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盘手王安石识人、用人之大误：团队人才流失严重潜伏的为何都

【作者】 范军

【出版日期】2012.04.06

【版次】GC07天天财富公司社会

【入库时间】20120620

【全文】

范军专栏之(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识用变容四误操盘力欠缺：(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王安石之公司组织变局悲剧2

《公司就是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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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名儒邵伯温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曾如是说：“王荆公（王安石）晚年于钟山书院多写‘福建子’三字，盖悔恨于吕惠卿者：恨为惠卿所陷，悔为惠卿所误也。”吕惠卿是福建泉州人，王安石故有“福建子”一说。那么，王安石为什么会对这个公司组织变革团队的主要干将如此悔恨交加呢？这其实要归之于他识人之误。

考察王安石变革团队成员情况，不难看出其识人、用人之大误。吕惠卿之外，曾布、邓绾以及唐坰等一干小人潜伏，在变法团队内部互相攻轩，导致组织变革走向崩溃之旅。而苏辙、程颢等少数可堪一用的正直人才，却因执行新法过程中提出自己的保留意见而不为王安石所用，被先后逐出，变法团队人才流失严重。

吕惠卿、蔡京、曾布、邓绾、唐坰……那些潜伏的小人们

吕惠卿是宋仁宗嘉祐初年中的进士，先任真州推官，后进京担任三司检法官，结识王安石之后两人常在一起论经讲义。王安石十分赏识吕惠卿的才能，曾在神宗面前举荐吕惠卿说：“惠卿的贤德，非但今人无法追步，即使是前世儒者也不易相比。对先王之道能够学以致用的，恐怕唯惠卿一人而已。”他任用吕惠卿为检详文字，不久又提他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集贤校理，判司农寺，凡组织变革过程中所需起草的文件、章程等都请吕惠卿执笔。

但宰相吕公著却认为吕惠卿虽然颇具才学，但为人奸巧，不可委以重任。与吕公著持差不多相同观点的人还包括司马光，后者曾不止一次地指出：“惠卿奸巧非佳士”，“惠卿诚文学辨慧，然用心不正。”甚至在和王安石交恶前，司马光曾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说：“谄谀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矣。”

这话其实不仅仅说的是吕惠卿，还包括后来王安石重用的邓绾、唐坰之流。王安石在“力排众议”重用吕惠卿之时，也提拔了邓绾。熙宁三年（1070年）冬，任宁州通判的邓绾为了上位，上书神宗说：“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圣泽……诚不世之良法，愿勿移于浮议而坚行之”。变法伊始，问题多多，邓绾却做了司马光所言的“谄谀之士”以媚王安石。按理说，王安石作为组织变革的领导人在组建团队之初需对录用者的德、才两方面都加以考察才是，但他迷惑于邓绾的“谄谀之言”，草率提拔其升任侍御史知杂事、判司农寺，主管常平、水利、免役、保甲之变革事宜，可谓是一大失误。

至于唐坰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以父任得官，自己本身没有功名。可为了上位，于熙宁初上书神宗说：“青苗法不行，宜斩大臣异议如韩琦者数人。”王安石同样被他的“谄谀之言”所惑，将他推荐给神宗，不久即赐进士出身，为崇文院校书。甚至在后来神宗因不喜此人、贬其为钱塘知县时，王安石还令邓绾荐他为御史，又授太子中允，此外还积极推荐唐坰为谏官。可以说在组织程序上，只要是王安石看中的人，一切都可以开绿灯，无条件提拔、重用。

但王安石颇为看重、倚赖的这些组织变革团队成员，其后的表现究竟如何呢？

吕惠卿最初的表现很是抢眼。当司马光公开反对青苗法时，吕惠卿站出来和他在神宗面前辩论，很是替王安石挡了子弹。王安石也将吕惠卿看做是自己的衣砵传人。熙宁七年（1074年），由于北方大旱，流民遍野，官员郑侠上《流民图》，把大旱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归罪于王安石，王安石不得不首次罢相求去。临走前，他力荐吕惠卿任参知政事。而接下来，吕惠卿的表现令人大跌眼镜，“既得志，忌安石复用，遂欲迎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他一方面指使邓绾等人借郑侠上《流民图》一案诬告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借道士李士宁妖言惑众一案污告王安石与其狼狈为奸，图谋不轨；另一方面，吕惠卿扶植亲信，把没什么才能的弟弟吕升卿引为侍讲，以巩固自己的势力。(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或许是因为吕惠卿形迹太著，又试图排挤已然接替王安石相位的韩绛，神宗为稳定计，不得不在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让王安石复相。而在王安石复出之后，吕惠卿又阴谋离间神宗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把平时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人信件都拿出来给神宗看，将王安石书信中出于隐讳想法的“无使齐年（指参知政事冯京，因与王安石同龄，故有齐年一说）知”、“无使上（指神宗皇帝）知”等字句都一一指给神宗看，以此恶化他和王安石的关系。同时吕惠卿状告王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意思是王安石背弃正统之儒学，崇尚纵横之道这类不入流的学术，欺骗以及要挟皇上，罪行十分严重。由此导致王安石二次被罢相。吕惠卿先恭后蹶的小人情状，在这些事件中尽皆展现。

邓绾和唐坰之流的表现也大同小异。在王安石去相后于变法团队内部互相攻轩，导致公司组织变革走向崩溃之旅。王安石初次罢相后，原为王安石心腹的邓绾赶忙见风使舵投靠吕惠卿。为了帮助后者彻底扳倒王安石，邓绾声称王安石与当时发生在山东的一个谋反案有牵连。在神宗出面查无实据，且王安石二次为相后，邓绾又见风使舵重新投靠王安石，将矛头对准吕惠卿。熙宁八年（1075年）九月，作为御史中丞的邓绾上书弹劾吕惠卿，称吕惠卿向华亭商人索贿五百万缗。神宗因此将吕惠卿贬为陈州（今河南淮阳）知州。邓绾以媚王安石起家，立场却摇摆不定。他为人朝秦暮楚，两面三刀，其人生名言是：“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

与邓绾相比，唐坰的表现更是等而下之。王安石本欲推荐唐坰为谏官，但在与其接触过程中感到此人个性“轻脱（轻佻）”，不适合做谏官，便安排他以太子中允的身份同知谏院（谏官的副职）。谁知唐坰对此并不知恩图报，反而以怨报德，屡次上书指责王安石任用曾布为腹心，张琥、李定为爪牙，刘孝孙、张商英为鹰犬，元绛、陈绎为役仆，搞宗派小团体，变乱祖宗成制，列出王安石及其新党的罪行达六十条之多。他将王安石比之为唐代奸相李林甫，还火上浇油地对神宗说：“天下但知惮安石，不复知陛下”。其卑污人品，最终连神宗也看不下去了，熙宁五年（1072）八月，神宗贬唐坰为监广州军资库。

至于曾布，其实也是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之徒。熙宁二年（1069年），他被王安石推荐，出任主管变法的司农寺少卿，与吕惠卿一起参与制定青苗、市易诸法，吕惠卿因父丧丁忧，王安石推荐曾布接替他的位置，对其关照可谓不薄。但王安石失势后，曾布见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竟马上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吕嘉问，导致变法团队出现内讧，变法成果几乎不保。

在王安石的变革团队中，蔡京其实是隐藏最深、对公司组织危害最大的潜伏者。熙宁三年（1070年），24岁的蔡京以甲科第九名的成绩成为进士，随后被派往钱塘任县尉，和蔡京中了同榜进士的弟弟蔡卞则被派往江阴去做主薄。王安石上台后看中蔡卞，收他做了女婿，由此蔡卞连升三级成中书舍人。蔡京发现了这一层可以利用的关系后，效仿其弟，以改革派自居，很快引起王安石的注意，王安石也提拔他做了中书舍人。当然公正地说，蔡京在王安石变革期间没做什么勾心斗角之事，甚至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拥护者和得力干将。他的危害性体现在作为王安石培养起来的一名公司高管，没有原则和底线，朝秦暮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对北宋公司后期政局几乎起了毁灭性的作用。王安石去势后，元佑元年（1086年），司马光任宰相，下令全国各地自接到命令后的五天内将免役法全部改为差役法。就在很多官员为此牢骚满腹的时候，时为权知开封府（开封市代理市长）的蔡京雷厉风行，在第一时间将开封地区各县的免役法全都改成差役法，为全国官员做出了表率。司马光为此表扬说：“假如各级地方官都像你一样，有什么不能执行的呢？”元佑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重新使用变法者，任命章惇为相。章惇想恢复变役法，置司讲议，却不知如何是好。蔡京摇身一变，又成为变法者。他帮章惇出主意说：“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您只须照搬熙宁成法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讲议它呢？在变法与守旧之间，蔡京切换自如，其小人嘴脸已初步显现。宋徽宗时蔡京被弹劾夺职，闲居杭州，但他又找机会勾结宦官童贯，重新被起用，并排挤掉韩忠彦等人，先后四次任相，与童贯、杨戬、梁师成、李彦以及权臣王黼、高俅等，把持朝政，向宋徽宗进“丰、亨、豫、大”之说，追求好大喜功、劳民伤财，导致工役繁重，民怨沸腾，直将北宋公司折腾得奄奄一息，公司内外危机四伏。如果在这个大背景上看蔡京潜伏之深、危害公司组织时间之长远，起码王安石在最初之时要负失察之责。

王安石以对新法的态度为标准，提拔了一批拥护新法的官员作为其团队班底。但事实上，包括吕惠卿、蔡京、曾布、邓绾以及唐坰等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上了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册中，实为声名狼藉之辈。一个组织变革团队，出现一两个小人不奇怪，但奇怪的是多为小人，追根溯源，其实还是王安石识人之误。

苏辙走了，程颢也走了，团队人才流失严重

王安石的公司组织变革团队中多潜伏小人，当然也不乏品行正直的人才。比如苏辙、程颢等。变法之初，苏辙曾是王安石颇为倚重的人，被任命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参与变法；程颢也因御史中丞吕公著的推荐，“授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在王安石手下参与新法工作。此二人是心向变法的改革派，且品行正直，可谓王安石团队的骨干人才。可就是这两个可堪一用的人才，操盘手王安石也没能好好利用。最后苏辙和程颢都走了，团队人才流失严重。王安石继在小人问题上犯下识人之误后，又在人才使用过程中犯下用人之误。

苏辙是苏洵的幼子。嘉祐二年（1057年），年方十九岁的他与兄长苏轼同登进士榜，且父子三人合称“三苏”，均在“唐宋八大家”之列，才学自是无可置疑。而且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苏辙就是个改革派。熙宁二年（1069年）三月，苏辙上书论时事称：“夫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而已。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故臣深思极虑，以为方今之计，莫如丰财。”这是苏辙的变法倡议书，和王安石彼时的变法主张遥相呼应。神宗对他也看好，在其奏疏上写批语道：“详观疏意，知（苏）辙潜心当世之务，颇得其要。郁於下僚，无所申布，诚亦可惜。”他建议王安石授予苏辙“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的工作。王安石不仅照办，也在最初之时引他为骨干成员。苏辙后来在他写的《龙川略志·与王介甫论青苗盐法铸钱利害》卷三中回忆说：“介甫（王安石）召予与吕惠卿，张端会食私第，出一卷书，曰：‘此青苗法也，君三人阅之，有疑相告，得详议之，无为他人所称也。’”意思是王安石将他和吕惠卿、张端三人叫到自己家里吃饭，拿出《青苗法》草案给他们三人看，并且交待不要外传。从这个工作餐的地点（王安石家里）和《青苗法》草案审阅范围（只限三人）看，苏辙当时在王安石心目中的重要性起码是和吕惠卿等同的。换句话说，王安石没拿他当外人。(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但是分岐随后而至。当苏辙对青苗法实施后可能产生的弊端提出一些自己的意见后，王安石对他说：“君言甚长，当徐议而行之。此后有异论，幸相告，勿相外也。”这其实是客套话，苏辙后来指证，此次谈话后，王安石“自此逾月不言青苗”（《龙川略志·与王介甫论青苗盐法铸钱利害》卷三），对他敬而远之了。

在对苏辙的意见不置可否一段时间之后，王安石仍旧批准青苗法正式颁行。苏辙继续提意见，称由于所立青苗法不善，使猾吏有机可乘，有空可钻，而民无以获利。自此，王安石视他为异类，一怒之下，竟欲将其治罪，熙宁二年（1069年）八月，苏辙上《条例司乞外任奏状》，表示想外放地方工作。苏辙在这封请辞信里说：“伏自受命，於今五月，虽日夜勉强，而才性朴拙，议论迂疏，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意思是我参加变法工作才五个月时间，虽然夜以继日地操劳，却多空谈之论，以至于每次商量公事，怎么做都不合时宜。

其实，“动皆不合”实乃幽怨之语，是苏辙不得用、不见容的曲折表达，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安石不能用人和容人的性格缺陷。对于苏辙提出的变法弊端提醒和纠正，王安石不做正面理解，反而嗤之以鼻，颇多敌意，认为他是在诋毁变法；对各项变法法案不求补充完善，只需无条件推行，否则动辄得咎。如此变革思维下，自是不容异类存在。苏辙无奈之下求去，最后被贬为河南府留守推官，成为王安石团队人才流失的一个样本。

王安石团队人才流失的另一个样本是程颢。程颢与程颐为同胞兄弟，世称“二程”，是宋代大儒，理学家、教育家。熙宁元年，程颢向宋神宗上《论王霸札子》和《论十事札子》，提出十条措施，对当时的教育和科举制提出批评，主张裁减冗兵，支持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在变法之初也曾派程颢视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工作关系尚属和谐。

但是和苏辙的情形一样，程颢任职监察御史里行后上了《谏新法疏》、《再上疏》等奏文，对王安石新政中的摊派青苗借贷并预收利息钱和派遣三司使两项提出批评，并且建议实行免息政策，真正做到无条件惠农。同时二程认为要“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必须具备“时”、“位”、“才”三个条件，暗指王安石变法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对此类批评，王安石反唇相讥，称“（程）颢所言自以为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未达王道之权也。（《续资治通鉴》）”这里的“权”是指变通之意。程颢则批评王安石说：“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两人遂成水火不容之势。

撇开变法观点孰是孰非不谈，单就组织操盘手的气度、处世用人谋略以及维护变法团队的团结、存大同求小异而言，王安石都做得很不够。要知道二程作为当时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当时程颐在京城授徒讲学，虽无官职，却具声望），王安石以一己之力与他们死磕，最后造成的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因为在此之后，二程将矛盾焦点转到攻击王安石新学上，他们以理学大师之尊抨击作为熙宁新政理论基础的王安石新学不成系统，了无新意，认为熙宁变法以错误的王安石新学为理论基础，是谓“革之不得其道”，从而在变法的合理性和理论框架上向王安石提出质疑。王安石无法招架，只得以沉默应对———一场本来有着良好互动可能性的变法者之间的合作最后转化成相互攻轩，导致变法公信力严重受损。毫无疑问，对于这样的结果，王安石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程颢因反对新法，被贬至洛阳任京西路提点刑狱。后来司马光上台后，欲全面废除新法，重用二程，却遭到他们的谢绝。程颢托人给他带信说：“君实（司马光字）忠直，难与说”，意思是司马光个性太直，自己不想与之合作；而程颐则对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不满，也托人给他带信说，假使“韩（琦）、富（弼）在时，吾犹可以成事。”二程如此言行说明，他们其实既不是保守派，更不是趋炎附势的小人，而是和王安石一样有着自己的变法理念、想做事想成事的人才。但在王安石团队中，他们既不见容，更未能施展才干，说到底，还是组织操盘手王安石用人有误。

另外在王安石团队中，像李常、孙觉、王子韶等人都是参与变法、最初为王安石所倚重的人才，可最终都由于执行新法过程中提出自己的保留意见而不为王安石所用，被先后逐出，变法团队人才流失严重。

下一篇我们关注董事长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演变，以及王安石彻底出局、变法失败对于公司组织的影响和伤害。

作者介绍：范军，历史作家。出版有《最三国》、《帝国不语对枯棋》《下一个出局者》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