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岭新松》到《王安石》

【出版日期】2008.05.27

【版次】第三版(时事?视觉新闻)

【入库时间】20110110

【全文】

拙作长篇历史小说《王安石》出版发行以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心关注和不少读者的喜爱。市委宣传部、省作家协会、省出版社和省社科院文学部在南昌召开了《王安石》研讨会，新华社发了通稿。之后《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艺术报》和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ＣＣＴＶ网以及港台地区和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国共９００多家媒体相继进行报道和发表评论，并先后被江西省推荐参评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和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 这未免使我受宠若惊。 其实，《王安石》之所以能够问世、出版后之所以能够引起较大反响，既是沾了历史上的伟大改革家王安石的光，更是现代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产物。 上世纪７０年代中期，我和一位下放干部合作、由我主笔，也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南岭新松》。这部小说是知识青年题材，讲述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锻炼成长的故事。小说数易其稿，定稿后准备出版时却夭折了。夭折的原因很简单、也很充分：时代在前进，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认识和评价有了变化。用今天的话说，要与时俱进。 对此，我完全能够理解。 同样，如果不是时代在前进，如果不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王安石》绝不可能写出来；即使勉强写出来了，也一定是先天不足的“畸形儿”读物。试想我写《南岭新松》的时代，提倡的是“题材决定论”，帝王将相遭到批判，历史题材被打入另册，谁敢去写王安石？老作家姚雪垠写《李自成》出版第一部后，也被迫搁笔，上书毛主席获得支持后才恢复写作；那时还提倡“三突出”和“高大完美论”，写《王安石》如何处理王安石与司马光、苏轼、赵顼等人的关系，便成了一大难题；那时还盛行“评法批儒”，并将王安石划为“法家”，其实王安石虽然主张法治，但更主张儒家的“礼义治国”，王安石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博大精深，岂是“法家”两个字可以概括得了的！如果硬把王安石贴上“法家”标签，那么据此写出的《王安石》，则必定是一个僵化的、片面的、脸谱化和模式化的王安石。这样的《王安石》必然成为文字垃圾，被读者唾弃，被历史淘汰。在这个问题上，前车之鉴多多，个人教训也有。如，本人曾发表过的短篇小说《王主任搬家》、《战友》（合作）等，和未出版的长篇小说《南岭新松》、中篇小说《杜鹃花开》一样，都迅速成了历史的尘埃。 改革开放，不仅解放了作家艺术家的思想，而且极大地改善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环境和工作条件，从而迎来了文艺园地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春天。就本人创作《王安石》来说，创作环境和条件是非常重要的。写历史小说，第一步是研究历史资料。数十年来，我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搜集、购买和借阅了上千种有关史料，进行认真研究，弃粗取精、去伪存真。而这些史料，大部分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整理出版的。写历史小说，第二步是调查采访、踏勘历史遗迹。我在动笔之前，利用出差或自费进行采访，几乎跑遍了王安石生前足迹所及之地，这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根本不可能的。那时，不仅交通、食宿条件不好，人员流通受到限制，工资收入微薄，而且有关王安石的遗迹在遭受十年浩劫的破坏后还未修复，你想看也看不到什么。因此，没有改革开放，创作《王安石》是不具备条件的。 第二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评委、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功正先生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发表《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成就与不足》长篇评述中说―― 这次参评作者万斌生在他的１００多万字三卷本《王安石》的《后记》中说：“一、不是人物传记。二、除了艺术细节的真实，其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均须以史实为依据。三、它不是历史教科书，而是用文学语言叙述故事和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作品，不排除符合历史情境的虚构，但并非戏说。”这番见解应当说是代表了长篇历史小说审美的最新水平，具有历史学和小说美学的结合因素。作者的书写力行了这番见解，除据历史资料外，还较多地采用了诗话、词话、宋人笔记中与人物、事件相关的资料，这是别开生面、境域的。小说的描述笔墨舒卷自如，富于审美性。 吴功正先生对拙作《王安石》如此厚爱，使我十分感动，同时也很惭愧。吴先生的话，是对作者的鼓励和鞭策。坦诚说，《王安石》瑕瑜互见，远非完美，出版发行后，读者见仁见智、褒贬不一。我深知《王安石》并不属于我个人，甚至也不仅仅属于抚州和江西，而属于整个社会，属于孕育它的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