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误会梁启超千年误读王安石 《王安石传》译写、著名文艺

【出版日期】2010.03.21

【版次】

【入库时间】20100820

【全文】

可怕的极端化氛围为王安石作传，包含着梁启超对自己人生的感慨，写作时，恰逢戊戌变法失败10年，客居日本，遥望故国，无限感慨尽在不言中，更麻烦的是，梁启超本人也正被巨大的误解所包围。“在那个纷乱的氛围中，梁启超是难得的清醒者，他的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振聋发聩。”解玺璋喜欢梁启超，不仅是因为他汪洋恣肆的文笔，更是他作为“新民之父”的情怀。假使时人能多倾听他的声音，我们同样会少付出许多代价。两点决定了梁启超被误读的必然性：一是在西方列强的重压下，民族心态越来越极端，甚至对梁评价颇高的胡适在与陈独秀交流时，也认为梁过时了，是不彻底的革命者，轻蔑之气跃然纸上。二是梁启超本人观点多次改变，师从康有为，后因政见不同而离开，国民革命胜利后，他又放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理性的思考决定了，一个人须不断修正自己的主张，然而，对于一个习惯了以立场和“站在那边”看问题的民族来说，梁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面对因重压而变态的民族心理，梁启超的命运，可想而知。百年与千年的相遇梁启超的失败，于今百余年，王安石的失败，于今近千年，历史在惊人的循环，问题是，如果一个民族只能被动地去变革，只能靠惨重的代价来换取进步的话，那么，我们将如何面向未来？难道明天我们仍将在苦难中前行？难得的是，在《王安石传》中，梁启超虽有过誉之处，却保持了高度的理性，他对变法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其中“国进民退”的倾向提出批评，展现出非凡的智慧。“历史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给我们智慧与价值观，说到义，会想到刘关张，说到智，会想到诸葛亮。”然而，说到理性与冷静，我们又该想到谁呢？在国人的价值维度上，这几乎是空白。所以，永远有戾气，也永远在付代价。王安石的悲剧也源于他的性格：因为洁身自好，不参与饮酒、狎妓等勾当，他主政时，士大夫都不愿与他合作。他收回的西北数州，到政敌欧阳修上台时，竟全部放弃，因为，“那是王安石收回来的”。政见不合本属常见，为何没能像民主政体那样，通过左右互搏，共为民生谋福祉呢？翻开《王安石传》，梁启超一语中的：民主政体的党是公党，为公众谋福利，传统政体的党是私党，最终走向意气之争。读到此段，解玺璋不禁掩卷长叹：此书不可不读。陈辉/文为把梁启超的《王安石传》译成现代汉语，出版社找到了解玺璋，解玺璋随口回应：“1个月吧。”对梁启超，解玺璋不是一般熟悉，大学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他，近两年，还通读了《饮冰室合集》。想不到，真着手译下去，居然干了整整4个月，连解玺璋自己都有点不明白：这点活，怎么这么难？“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在字里行间反复掂量，解玺璋渐渐明白了，这不是本普通传记，那其中，承载着一个民族太多的遗憾与痛。解读文字容易，但要把握全书的灵魂，却异常艰难，更重要的是，在全书浓密的悲剧性氛围中，隐含着这样的诘问：究竟该怎么做，才能突破我们悲哀的命运？这，仿佛是梁启超留下的一道谜题，令后人苦苦思索，难以找到答案。错过王安石是民族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安石传》是一个被误读者为另一个被误读者写的传记。在公众视野中，梁启超与王安石是失败者，前者被认为是“保皇派”，开历史倒车的人；而后者虽被承认为改革家，但又有多少人知道，错过王安石，中国错过了一次千年机遇，如果变法成功，历史将被重写，近500年我们民族遭遇的磨难，将不会发生。“梁启超为什么要写王安石？因为直到清末，王安石变法的许多内容都不过时。”让解玺璋惊讶的是，梁启超将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与西方当时的宪政思想进行了对照，发现两者在很多地方是相似的：央行、货币体系、低息贷款……王安石的智慧如此超越了他的时代，这，决定他必然会被时代所误解。王安石是“奸臣”，几百年来成了铁案。无怪乎在《王安石传》的开篇，梁启超会哀叹改革者命运的多舛：商鞅车裂、王安石被污、张居正身后凄凉、戊戌变法的血泪，难道，这就是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