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盘手王安石与董事长神宗关系嬗变：执拗、褊狭依旧个性操盘手

【作者】 范军

【出版日期】2012.04.10

【版次】GC05天天财富公司社会

【入库时间】20120620

【全文】

范军专栏之(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识用变容四误 操盘力欠缺：

王安石之公司组织变局悲剧3(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公司就是朝廷》

———公司组织权力、上位、博弈和制衡的深度历史解码

管理没有新问题。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组织，有组织的地方就得有管理。

我们能在历史上看到当下所有的公司格局、组织关系、博弈制衡、进退之道。(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本版精华文章现已汇编出版《公司就是朝廷》一书以飨读者。分为“个人上位”、“领导风格”、“利益制衡”、“组织异化”、“分权集权”五个部分，按照公司格局和组织关系解读历史案例。

在北宋公司中，董事长神宗和操盘手王安石之间的互动史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王安石在组织变革中拒绝权变与变通，最终导致神宗心生厌意，公司组织变革从最上层处断裂，事态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而综观王安石操盘公司组织变革的全过程，在识人、用人、权变以及容纳不同意见和势力等方面皆有欠缺，所谓“识 、用、变、容”四误，直接为公司组织变革失败悲剧买单。

拒绝权变变通，平衡一再打破，董事长心生厌意且战且退

变革伊始，神宗是王安石的坚定支持者。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曾任宰相、后出制大名府的韩琦上疏抨击青苗法，称贫下户请借官钱甚易，纳还却难，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导致庄稼歉收的话，“官本渐有失陷”，也就是说借出去的官钱很难回来，对国家财政会造成很大影响。应该说，“官本渐有失陷”的情况肯定是神宗不愿意看到的，而韩琦外放之后依旧关心国事的举动也令他感动，神宗便对朝中大臣说了这样一句话：“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王安石由是称病不出，并且提出辞职。王安石不去上班的头一天还在朝堂上对神宗大声嚷嚷：“臣论此事已十数万言，陛下尚不能无疑，天下还有何事可为？”随后拂袖而去。王安石请退之时，执政大臣曾公亮、陈升之以及司马光接连向神宗进言，请罢青苗法。

应该说这是一场不对等的博弈。众多执政大臣请罢青苗法给董事长神宗造成极大压力，而操盘手王安石自己不出面解释，不进行危机公关，而是当众拂袖而去，令神宗难堪。换成一个别的董事长，面对如此这般的问题操盘手，或许会考虑换人甚至停止变革行动，但神宗并未如此———几天之后，他亲自召见王安石，对其嘘寒问暖，说：“青苗法，朕诚为众论所惑。寒食腹中，静思此事，一无所害。极不过少失陷钱物，亦何足恤？”意思是青苗法推行即便造成“官本渐有失陷”他也无所谓，再一次表达了自己对王安石的坚定支持。

但是王安石不懂权变、不够宽容的性格缺陷却未就此改正过来，这直接导致了下一次危机的爆发。

熙宁七年(1074年)三四月间，由于市易法免行条例的推行损害到了皇族、后族和宦官的利益，太皇太后曹氏(仁宗的皇后、神宗之祖母)、皇太后高氏(英宗的皇后，神宗之母)联手向神宗施压。神宗向王安石求援说：“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近臣(宦官)以至后族，没有不说不便的。两宫(太皇太后、皇太后)乃至泣下。”意思是希望王安石网开一面，在免行条例的推行上能内外有别。

这实际上是考验公司组织操盘手的领导艺术、工作智慧的时候———能不能做到外圆内方、以退为进，或者以牺牲局部利益来保证全局利益，里头大有文章可做。但王安石是怎么做的呢？他以硬碰硬，站出来揭发向后的父亲向经从来就是欺行霸市、勒索商行，只因推行市易法得不到好处才蠢蠢欲动；而曹后的弟弟曹佾赊买人家树木不给钱，反而让内臣用假姓名去诬告市易司，以混淆视听，总之均非善类。王安石要求神宗对来自后族的势力坚决顶住，不要妥协退让。

由此，平衡被打破。在重重压力之下，神宗支撑不住，命韩维代自己草拟《罪己诏》，并向全国发布。在《罪己诏》中，神宗承认自己“焦劳甚”，“忧见容色，每辅臣进见，未尝不叹息恳恻，欲尽罢保甲、方田等事”；还宣布“悉免夏税”，“募流民给钱粮，减工料兴役，以为赈置”。《罪己诏》虽然没有就此停止组织变革之意，但神宗在其中流露出来的对新法的犹豫彷徨之意，已昭然纸上。这其实是一个信号，表明变法派处境已岌岌可危。

而自熙宁六年(1073年)以来，多地蝗灾大作，秋冬两季一直无雨，致使麦苗干枯，农作物无法播种。此一天灾被监安上门、光州司法参军郑侠利用，在参知政事、富弼女婿冯京的支持下，请画工绘制成《流民图》，上呈宋神宗。郑侠随后又上书认为天旱不雨，完全是由王安石乱施新政引起的，建议只有罢黜王安石，上天才会下雨。郑侠在上书中言：“如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自今已往至于十日不雨，乞斩臣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这就很有死磕的意思了。知青州滕甫也上书支持郑侠的说法。

神宗看了郑侠奏章后，夜不能寐，叹息再三，找王安石谈话，以求破解之道。王安石即便到了此时，也毫无危机公关意识。他反驳宋神宗说：水旱都是寻常事，即便尧、汤再世也在所难免。今后应当更修人事，以应付天灾。这其实是王安石“天变不足惧”的观点。此前，他为了坚定神宗改革信念，曾向他灌输过“三不足”之说，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但到了平衡被完全打破，反对派纷纷起而攻之的时刻(值得一提的是当神宗的罪己诏传到洛阳时，宣称已退出政坛、不论政事的司马光也上书神宗，揭发王安石变法后朝政阙失六罪，对神宗形成新的压力)，王安石还如此轻描淡写，搞得神宗也忍不住大发脾气，称帝国水旱频仍，正是因为人事未修，暗指王安石执政以来，把事情搞坏了。

从王安石公司组织变革的整个路线图来看，这是真正的拐点时刻，也是神宗董事长对其信任度开始走低的时刻。个中原因虽然复杂，但操盘手王安石的操盘力欠缺当是主要原因。在公司组织变革中，操盘手的操盘力涵盖识人、用人、权变以及容纳不同意见和势力等多项综合能力；需要在变局的动态中掌控平衡，在平衡里积极推动组织变革向有利的方向发展和变化。很显然，王安石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在此之后，神宗也开始对他失去信心，且战且退了。

罢相复相反复、执拗依旧，关系恶化直至分道扬镳(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间，神宗令中书省改新法，主要是减免本应上交国库的行钱，保证宫里的灰色收入，以修补皇族、后族和宦官的利益。同时下旨暂停受灾诸路保甲法、方田均税法等变法法令的实施，以缓和局势。这本是神宗重压下的权宜之计，但王安石却以为大势已去，多次上书神宗，要求解除自己的宰相职务，逼得神宗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但即便到了这个地步，神宗还是想留存一线希望，以图变法工作东山再起。他让吕惠卿带着他的旨意去见王安石，希望王出任太师、太傅一类的闲职，但人仍可以留在京城，以观事态发展，再行作为。王安石的个性却是相当执拗，他坚请外放，异地任官。与此同时，曹后与高后继续对神宗施加压力，痛哭流涕地指责王安石变乱天下，非逐出朝廷不可，同时令罢青苗诸法。多重压力之下，四月中旬，神宗下诏：王安石出知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变法团队由韩绛、吕惠卿二人主持。

事实上，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熙宁新法并没有遭到多大破坏，时人称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便是一个证明。神宗也没有对王安石弃之不用，王安石罢相前的官职是礼部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罢相后依然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并且，王安石在地方上若有事还是可以出入宫中商议朝政，这是神宗为他保留的一项特权。神宗去人留政，重新取得了组织变革中的某种平衡。可以说这场组织变革并没有就此彻底崩溃，它还留了一个悬念。

接下来，由于吕惠卿刚愎自用，且颇有野心，在工作上与韩绛配合不好，韩绛便于熙宁八年(1075年)正月奏请神宗召王安石复相。而神宗本来就对王安石还存有念想，只待风头一过便欲重新征用。二月，神宗果然召王安石回京复职。王安石从离职到复职，中间其实只隔了八个月时间。组织变革的局面峰回路转，王安石似乎又可以有所作为了———在王安石回京后不久，神宗曾对他推心置腹地说：“小人渐定，卿且可以有为。”又说：“固所望于卿。君臣之间，切勿存形迹，形迹最害事。”意思是他俩之间的关系还是亲密无间的。

但“拗相公”王安石罢相复相，执拗依旧。在用人方面，王安石和神宗之间的冲突开始显露。

神宗想起用时任权三司使的翰林学士沈括到兵部任职，王安石却认为沈括是“壬人”(奸佞之人)，在河北工作时曾反对推行新法，最终阻止其上位。另外神宗想让判永兴军的前参知政事张方平担任枢密使这一要职，王安石也以此人反对变革为由予以阻止。与此同时，王安石强行重用吕嘉问等神宗并不认可的新人，使得君臣二人的关系开始走向貌合神离。

而在王安石从复相走向二次罢相的过程中，他的执拗与吕惠卿的褊狭以及邓绾的势利发生碰撞，其不合作精神又与韩绛无法共存，变革团队没有凝聚在王安石的组织变局共识之下，也让神宗对王安石这个操盘手的凝聚力和掌控力发生怀疑。

在识别吕惠卿为人秉性的问题上，王安石的执拗几乎到了可笑的地步。王安石初为参知政事时，对吕惠卿的高度肯定其实已是识人之误，这或许可以归咎于变革伊始，吕惠卿的秉性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殊可谅宥。但王安石罢相再复相的过程中，明明吕惠卿对他排挤打击的小动作不断，甚至神宗当面告诉王安石：“惠卿不济事，忌能，好胜，不公。非助卿者也。”王安石却还是天真地反问说：“不知惠卿有何事不可于意？”王安石甚至反过来劝神宗：“惠卿屡为陛下言之，非不忠，陛下宜察此。”对手下团队成员的认识糊涂至此，执拗至此，毫无疑问是神宗对复出后的王安石大失所望的一大原因。过后不久，神宗下诏：“朕不次拔擢(吕惠卿)，俾预政机，而乃不能以公灭私，为国司直，阿蔽所与，屈挠典刑，言者交攻，深骇朕听。可守本官知陈州。”可以说吕惠卿的被贬既表明王、吕合作模式的失败，也曲折地表达了神宗对王安石操盘手素质的怀疑，是谓王安石二次罢相路上的一道警钟。

此外，王安石个性执拗的不合作精神也表现在他与韩绛的无法共存上。应该说在王安石复出的过程中，韩绛是有恩于他的。但王安石复出后，却常常在新法法令的实施与人事安排方面和韩绛针锋相对，致使后者不得不请辞而去。比如王安石不顾韩绛反对，强行安排一个叫刘佐的官员进市易司工作，以至于韩绛要上书提出辞职，神宗劝他：“兹小事，何必耳！”韩绛说：“小事弗能争，况大事乎？”另外而当韩绛提出市易司官员不能只关注“利”时，王安石嘲讽他：“市易务若不喻于利，如何勾当？且今不喻于义，又不喻于利，然尚居自如；况喻于利，如何可废！”暗讽韩绛这个人既不“喻不利”，又不“喻于义”，不如爽快辞职的好。王安石如此言语刻薄，也使韩绛很受伤。韩绛随后被罢知邓州，离开了王安石变革团队。

至于邓绾，实在是个墙头草。吕惠卿得势时他依附吕惠卿，吕惠卿失势时他落井下石，等到王安石复相，邓绾重新依附于他，并向神宗推荐王安石的家人上位。王安石重用如此这般之人，毫无疑问是“失察”之举，也让神宗对王安石的团队成员屡屡失望。可即便这样，王安石仍说邓绾“为国司直”，只是神宗想罢免邓绾，王安石才说邓绾“为宰臣乞恩泽，极伤国体，当黜”，对罢免邓绾的理由说得极为勉强，相比较神宗给出的罢免邓绾的理由———“翰林学士、权御史中丞邓绾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两人的分歧已是不言自明。

史载，王安石和神宗议论国事，每有抗辩多声色俱厉，搞得神宗经常为之动容。被称为东莱先生的宋朝诗人吕本中在他的《东莱吕紫微杂说》一文中记载：“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由是王安石的组织变革之路走到末路。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在邓绾被罢知虢州18天后，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判江宁府。这是王安石担任一年零八个月宰相后，再次辞去职务，从此远离政坛。

从变法初期，神宗对王安石信任有加，以至于曾公亮感慨万千地对苏轼说，神宗皇帝与王安石好得就像一个人，这是天意啊……到后来两人分道扬镳，董事长神宗和操盘手王安石之间的互动史就是个从良性到恶性的过程，王安石的个性缺乏权变、宽容和大局意识，我行我素，事实上并不适合做一个公司组织变革的操盘手。他原则性有余，灵活性不足，在识人、用人、权变以及容纳不同意见和势力方面屡屡失误，酿成公司组织变革最后的败局在所难免。

王安石出局，组织变革遭全面清算，北宋公司乱局纷呈

王安石去后，接任王安石宰相位置的枢密使吴充，在熙宁九年(1075年)代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他虽然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向新法，一上位就向神宗请旨，召还司马光等人。司马光随后被召回京城收拾残局，他宣布废除免役法，推行差役法。元祐更化(指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在元祐年间推翻王安石变法的事件)开始，熙宁新政的组织变革成果遭到全面清算。王安石人在南京，听说免役法被废除后，愕然失声说：“竟变到这样了吗？”但其时已无济于事。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在忧困中病死，时年六十六岁。

不过对北宋公司组织而言，元祐更化带来的更是党派之争，这是从熙宁新政中引申出来的新党与旧党冲突的进一步激化。公司组织的成员随后被分为三派：一派称为洛党，程颐为首领，有贾易、朱光庭等人；一派称为蜀党，苏轼为代表，有吕陶等人；一派称为朔党，有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人。三党之间明争暗斗，直到元祐七年(1092年)，三派鹬蚌相争，新党渐渐开始渔翁得利。哲宗亲政后，章惇、吕惠卿官复原职，蔡京则任户部尚书，王安石女婿蔡卞为国史修撰。章惇重登相位，就掀起一场人事斗争。先贬苏轼知英州，不久又将他安置在惠州；罢翰林学士范祖禹，出知陕州；范纯仁则出知颍昌府。尽管在元祐九年(1094年)四月，哲宗改本年为绍圣元年，恢复免役法、保甲法，罢十科举士法，废除对“王氏字说”的禁令，表面上看是对王安石熙宁新政的延续，但实际上“绍圣(追溯变革)”为虚，党争为实。新党与旧党的争斗愈演愈烈，章惇、蔡卞甚至请求开掘司马光和吕公著的坟墓以泄其愤。

哲宗去世后，其弟赵佶即位，宋徽宗时代到来。宋徽宗也是爱折腾的主儿，他的第一个年号叫建中靖国，试图在新旧之间不偏不倚，做到大公至正；但很快又在第二年改元崇宁，表明将崇尚熙宁之政。只是崇宁像绍圣一样，依旧变革为虚，党争为实。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宋徽宗将元符末年反对恢复熙宁法的人，称之为奸党，诏颁以文彦博为首的文武官员一百二十人为元祐“奸党”，蔡京请徽宗亲自书写，将这些名字刻在“党人碑”上。崇宁三年(1104年)六月，徽宗又下诏“重定元祐、元符党人”三百零九人(以司马光为首)，命蔡京手书“元祐奸党碑”，刻石于州县。

就这样，王安石去后，从元祐到绍圣，再到崇宁，每一次围绕变法与守旧的斗争最后都演变成党派和人事之争。虽然从章惇到蔡京，一个个高喊维护新法的口号，到头来却如王夫之所言，新法“名存而实亡者十之八九”。一个“拗相公”失败的组织变局成果最终为蔡京、高俅、童贯等利用，成为其揽财害民的器具，致使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就像当时的理学传人杨时在一篇上疏中所言：“盖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王安石。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杨时这话虽然说得有些绝对，不过一个失败的组织变革操盘手因为未能收拾残局，导致乱局纷呈，这对公司组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确不容小视。此后北宋公司南迁并缩水大半，教训不可谓不惨痛矣。(本系列完)

作者介绍：范军，历史作家。出版有《最三国》、《帝国不语对枯棋》、《下一个出局者》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