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世奇才王安石

【出版日期】2013.08.19

【版次】第A3版(课本上的马鞍山)

【入库时间】20130930

【全文】

本报记者刘小庆实习生孙聪整理

你眼中的王安石是什么样的人？政治家，文学家，还是哲学家？不同角度，我们遇见了不同的王安石。有人说，他就是一位遨游于文学、政治、哲学多领域的绝世奇才。

说到王安石，大家最初的认识，多半从其诗词文章开始。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与韩愈、柳宗元、苏东坡并列。不仅散文写得好，诗词也颇有佳作。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彰显了王安石清新高峻的风格；在马鞍山含山留下名篇《游褒禅山记》，通篇议论别出心裁，见解独到；“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首《梅花》将借物抒志运用得惟妙惟肖。

比起文学来，王安石在政治上的知名度要高得多。最著名的要属其实施的王安石新法，成败暂不定论，就其敢于创新，不畏权贵的革新精神，足以被后人铭记。

不只是文学、政治，在中国思想史上，王安石也属重量级人物。其变法动机内蕴含了极其丰富的思想来源，涵盖了道家、阴阳家、法家和儒家的内容，自成一派哲学。下面让我们走进王安石，了解其人其事，看一代文豪如何游刃于诗词文章间，一朝宰相怎样叱咤北宋朝廷，一位哲学大师诉说思想的深度魅力！

诗词文章，千古流传

作为文学家，王安石的卓越，在称呼上就可见一斑：在唐宋文人辈出，名家众多的文学“丰收期”，他能入列为“八大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苏洵、苏辙（人称“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齐名，可见其文学造诣之高。

《宋史王安石传》评价其“少好读书”。《答曾子固书》说他：“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

王安石博览群书，文学著述众多，主要有以下几大类。为后人熟知的主要是诗词文章，著有《梅花》、《泊船瓜洲》、《游褒禅山记》，其中多篇收入中小学课本，流传千古。王安石的杂文也很出名，著有《原过》、《兴贤》、《委任》等，这类文章言简意赅、论议生动。

同时，爱好历史的王安石还有不少史评，主要以人物类为主，如《子贡》、《读<柳宗元传>》等。古时，臣子直接向皇帝陈述政见的奏议，也属其文章，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很出名，其中，前一篇文字铿锵有力，文采斐然，梁启超赞誉此文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同时，王安石还经常写些书序、信札，如《周礼义序》等。

一代名相，锐意变法

著名史学家郭沫若曾经评价王安石：“我对王安石是抱着一种崇敬的念头的。实际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和他比配的人。他有政见，有魄力，而最难得的是他比较以人民为本位。他在历史上出现得太早了，孤独无辅，形成了一个屈原以来的历史上的大悲剧。”

郭老的这段话，准确地说是将王安石作为一名政治家在评价。

王安石一生，与政治可谓密切。王安石出生在一个下层官吏的家庭，十九岁之前基本上随父宦游。早在其二十二岁的时候，也就是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就已中进士，签书淮南判官，后又历任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

仁宗嘉祐三年即公元1058年，向仁宗皇帝上书著名的《万言书》，评论时政并主张变革政治。但其上书思想并未采纳，便在母丧之后去官，在江宁（今南京市）潜修学术、聚众讲学。公元1067年，宋神宗即位，启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兼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官至参知政事，次年拜同平章事，由副宰相出任宰相，开始实行变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熙宁变法”。变法因众多原因最终宣告失败，王安石也在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后曾一度被起任，但仅仅短暂一年，又被迫辞官，最终退出政治舞台。

王安石生活的时代背景比较复杂，北宋王朝的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不断加深、内忧外患的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辽国和西夏的军事威胁，逼迫宋朝签订了一系列极其屈辱的条约，每年要向他们缴纳大量的“岁币”，造成“冗费”。

另一个方面，朝廷为应对内部的统治危机，而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加重了冗兵、冗官、冗费的社会局面，王安石担当起了变法的重任。

与商鞅变法齐名的王安石变法以“理财”、“整军”为中心，以“富国强民”为目标，实施了一系列具体改革措施，如均输法、市易法、免行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军税法、农田水利法、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及改革科举制等等。其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这场变法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其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甚至在失败后一些新法仍然继续推行。

援道入儒，自成思想

众所周知，王安石生活在11世纪中叶，但他的一些思想远远超出了当时一般知识阶层的人群。他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思想境界，实际就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由此可见，在哲学层面他有着自己的认识和思想。因此，列宁称赞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

在主持新政的百忙之中，王安石倾心于儒家经典的研究，注释了《周礼》、《尚书》、《诗经》等三部儒家经典，撰成《周官新解》、《诗义钩沉》等书，史称《三经新义》，成为王安石推崇的新学主要内容，即“以经书造士”的思想。

按照王安石的观点，“经书造士”乃是“盛王”之事，诠释经义，教育士子，这是符合“盛王”的做法；在衰世中，伪说诬民，私学乱治；孔孟经学的精义自“秦火”后散失，章句专注陷溺于人心，也淹灭了经义中的所谓“妙道”，遂使“异端”横行不已。因此，他们要重新训释经籍，使义理明白，解除以往对经学的曲解，从而能够以经学来化民导俗。

同时，王安石对老庄和佛学也很有兴趣，还曾为《华严经》的一部分作过解读。王安石的哲学思想涉及“道体元气”的宇宙观、“以思为主”的认识论、“情者性用”的人性论等等。他的许多哲学思想都是其变法思想的指导来源，并为变法提供了理论支持。王安石哲学思想最大的特点是“援道入儒”，其目的是维护儒学的主体地位。所以说王安石学术根基与儒学，也以发明儒学为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