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几种解释

【出版日期】2011.06.17

【版次】第07版：教育专刊

【入库时间】20110725

【全文】

王东霞

王安石被称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他的变法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王安石变法的争论从当时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停息过，可见其影响之大。一般都认为他的变法是失败的，因为法令都被废除了。至于失败原因，直接原因是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为什么反对？“由于用人不当，出现了一些危害百姓的现象，更主要是，新法在一定程度上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这是人教版《中国古代史》关于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的解释。我不理解的是，作为著名史学家《资治通鉴》作者的司马光仅仅是为了一己之利或者为了维护大地主大官僚阶层的利益而反对吗？要知道受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的知识分子一向是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啊！更何况是作为著名的史学家！面对北宋中期深刻的社会危机，司马光会不明白变法的必要性？何况除了司马光还有另一位鼎鼎有名的全才人物苏轼也是反对新法的，也归于保守派，所以这样的解释让人很难理解。

在柏杨先生所写的《中国人史纲》中，称赞王安石为“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具有超人的智慧”。而对司马光的评价就很不客气了。他认为司马光之所以反对变法是因为“司马光是一位正统的儒家，反对任何古代所没有的东西，反对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对于能写《资治通鉴》巨著的司马光，柏杨先生认为“在这部巨著中，司马光要求国家领导人必须有伟大的胸襟，以采纳不悦耳的意见。他给人的印象是，如果他是国家领导人，他必如此。因为这是正确而荣誉的道路。可是当他一旦接触到实际大权，他做不到他所要求别人的。权力像试金石，立刻使他暴露出刚愎自用的性格”。这样来解释司马光反对新法和人教版的解释比较，似乎更易让人接受，毕竟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明明自己做得不怎么样，却要求别人要这样要那样，在今日的语境里“对别人马克思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说的就是这样的人，总是要求别人的多，说得好听，而自己却只是发令者，不能成为榜样，成为楷模。孔子告诫发令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史式先生在《我是宋朝人》一书中，又是怎样看待司马光反对变法的呢？“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信念，没有根据，他是绝不会随便批评别人的”。之所以反对新法“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他在王安石所写的新法方案中发现了严重的错误倾向，所以急不可耐地起来阻止”而这个严重的错误倾向就是新法宗旨“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是从桑弘羊的“民不益赋而国用饶”学来的。“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一提起桑弘羊的变法，眼前就会出现一幅惨绝人寰的灾荒图。汉武帝后期民穷财尽，饿殍遍野，天下户口减半的惨案并不是匈奴侵略造成的，而是桑弘羊等酷吏的苛政造成的”。在“农业始终是主要生产手段”的中国，“除了取之于民的老办法之外，任何新的设想都是不可靠的”。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也认为王安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人物远”，说明王安石变法措施的超前性。所以司马光“个人坚持反对理论依据不足的变法，决不参与”。新法推行时“司马光和一些对新法有意见的人士，并不是把王安石和桑弘羊同等看待，而是认为王安石用人不慎，新党中混进了一些小人”。事实也确实如此！那么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对于北宋的弊端难道就熟视无睹或者只会提意见不会提建议吗？“其实在变法之初，司马光就对宋神宗提出过一个更为稳健的变法方案……要进行这种改革，必须是皇帝自己掌舵，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逐步改革，逐渐完成，所以他反对由臣子担纲的急进式改革，主张由皇帝挂帅的渐进式的改革”“宋神宗所敬佩的司马光与王安石两人全都赞成变法，只不过在时间上有缓进与急进的不同，在方法上有用不用与民争利诸法的区别”。这样的解读感觉又比柏杨先生的解读要客观一些，更容易让人理解接受司马光反对新法的原因、理由。毕竟他与王安石、吕公著、韩维曾被称为“嘉佑四友”，虽然司马光和王安石成了对头，王安石变法失败退休回家后，依然称道司马光是真君子。司马光也一直觉得王安石不是一般人，王安石刚死，司马光就上书中央，请求以隆重的官方礼遇追悼老朋友。毕竟他作为史学家的理性之光应该显现啊！

（作者单位＼六盘水市第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