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研究的扎实新著

【作者】 王水照

【出版日期】2007.02.02

【版次】

【入库时间】20100601

【全文】

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一生的所作所为，影响最大、聚讼最甚的是他的变法活动。检阅一部王安石研究史，无论政治评价、思想考量、文学论析均为变法问题所左右，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成为王安石研究史上的一个突出倾向。$$如果说，王安石当年和司马光、苏轼等人的矛盾还属于政见不同之争，彼此不失道德人格上的互相尊敬；至北宋末、南渡后，王安石即被定性为北宋灭亡的祸首。洛党杨时在靖康国难当头之际，首倡“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的说法，嗣后口诛笔伐，一片骂声。诚如鲁迅所说，此一论调已成为“北宋末士论之常套”(《中国小说史略》)。尤为怪异的，曾被陆九渊许为“洁白之操，寒于冰霜”的王安石，沈与求却在绍兴年间上奏朝廷，认为“丧乱之际，甘心从伪，无仗节死义之风，实安石倡之”，要求治罪，其证据竟只是王安石曾说过扬雄和冯道的好话，这连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也叹为“此论前未之及也”。在这样的社会舆论笼罩下，要实事求是地研究王安石，是不可能的。$$直到清末民初，出现过平反辩诬的呼声，褒贬立场虽异，但思想方法仍未脱离政治化的倾向。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和梁启超的《王荆公》是两部代表性的翻案之作。蔡《谱》材料翔实，考证缜密，然而过度强烈的辩诬目的夹杂着乡邦之谊的情绪化色彩，使不少论断失之偏颇；梁氏之“传”大处着墨，影响深远，但显有借古喻今、为戊戌变法申雪张目的印痕，也损害了学术内容。$$建国以来，王安石被置放在崇高的地位，列宁说的“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一时成为研究的基准和社会的共识。其实，列宁这句话是他的《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中的一个注解，内容是肯定王安石主张“土地国有化”；但我们知道，中国自古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只是划分户等、均定税役的一项新政，并不涉及土地所有制的国有或私有问题。但列宁的这条注解，却使王安石研究避免“左”倾思潮“大批判”之风的干扰，研究论著和文本资料的出版颇为丰富，不像苏轼研究一度成了禁区。到了“文革”大搞“评法批儒”时期，王安石被派定为大法家，一束束耀眼的光环阻挡了人们对他的认识，正如苏轼被强扣上一顶顶“投机派”、“保守派”、“两面派”帽子而被弄得面目全非的一样，或荣或辱，都离开了学术研究的正途。学术研究的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其极端形态于此可见。$$从学术研究的自身立场而言，无论是对王安石的肆意攻击，或是无限拔高，都是不正常的，都无法科学地认识和评价这位历史人物的实际面目和历史地位，也无法揭示他于当下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克勤的王安石研究，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方面新时期“拨乱反正”的时代主调，使正常的学术研究有了可能；另一方面当时的王安石研究，比起北宋的其他几位大家来，却还比较冷清和薄弱。他便老老实实地从实证研究起步。他先作《王安石诗文系年》，立足于文本的整理细读，为自己打下较为扎实的基础。面对文献资料搜集较易而可供参酌的新成果却少的现状，他的这部稿子和《王安石著述考》、《王安石年谱补正》等文，均为考辩之属，言必有据而援据充分，推阐审慎而力求有所发现和发明。《年谱补正》利用李焘《长编》等资料，对詹大和、顾栋高、蔡上翔三《谱》的疏误，多有纠正，《著述考》引用率颇高。对个别历史细节的查勘更有趣味，如王安石极赏王令，他与王安石舅父之女联姻，即由王安石提亲撮合；论《王荆文公诗笺注》中篇目重出、混入他人之作或与他人互见的作品，亦能查检细致，用力甚多。惜《诗文系年》后因有同名著作问世，未能增订出版。结合这些考辩和心得，他同时写了不少专题论文，关注王安石诗文分期、成就与影响、荆公词、以及王安石与杜诗、王安石与同时代的范仲淹、曾巩等关系探索或异同比勘，论析平实，提出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涉及的方面也称广泛。$$王安石研究目前正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以变法是非为焦点的王安石政治思想研究，已摆脱非学术化的干扰，无论肯定或批判，探讨均走向理性、客观。海外学者的视野更趋宏阔，启迪尤多。而在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的研究上更有明显的突破与进展，如对王安石“新学”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学术界重新确立“宋学”概念，纠正了宋学等于理学的偏颇，认为理学仅是宋学之一支，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不及新学。金人李纯甫《鸣道集说序》说:“王介甫父子倡之于前，苏子瞻兄弟和之于后，濂溪、涑水、横渠、伊川之学，踵而兴焉”，表面上看来，这一学术脉序的叙述似乎先后颠倒，年岁错乱，却道出了各个学派重要性和影响力的大小，“错误”中含有真理。在文学创作方面，王安石创作个性突出，在宋诗、宋文乃至宋词中的“异类”特色，更受到人们的关注，学者们的探索兴趣日趋浓厚。王安石研究正是大有作为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