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造就了《宋史》中的王安石冤案？

【出版日期】2014.02.13

【版次】第N20版(N20)

【入库时间】20140230

【全文】

王安石一生脚踏实地，从基层做起，当过知县、通判、太守，一直干到宰执。他有勇气，有担当，敢于打破陈规陋习，甚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临危受命，以激进的国家主义为理想，对帝国进行了一次整体配套性的体制改革，却最终无法打破历史闭环，反而创造出一个贪婪的集权制度，使北宋在五十七年间由半衰走向灭亡。王安石身后，遭遇历史的长期无视。其是非功过，千载之后犹难论定。不过，从制度创新的层面来看，“王安石变法”堪称帝制中国自发走出传统经济模式的最后一次建设性探索。

“《宋史》杂乱卑劣十分严重”

在诸史中，《宋史》是污浊杂乱的。《四库全书提要》写道：“它的主要目的和意图，是以古板迂腐的道德表彰为宗旨，其他的事都不太留意，所以，错乱谬误之处多得数也数不清。”清代学者檀萃说：“《宋史》杂乱卑劣十分严重，是非观念相当混乱，没有一个公正立场。自从有了洛党、蜀党之分，直到南渡之后仍争斗不休，这种门户之见，严重禁锢了这些人的心灵，对于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即使有错误，也千方百计用言辞来掩饰，而对于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发现一点问题，都在文章中过分地批评指责。”这番话可谓深刻地指出了它的病根。

其后，明代的柯维骐整合宋、辽、金三史著《宋史新编》，沈世泊又著《宋史就正编》，都纠正了《宋史》的一些谬误。《四库全书提要》摘录了其中纪、志相互矛盾之处，列传前后相互矛盾之处十余条。赵翼撰写《陔馀丛考》《廿二史札记》，挑出其叙事中的错杂之处、失检之处、谬误之处、遗漏之处、矛盾之处，各十余条；其各传中的袒护之处、附会之处、是非判断失当之处、是非判断荒谬反常之处，共百余条；由此看来，这本书的价值，大概就可以了解了。而它最大的谬误，数百年来从未有人给予纠正的，就是其中记载关于王安石的那些事。

“据传闻来修史，胆子够大”

《宋史》是在元代人手里完成的。这些人对宋并非有成见，只是由于见识不够而不辨真伪罢了。所以，考察《宋史》，先要考察其写作时依据的资料。宋代修《神宗实录》，聚讼最多，数次闹得入狱，甚至丢性命。元祐初年，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人一同修《宋史》，争辩中，黄庭坚对陆佃说：“如依了你的说法，《宋史》就成了谄媚的历史。”陆佃则反唇相讥：“如像你说的那样，《宋史》就成了诽谤人的书了。”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但他并不赞成新法，如今他都这么说，可见最初的《神宗实录》不实之词之多。这是第一次修《神宗实录》。

到了宋哲宗继位之后，绍圣年间，中央三大机构同时上疏皇帝，指责实录院前后所修先帝（神宗）实录，其中很多都是道听途说，凭空捏造，只是想诋毁熙丰（宋神宗年号）以来的政事。甚至国史院采用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所提供的材料，也都宣称没有证据可以考察，都是从传闻中听来的事情。章惇说：“不仅很多材料是从传闻中得来的，即使有些材料是从臣僚家中取得的，也不可信。但竟敢根据传闻来修史，造假骗人的胆子也够大的。”安焘说：“自古以来史官没有敢这样做的，这也是朝廷的不幸。”这些话虽然出自反对元祐年间废止新法的人之口，但他们的言论也不是没有可信之处。

“元祐绍圣史臣各有好恶”

此前，蒋之奇以乱伦罪弹劾欧阳修，欧阳修屡次上疏要求查明真相。宋神宗当面责问，蒋之奇却只能以传闻来搪塞，可见宋代官场习气。于是，蔡卞等人又受命重修《神宗实录》。蔡卞将王安石所著《熙宁日录》送给皇帝，元祐年间的《神宗实录》因此有修改，因是朱笔改过，所以号称“朱墨本”。这是第二次修《神宗实录》。然而，元祐年间那些人，又不停攻击这个版本。

宋徽宗时的刘正夫说，元祐、绍圣年间分别所修《神宗实录》，各有得失，应将两者意见加以折中，才能传信史。徐则说：“神宗正史修订已过五年，还不能完成，是由于元祐、绍圣史臣有不同好恶，范祖禹等人以司马光家藏记事为主，蔡京兄弟则采用王安石日录，各持己见，争来争去，没有是非。当时朝廷中人，谁无家藏记录？以我之见，把这些家藏记录都征集来，互相参考，辨别是非，才能修成大典。”“靖康之难”，南渡之后，宋高宗绍兴四年，范冲再修《神宗实录》，终于完成并进献给皇帝。这是第三次修《神宗实录》。编著《宋史》用的就是此版。

自绍圣年间到绍兴年间，三十多年来，元祐党人不断地篡改颠覆，留下了深深的怨愤。而范冲又是范祖禹的长子，继承其父亲的事业，变本加厉地进行报复。而且，王安石自著的日录和绍兴年间朱墨本实录，都被毁灭，无从查考了。于是，《宋史》里的王安石冤案也就永世不能真相大白了。

“攻击王安石乃欺负他已死”

如考证熙丰年间的事实，刘正夫和徐所说元祐、绍圣年间人们的好恶不同，互有得失，是最公平的说法。近代大学者蔡上翔撰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载有靖康初年杨时《论蔡京疏》，有南宋无名氏在其后写道：

王安石在时，国家全面昌盛，用王韶出兵收复河湟一带失地，取得熙河大捷，扩展土地数千里，宋朝百年来从未有过。南渡以后，元祐年间诸位先生的后代子孙，以及苏轼、程颐、程颢兄弟的门人故吏，对元祐以来的党争十分愤慨，在攻击蔡京仍不能发泄其愤怒后，竟把宋朝败亡变乱的原因，归结为王安石变法。这都是虚妄的说法。其实，宋徽宗、宋钦宗时的祸乱，是由于蔡京造成的。而蔡京的被任用，则是司马光推荐的。而杨时（龟山）的升迁，又得益于蔡京。这种后浪推前浪的情况，和王安石一点关系都没有。至于杨时在宋徽宗时不攻击蔡京而攻击王安石，在于感念蔡京提拔他的恩情，同时也是畏惧其权势，并欺负王安石已死罢了。

这正是其中症结。王安石之所以被诬陷千年而不能洗雪，都是由于元祐时那些贤人的子孙和苏轼、程颢、程颐的门人故吏，造出过分言辞，却随着程朱理学被世人所尊崇而成了铁案。《四库全书提要》追究《宋史》错误的原因，在于专门表彰理学，而对其他的事都不在意，确实是那样啊。颜习斋曾为韩侂胄辩冤，说他能仗义复仇，是南宋第一名相。而宋史把他列入《奸臣传》，只因他得罪了讲学的那些君子。朱彝尊和王渔洋也曾批评张浚误国，而张浚杀曲端和秦桧杀岳飞没有什么区别，只因其子张栻在岳麓书院讲学且和朱熹关系密切，于是推崇为名臣，而罗致了曲端之罪，这实在是曲笔。这都足以证明《宋史》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而其最大原因则是因学术的门户之见而罔顾事实，而王安石则为最不幸。我在这里先这样评说，我说得是否可信，等待有见识的人。

《王安石传：帝制中国最激进的政经改革者》梁启超著、任浩之译

武汉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