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安石到尤努斯

【作者】 伍立杨

【出版日期】2007.03.05

【版次】12版：参考文摘

【入库时间】20111130

【全文】

王安石当年搞青苗法，随之倍见梗阻，最后面目全非，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但九百多年后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尤努斯，从基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其行之之法，和王氏用心同出一辙，却大见成功。天意欤，人意欤?

青苗法是新政六种之一项。让农民估计将来粮食余数之量，由官家贷款，谷物收成后还。先已局部实施过，后推向全国。

民国经济学家朱伯康在论说这一段史实时说“资本由常平仓、广惠仓之钱谷充之。放款期分夏、秋二季……归款时期，在收成之际，若遇荒则展至下期，手续则由人民自由申请为原则。利率以领取时规定之斗制为度，若改还钱，取息十分，不得过三十分。在乡村之放款全为信用放款，十户为一保，即可请领;在坊郭，则五家以上为一保，须以自己物业为抵押。此法行之十六年，流弊丛生。韩琦、范镇、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皆反对之。”

其噎塞不通之患，大要在于，下层人员执行不善，例如提举官(管理员)，以多散为功，不问贫富，均摊配之;贫者到手用去，无力缴还，吏督之急，则逃散四方。还有散给之时，为多给，又请客设倡，不会钻营的甚至只有自杀，地方豪强则于此时贱买田宅，大搞兼并;他们转手之后，贷款已无异于可怕之高利贷，而这一切在相当于立法的背景下强制推行，为富不仁者，更藉王氏之名而行凌虐掳掠之实，积弊已深，高人束手……

但是千年以后的另一个地方的实践者几如依葫芦画瓢，却大为成功。

2006诺贝尔和平奖，奖给孟加拉人、经济学教授尤努斯，他在30年前创办(格拉明)银行，向那些有需求者提供小额贷款。尤努斯的理念转为实施，令几百万的人受其惠，除了孟加拉人，还有其他国家的百姓。诺奖委员会指出“只有当大批人口找到消除贫困的途径，才能取得永久的和平。”

小额信贷在20世纪70年代发端于孟加拉国，它是满足穷人信贷需求的一种信贷方式，贷款对象仅限于穷人，额度很小，无需抵押。Grameen意思就是“小型乡村”，其模式是一种非政府组织从事小额信贷的模式。“格拉明”以小组为基础的农户组织，要求同一社区内社会经济地位相近的贫困者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贷款小组，相互帮助选择项目，相互监督项目实施，相互承担还贷责任。

梁启超说王安石是伟大的金融家，有超前的金融意识，说他的惠民之政，相当于现代的劝业银行，甚至说“夫中国人知金融机关为国民经济之命脉者，自古迄今，荆公一人而已”，这就未免抬举过分了。现代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必以民治社会的游戏规则为前提，信用、规则、法治、责任，在在有所依循......贯穿不可或缺的相关背景和相关环节。

而王安石的时代，全无此种社会氛围。行政系统与行政机制成为遏止青苗法的瓶颈，好心而又霸王硬上弓，结果泰半是面目全非。改革要看是否以人为本，是否改在结点上，而并不是只要有理想的运作或好心的改动就是好东西。王安石年谱记载其在新法实施之际，颇自负，以为“我宰天下有余”，实已以昏聩为聪明。

王氏、尤氏的出发点都迫于当时和当下的实情需要，但一个铩羽而归，一个却得以登堂入室。王安石先前也是基层小吏，那时他搞贷款就较为完满，为什么呢，空间的相量允许他施展腾挪，但那是一个特例。到了宰制全国的时候，上下游离、行政的弊端就非其力所能羁控。指令经济、想当然经济自然就“骏马下注千丈坡”，难以收拾了。尤努斯则可以说是另一个时空的王安石，但尤努斯“平稳过渡”的背景却是在于行政不干预，至少不成其为障碍，故使其可依日常经验、规律的实际情况从容操作。他们的路数很相似，性质却很不同。

尤氏的具体保障也渗透在细节上，他在小组基础上建立中心，作为贷款交易和技术培训的场所;无抵押的、短期的小额信贷要求农户分期还款，定期参加中心活动。对于遵守银行纪律、在项目成功基础上按时还款的农户，实行连续放款政策。经营机构本身实行商业化管理，特别是实行以工作量核定为中心的成本核算。从性质而言，他的贷款理念和高利贷竟是相反的，渐渐地，他的“乡村银行已不须担保，还款率高达98.85%，农民的合作性和接近商业的能力大大增加。透过小额贷款，农村彼此合作免遭剥削，并创造出自产自销的小商业模式”。他的每一个步骤都卡位卡得很紧，像齿轮的咬合，而其施之于无数个体的优惠，因这卡位形成良性循环，造成社会经济的整体提升，在此，制约机制良善无弊，它施之于相当区域的穷人，大家在制约中获得自由，机会均等，权利平等。这里既没有“吏呼一何急”，当然也就没有“妇啼一何苦”了，此所谓形势比人强。

几十年来，小额信贷为穷人所深喜，在亚非拉美诸发展中国家，衍为固若金汤的扶贫方式。梁启超的所谓惠民之政，若是用在尤氏身上，那就非常贴切了。同样是好心肠，一个是古代的玄之又玄，一个是现代的行之有效。关键其实就在政经体制的适切与否。

（2006年第6期《民主与科学》伍立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