高拱遭难时，赠以重礼，处理善后也留有余地，甚至为高拱晚年的凄凉动情落泪。虽然高拱在《病榻遗言》中多怪罪张居正，但也只是一面之词，通观张居正与高拱关系的全局，他们既有权力的斗争，也有感情交好的因素。否则，以张居正炙手可热的权势，落井下石，置高拱于死地易如反掌，但张居正不但没有这样做，还给以恤典告慰亡灵，并未计较高拱对他的指责，此种行为的动机可以有各种猜测，但考察历史人物只能以行为效果为准则，高拱得以善终，不能不是张居正手下留情的结果。 他为人很讲究义气，自认“不愧於名教，不负於知己”，把知己与名教并列为他人生必须信守的两大准则，只要是知己之交或是他看中的人才，都能优容。此种济人以宽怀的情意，在保护人才中也有所表现。道是无情却有情，说是有情却无情。黑白交织，善恶依存，在张居正身上呈现的就是，半是魔鬼，半是天使。 拒受贿好谀扬 在张居正身后最遭物议的是他为官的品性，有说他喜好受贿，也有说他严于律己，多次拒绝受贿，是耶? 非耶? 莫衷一是。《明史》中虽有“岁时餽问居正不绝”的记载，但并不多见，如果不是用以行贿的重礼，一般性的官场应酬或礼尚往来，也并非是出格的事。但张居正的家居生活，相当奢华，这既是他的追求，也是当时的社会风尚。 晚明商业繁荣，商品丰富多彩，消费生活日益高涨，在社会上兴起一股去朴从艳，追求奢华的风尚。张居正也不能免俗，他素爱整洁、修饰，还喜欢抹香脂。他癖好收藏古玩，当时赝品甚多，但没有人敢欺骗他，所以收藏的多是精品，但尚未发现他以权掠夺的记录。 然而上有所好，下必争相趋奉。万历六年张居正回乡为父送葬，地方官特地为他制作一顶轿子，前有起居室，后有卧室，两边有回廊，各有一个书僮为之焚香挥扇，用三十二名轿夫扛抬，沿途府、州、县官全部出动跪接迎送，浩浩荡荡，声势显赫，其排场之豪华，规模之盛大，创下官员乘轿之最，由此可见其生活之豪华，非同一般。在骄奢的生活中，难以设想他多次上疏要求宫廷节省开支，带头不戴貂皮暖耳，可这都是事实。在理性上他治国理财的严明，在生活中他的讲究和奢华，是他性格多侧面的表现。 爱好奢华的不一定是贪官，贪官的生活不一定都豪华，人就是那样复杂的构成。早在张居正被抄家时，就发现他的财产远不及宦官冯保，只相当严嵩的二十分之一。原本想在抄家中获得意外之财的神宗，也未免大失所望，这似乎已能说明张居正为官尚有操守。事过三百八十年，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掀开了张居正的棺木，意外地发现，作为权倾一时的宰相，竟然很少陪葬。据《张居正》小说的作者熊召政到实地采访后记述：“墓很坚固，用锹铲之类的工具无法挖开，便有人开来推土机，终将墓室摧毁。掩封了近三百八十年的棺材显露出来。红卫兵们一拥而上，掀开棺盖，除张居正的保存完好的一副尸骨之外，袍服尽烂，棺内只有一条玉带和一方砚台，别无任何陪葬品。这结果让红卫兵们深感失望，也就一哄而散。 ”玉带是官位的象征，砚台以示文墨，此两件随葬品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墓主的追求和品位。在厚葬普行的风气中，仅此两件陪葬又似乎有些寒酸，这固然与张居正的薄葬观念有关，也是家庭财力的表现。 这两项实证，比连篇累牍的议论更有说服力，再看他多次拒贿的记录，才能理解他的由衷之言。在行贿成风的官场，受礼固然有失道义廉耻，但已习已为常，被视为寻常事；不受礼反而被视为另类，遭受各种猜测，这使受礼人处于两难选择的境地，对此他有个自白：“今为仆所引拔者，往往用馈遗相报。却之，则自疑曰‘何疏我也。 !’及不能殚乃心、任乃事，被谴责，则又曰：‘何不终庇我也! ’凡此皆流俗之见，非大雅之才也。” 晚明官场的腐败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在滔滔浊流中，能有这样的自律已很难得。但是，对于金银财宝可以淡泊明志的，未必能正确面对蜂拥而至的阿谀和奉迎。在他事业鼎盛时，家乡为他立的牌坊就有七八座之多。有人送他一副对联：“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对这称颂他欣然接受，高悬于大厅。还有人用黄金制作对联云：“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立山为岳四方颂。”此联别具匠心，嵌入一个“岳”字，隐喻张太岳受到四方颂扬，他高兴地放在座右，不时地加以把玩和欣赏。 这是两张面孔：一是淡然面对滚滚而来的财富；一是热衷于听取种种谄媚和奉承。明智与混噩，清醒与懵懂这相互背反的性格都集于一身，什么原因造成这两极的分裂? 一言以蔽之，是他的权势欲。 张居正是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也是敏于决断的实干家，他不恤人言，自负甚高。他具有一言可致人平步青云，也可以使人亡家灭口的权力，已形同最高统治者。更为荒诞不经的是，在张居正患病后，举国若狂地为之斋醮。而张居正去世刚半年，倒张的活动就已迫不及待地展开，接踵而起的是连篇累牍地弹劾，满门查抄，长子自杀，次子充军，全家饿死十多人，威震一世的宰相竟落得这样悲惨的下场! 张居正在声色犬马的生活中尚能保持一定的自律，却抑不住从内心深处喷发的张扬权势的欲望，日益膨胀，再膨胀，不惜偏信各种阿谀奉承之词，排斥逆耳的忠言，引得趋权附势者，趋之若鹜。所以在他的同辈人中，都承认他的才能和政绩，却很少有人与他结成知交。权势欲促使他步入人生的高峰，吸引众多的附和者；也跌入人生的低谷，使朋友敬而远之。 成也是权势，败也是权势，权势太盛而不加节制，陶醉在阿谀陷阱中不能自拔，是他致命的弱点。 豪气骄气和流气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风俗，一方风俗造就一方人才。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三秦多骠悍勇猛的好汉，齐鲁多耿直刚烈的英雄，荆楚多磊落放达的人杰。张居正生在楚地，以楚地而自豪，他曾扬言：“明兴以来，国有艰钜之事，众所观望而不敢承者，率楚人当之。”在危机四伏的隆万之际，他挺身疾呼：“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 ”这是他对人才的呼唤，也是自我的标榜。 他就是这样一个富有豪情壮志的政治家。虽然在他内心深处，向往悠游豪放的情怀，蕴藏了对竹林七贤的钦羡，但在现实中却是一个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他凌厉的威力，是骄横、刚愎性格的反映。蒙汉和议成功，他恃功矜能，自命不凡。而他出身下级军士之家，自小心高气傲，在民间踢打滚爬，具有英勇无畏的军人气质，但那不甘于人下的心态，奋起急追的泼辣劲，一显峥嵘，使得同僚手足无措。 一个饱读经书的才子，倜傥豪放的翰林，威震当朝的宰相，兼有泼皮样的身手，这些互不相容的多极表现，竟然混然一体，这就是活生生的张居正。尽管他有进退徐疾，洞若观火的智慧，胸中藏兵，决胜千里的勇气，工于心计，深谙权术，但逃不脱这性格的自伤和伤人，他埋怨：“仆以孤直，不能狥俗取容，谬当鼎轴，为众所忌。”殊不知，正是他缺乏这一自知之明，加剧了身后的罹难。 这是真正的性格悲剧! 据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