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瞬間?王安石的「三鹿」

【出版日期】2008.11.08

【版次】第09版(副刊)

【入库时间】20110501

【全文】

龔敏迪

近千年以來，對於王安石變法的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對王安石本人的評價也一直有爭議。當時保守派的代表司馬光說過「人言安石奸佞，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張安道則用孔子殺少正卯的理由「言偽而辨，行僻而堅」來說王安石「必亂天下」。王安石寫過一部《字說》，張文潛和張安道談到王安石「不曉事」的時候，張安道說：你只要去看《字說》就明白了。張文潛反駁道：《字說》也不過二三分不合人意。張安道：「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曉事矣。」《字說》中確有穿鑿附會之處，蘇東坡就跟他開玩笑地指出過：「鳩字以『九』從鳥，亦有證據。《詩》曰：『鸕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個。」還說：「三鹿為麤，麤不及牛。三牛為奔，奔不及鹿。謂宜三牛為麤，三鹿為奔。」即便如此，《宋史．王安石傳》說此書：「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英得自各一說，先儒傳注一切廢而不用。」而隨著以後變法的失敗，用行政的力量推行的此書最終被社會所捐棄，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也正如唐人《雲仙雜誌》所引：「袁利見為性頑獷，方棠謂袁生已封『三鹿郡公』」，王安石的「不曉事」，以及變法的失敗，其實就體現在一個粗疏的「麤」字上。

王安石想改變宋朝日益走向積貧積弱的態勢，要通過變法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而且在對文化的審視上，他也已經在某種程度上看到了儒家學聖人而使聖人不可及，從堯舜傳到禹、湯、文、武、周公，到孔子，孔子以後，「聖人」就斷了種的現實，以及「以人為師」，而不是「以理為師」禁錮了思想，從而成了造成了社會停滯不前的實質。振聾發聵地提出了「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理論。在變法的具體方法上，很多也已經在他任鄞縣知事和以後的實踐中得到過檢驗的。

然而任何事業有了好的指導思想以後，最重要的還是執行政策的人才。而王安石的用人政策是：「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卻用老成者守之。」結果弄得「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於功利，遂至決河為田，壞人墳墓室廬膏腴之地，不可勝紀。青苗雖取二分之利，民請納之費，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民，新舊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馬尤有害，天下騷然不得休息。」這些人都給變法注入了致命的「有害物質」使變法走了樣，加之戰線一下子拉得太長，一鋪開就難以收拾了，結果和王韶、劉彝等人相繼對「四夷」的用兵一樣，只弄得一個一敗塗地的下場。

王安石剛參政就粗暴地「視廟堂如無人」，還「一旦行新法，怒目諸公，曰：『此輩坐不讀書！』」三鹿成一「麤」字，也就是「粗」的異體字。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很大程度上就失之於粗，只以為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就萬事大吉了，而不知道皇帝也是搖擺不定，靠不住的。他也不去作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讓蘇軾那樣起初不理解而反對變法的人接受變法的理念，以便得到多方面的支持；對執行政策的人也不甚要求尋求共識，只要求他們聽話，結果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使內部發生了分裂。而變法牽涉到社會利益的再分配，如何面對必然遭到那麼多利益相關人的反對和阻撓，他也沒有細膩而有效的對策。儘管如此，這種表現了非凡勇氣的粗，以及失敗的遺憾，並沒有因此而被掩蓋了它非常積極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