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司马光

【作者】 王魁英

【出版日期】2009.11.11

【版次】第08版：日报八版

【入库时间】20130330

【全文】

（接上期）二人施政水火不容，尤其是司马光“元更化”，对北宋后期政局确实产生了深重的影响。仅对此谈点浅见。

一、关于二人用人失误及其危害二人都曾担任宰相，对朝廷用人都发挥过较大作用，产生过重大影响。二人主观上都恪守任人唯贤，目的为了振兴国家，但政见不同，选人标准有别。而且身处社会变革时期，大浪淘沙，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都难以避免地出现了用人失误。由于王安石的思想操守极大地超越当时社会观念和道德水准，他较其他士大夫“一览众山小”，别人难望其项背。“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他在朝野同僚重臣中难觅知音。他千斤重担一人担，独立支撑国家行政事务和变法大业。他面对年轻急于求成，一遇阻力就动摇妥协的皇帝，坚持不懈为其鼓劲打气，以避免“庆历新政”失败覆辙。成立变法机构。统筹协调变法，广泛深入调研，制订规划方案，组织论证完善，解决试行中问题，推广全国各地等等，他事必躬亲，因为没有人能替代他。他直面朝野权贵及后宫不择手段的破坏抗阻，力战天下流俗，排除国外干扰，他日理万机，分身乏术。

选拔新人势在必行，用人无暇详察，难免出现失误。比如他推荐欧阳修器重的吕惠卿，其才能学识确实超群，王安石用人不疑，吕惠卿在变法改革前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王安石第一次辞相后，推荐他任副宰相，他推行“手实法”民怨较大，朝野非议。由于吕惠卿野心私欲膨胀，觊觎相位，甚至离间王安石与神宗关系，妄图阻止王安石再次任相，给守旧派以口实和可乘之机，造成变法派内部分裂，致使原本步履维艰的变法大业雪上加霜。王安石只好壮士断腕，将其外放。另外，原来深受王安石信任的变法派另一个重要人物，曾巩的弟弟曾布由于神宗的摇摆和反变法阵营强大，后来动摇游离变法阵营，也对后期变法造成了危害。王安石施政既有朝廷专门机构和重臣监督，又有睿智的神宗把关，用人缺乏自主权，出现失误他也仅应承担部分责任。司马光失误甚于王安石，他不惜破坏朝廷重臣亲属京城任职回避制度，推荐亲戚范纯仁（范仲淹次子，后为宰相）等担任谏官以控制言路，以便肆无忌惮迅速废法，既免受言官羁绊，又可利用其打击迫害弹劾异己。别人提出批评，他深受英宗皇后宠信自知相位稳固，却以辞相拒谏，回避制度破坏殆尽，司马光专权畅行无阻。他的更大的失误，就是提拔重用政客奸佞蔡京。蔡京虽为王安石女婿蔡卞兄长，王安石公正无私，执政七年未予大用。司马光在仅八个月的相位上，任用蔡京为开封知府，这是跻身执政大臣直至入阁拜相的阶梯。司马光执政时哲宗年幼，太皇太后对其言听计从，他在一定程度上代行帝王职权，用人全凭己念，破坏回避制度和重用蔡京等责任就在司马光。他要求五日内废除募役法时，朝野许多重臣，皆知五日内根本不可能完成，唯独蔡京宣称开封府如期废除该法，已组织好百姓应役，不惜扰乱百姓害民，迎合了司马光的政治急躁疯狂。他赞赏蔡京：“若尽如君，国家何事而不可为？”司马光助推了蔡京崛起。蔡京后来担任宰相，教唆徽宗荒淫误国，葬送北宋，人亡政息，后人称其“六贼之首”，教训极其惨痛。这绝不是司马光当初所能想到的。天下兴亡，唯在用人，古今至理啊！二、关于二人施政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王安石变法顺应时代要求和历史潮流，司马光废法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因为王安石执政时面临“三冗”（冗官、冗兵、冗费），积贫积弱，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岁贡辽夏钱帛难以苟安，宋廷统治难以为继。变法改革不是宋神宗王安石头脑发热，而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呼唤。假如没有王安石，神宗会另寻辅臣改弦易辙，时代成就了他们君臣二人。王安石胸怀天下，高瞻远瞩，统筹全社会轻重缓急，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损有余补不足，平衡了天下各阶层的利益，推动了社会进步发展。司马光作为保守势力代言人，维护包括自己整个社会上层既得利益者的特权，仇视、阻挠任何变革，其废法复辟阻碍了社会发展进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二人施政成效看，王安石变法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大发展。有资料显示，这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约80％（康乾盛世时约30~35％，“文革”后的1978年为1.8％，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腾飞，也仅约为7％左右），比例之高空前绝后。取得了征战西夏、对交趾自卫反击战等军事斗争辉煌的胜利，成为建国后百业俱兴的鼎盛时期。新法的巨大成效成为不争的事实胜于雄辩。1085年司马光上台后，自毁长城，废除17年间所有新法，大宋王朝江河日下，一蹶不振。从当宰相治理天下的作用看，按物理学说，王安石变法所作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正功”，司马光所作是开历史倒车的“负功”。

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较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文革”后期相比，现在占世界经济比重较1978年翻两番。

如果有谁硬要恢复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我们很难想象国家将会乱成怎样的一塌糊涂。自古至今，倒退没有出路，倒退死路一条。

三、关于二人的政治品质比较二人日常生活修养操守实为士林楷模。但作为宰相，政治品质反差较大。王安石一切以国事为重，实事求是；言行一致，布大信于天下；施政注重调研论证穷究真理，力避主观臆断；从不以权压人，不因人废言；善待政敌司马光、苏轼等人，用其所长，力求减轻因变法改革造成的社会波动。而司马光虽然主观上忠于宋廷，但身居高位却无政治家胸怀，处理国家大事全凭个人好恶，甚至不顾客观事实，蛮不讲理，专权武断。司马光编著史书，告诫君臣兼听则明，虚怀纳谏。他为登台执政，神宗刚去世就奏请广开言路，为清洗变法派作好舆论准备，而他担任宰相后却叶公好龙，执意拒谏。他对待新法出尔反尔，自相矛盾。1085年4月神宗刚去世他谈新法存废时说：“为今之计，莫若择新法便民益国处存之，病民丧国者去之。”按此奏章，这时他是承认新法有“便民益国”之处的，但随后却自食其言，将新法全部废除。最典型的莫过于对待募役法，他在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论财利疏》中奏请“衙前当募人为之”。衙前为劳役中重要一项，他认为应当出钱雇人应役，这与王安石的募役法完全一致，后人评价此说，实为王安石“熙宁之法也”。但1071年当王安石推行募役法时，他却极力反对，前后判若两人。该法王安石调研论证历时三载，直至“民无异辞”，才首先在开封府试行，当时“开封一府罢衙前830人，畿县放乡役数千人”。众人“欢呼散去”。对于这样一项百姓欢迎的便民惠民之法，他实在找不出废除理由，只好胡言乱语。1086年1月，他上疏称募役法使“上户年年出钱，无有休息”，而在另一份奏折中称“彼免役钱虽于下户困苦，而上户优便”，一说不方便上户，一说上户优便，信口开河，自打嘴巴。思维的混乱，言语的无据，说明对国家大事缺乏基本的思考，显示了作为宰相政治上的专制与蛮横。当他要求五日内废除该法时，其倒行逆施遭到了众臣的抵制反对。苏轼根据自己在地方任职的实践，对他不听忠告，一味废除募役法，非常气愤，说他：“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也。”称他为“司马牛”。其弟弟苏辙亦言“天下皆思雇役（即免役）而厌差役”。范纯仁、程颢、昔日“嘉四友”当时同任宰相的吕公著等守旧派重臣，强调不应仓促行事，建议对新法扬长避短，修订完善，他不听。程颢说其“难与议”，即指难以听取不同意见。朝堂论役法时，他签批反对募役法的奏章传阅，扣压主张保留的上疏。以上被时任最高军事长官的章揭露，与他朝堂辩论，他理屈词穷，语无伦次，恼羞成怒，将章贬谪外放。章非常有胆略，为国事不惜自身，当哲宗去世朝堂议立新君时，他公开抵制向太后选择徽宗，说徽宗“轻佻”，不宜为君。徽宗即位后，将其驱逐出京，后死于贬地。这样铁骨铮铮的忠臣，因其原为王安石变法骨干，后被《宋史》列入奸臣行列蒙冤千古。

司马光一贯主张维护祖制，但他废除的熙丰新法对于哲宗不也是祖宗之法吗？为了突破“三年无改父之道”的儒家经训，一贯信奉男尊女卑的司马光，为高太后辅政废除新法，煞费苦心。他一反自己唯经典、唯古训的做人准则，提出以英宗高后辅孙子之政改儿子之道，对天下称为“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为废除新法寻找了伦理借口。这是他终生所作唯一违背儒家理念开拓创新的大事，但这样做是对器重司马光的明君神宗的不忠，也是对哲宗的亵渎，因为所有否决神宗的诏令，都是按他的意图以哲宗名义颁行天下的。

司马光断然拒绝所有逆耳忠言，只求倾吐自己15年离开朝堂的愤怒和怨恨。他知道生命大限将至，废除新法近于疯狂，这样丧失理智的人当政，既是他个人的悲哀，更是国家百姓的不幸。

四、关于司马光施政与北宋灭亡的关系1069~1126仅58年间，北宋政坛经历五次翻天覆地的剧变，尤其是自1085~1101年17年间四次折腾，平均4年一次，时间之短暂，翻烧饼之频繁，空前绝后，终于导致江山倾覆。虽与司马光无直接关系，但其位极人臣，人君刚则国家灭，宰相刚则民遭难。司马光执政任性而为，引发四十年天下震荡，国家永无休止内耗，元气大伤，致使“靖康之变”北宋万劫不复，不能说与司马光施政毫无影响。王安石变法虽然引起波动震荡，但改革创新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兴利除弊，驱散社会惰性，使疲惫衰世焕发出巨大的生机与活力，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王安石当政时善待所有保守派官员，以学术理论和事实根据服人，对顽固反对新法甚至抗拒执行者，仅仅是调离重要岗位或京官外放，从未“以言罪人”。当时政见之争，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意气因素，但主观上多为国事，总体上属于君子之争，很少私人怨恨。而自司马光“元更化”始，后四次则主要是党同伐异，内耗折腾，误国害民。熙宁新法虽非尽善尽美，执行中也曾有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王安石是受神宗重托，更改的是朝廷法度，而与司马光无直接关系，不是跟司马光过不去。而司马光凡新法必反情绪化，疯狂废法更有对王安石的报复，是跟王安石过不去。王安石终生光明磊落，从不结党。而司马光主政“元更化”时，竟然编造公布王安石亲党近百名，驱逐出京，流放边远地区，禁止王安石学术，毁其著述。并设立专门机构，为所谓变法时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平反昭雪。他控制言路，把台谏机构作为自己打击政敌的阵地，造成天下震荡，万马齐喑，此后冤冤相报，恶性循环，一发不可遏止。司马光首开大兴文字狱，贬谪流放打击迫害政敌的先河，为后来永无休止的党争、内耗折腾种下了祸根。以王安石当政时善待不同政见者所为，而且皆缘国事，胸无私怨，17年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淡化，司马光如果稍有理智，不是刻意与王安石作对，绝不至于出现“元更化”那样极端严重的恶果。如此也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后期持续激烈的内讧。当时范纯仁曾担心哲宗亲政后政局再变，反对过分极端迫害打击政敌，后不幸被言中。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他憎恨司马光等将其当做傀儡招牌，废除父亲成法；改年号为“绍圣”，发誓继承父亲圣法，北宋政坛再翻烧饼，全国再次剧烈震荡。哲宗25岁去世，徽宗即位，向太后（神宗皇后）辅政，守旧派再次反攻倒算。向太后去世后，徽宗1101年改年号为“建中靖国”，意欲对新旧官员一视同仁，平衡朝政，弥合矛盾，共兴宋廷。但向太后扶植起来的旧党，不允许“君子”官僚中混杂新党“小人”，必欲斩草除根。徽宗本是个酷爱艺术的风流天子，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料，只图挥霍享乐，无心国事朝政，第二年1102年再改年号为“崇宁”，意为崇尚“熙宁之政”。将国家大事托给善于逢迎投其所好的蔡京等六贼。蔡京等奸佞权倾天下，以推行新法为名，将所有异己者统统打入奸党，新旧官员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由徽宗题名，蔡京手书“元党籍碑”立于朝堂及全国，各种打击迫害手段登峰造极。

蔡京还引诱徽宗大兴土木，奢侈腐化，声色犬马。昏君佞臣沆瀣一气，无恶不作，北宋进入最黑暗最腐败的时期。徽宗用实际行动证明章说其“轻佻”具有先见之明。错误决策联金灭辽，使新兴崛起的金国看到宋廷空虚，军队不堪一击，灭宋的计划已在强邻金国的策划中。

综上所述，是司马光刻意复辟倒退废除全部新法，全方位打击迫害政敌，象强烈地震、海啸一样，葬送了王安石变法以来的大好局面。

自司马光“元更化”，17年间四次180度大转向，即王安石变法→元更化→绍圣绍述→建中靖国→崇宁绍述→北宋灭亡。国家天翻地覆，江河倒流，基本国策反向，一次次清算重新洗牌，朝堂重臣如走马灯。使王安石变法后的国家，由原来枝繁叶茂的大树，不停地遭受强台风摧折，终致主杆折断枝叶凋零。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理，国家人民何堪永无休止的折腾浩劫。宋廷焉有不亡之理？司马光作为宰相不管其错用“六贼之首”的蔡京，还是赌气首开党争内讧误国先河，致使北宋政治迫害自相残杀不止，最终病入膏肓，身体能量逐渐消耗殆尽，油干灯灭，都难辞其咎。北宋灭亡按历史阶段说，实实在在源于司马光当政的“元更化”，结恶果于“靖康之变”；按执政宰臣说，起自司马光，结束于奸佞蔡京等“六贼”与高俅。如果司马光地下有知，因绝不符合其主观愿望，而必将痛心疾首，死不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