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王安石

【出版日期】2012.05.23

【版次】B2:副刊.专栏

【入库时间】20121220

【全文】

“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借以取重。乃深与韩绛、绛弟维及吕公著交，三人更称扬之，名始盛。神宗在藩邸，维为记室，每讲说见称，维曰：‘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及为太子庶子，又荐自代。帝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四月，始造朝。”

很难说这不是王安石的计划。或许可以这么理解：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能真正为英宗及其马仔们所用，于是就把宝压在了未来，他结交名士韩绛、韩维（后被王安石忘恩负义地整倒）和吕公著，借他们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并向上层社会渗透。通过韩维，神宗皇帝把王安石当成了世不二出的奇才，王安石终于找到了通往权力巅峰、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一把钥匙。

忘了是谁说过：怎么抢到乌纱帽是一门无耻的学问，怎么保住乌纱帽是一门血腥的学问。权力越大，地位越高，危险系数就越大，怎么在暴风骤雨中保持身体平衡，关键还是看手腕的狠劲与灵活。我们很难想象苏轼若当权会大肆整人，这也正是他当不了权的重要原因。而王安石就不是，他的政治手段，不比后来的蔡京、秦桧差。王安石排除异己的动作是很大很嚣张的，举几个例子：

韩琦对神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力陈青苗法之弊，神宗明白了点，同意了韩琦的看法，王安石因而打算辞职。这个“打算”之真假先放一放，接下来司马光的行为却让王安石抓住了把柄。神宗让司马光草诏，这个砸缸的家伙似乎是有点得意忘形了，居然说废除新法后士大夫鼓掌相庆，老百姓蹦高狂呼。这下王安石恼了，上书说这是明显的人身攻击，是恶毒而弱智的污蔑，神宗拿不定主意，分不清黑白，慌神了，居然放下架子“为巽辞谢”（意即说好听的）。正好韩绛来劝皇帝留下王安石，皇帝也就顺坡下驴了。王安石入朝谢恩，底气十足，对皇帝说：“‘先王之正道’和‘天下流俗’是天平的两边，现在两边差不多少，可刚才那一小锤子，让天平正在往流俗那边慢慢倒下去，陛下你看着办吧。”神宗完全没了脾气，王安石的“先王正道”继续实施。

《宋史》中说“安石与光素厚”，对此我是持怀疑态度的。恩格斯说马克思“他有很多敌人，但是未必有一个私敌”，用在王安石身上，显然不太合适，他没有那种气度。所谓“素厚”，不排除是政敌间的作态。“光援朋友责善之义，三诒书反覆劝之，安石不乐”，司马光觉得自己有督促朋友行善积德的义务，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叫他省省，于是老王郁闷了——这话你信吗？我不相信司马光是这样的书呆子，这信也许有，但也不排除是政治示威和政治作态。“帝用光副枢密，光辞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寝”，政敌嘛，既得有政敌的样子，也得有不是政敌的样子。

所谓保甲法实际上是很劳民的，开封百姓为了逃避服役，有的甚至“截指断腕”（法令不苛酷到一定地步老百姓会这么做吗）。时任开封知府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王安石结交以上位的韩维，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向神宗皇帝据实禀报。神宗诘问王安石，老王居然别有用心地说这是愚民受人蛊惑煽动而为之，我想我们当代的“躲猫猫”等事件，官方解释也不过如此吧。后来皇帝准备升韩维的官，王安石记仇，大肆攻击之，韩维无奈，辞退归隐。

东明县有人上访，说新法敛钱太狠了，老百姓活不下去（助役法规定出不了劳力去当差的单定户、女户都要出钱，也不想想这些本来就是困难户，不但不发低保还要揩油，确实很不人道）。王安石想象力极其丰富地对神宗说：“知县贾蕃乃范仲淹之婿，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宋史》中言：“其强辩背理率类此。”颇有康生的风范。

在我们的官方历史课本里，王安石是个很革命很有觉悟的宋朝共产党，但其实在大多数古人那里，老王同志是恶名昭著的。除了变法引起的社会动荡，作为一个知名文人，他屡屡忘恩负义的纯种政治家行为，几百年来是颇为文人们所不齿的。欧阳修是苏轼之前的文坛领袖，对王安石也有知遇之恩。少年时，他的朋友曾巩曾把他的文章给欧阳修看，欧阳修大为激赏，四处说这孩子不错，给王安石增加了不少印象分。可是后来，他却指责欧阳修依附已经被整倒的韩琦，这还不算，他居然以一个十足小人的口气说：“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于是欧阳老先生只好正式退休。《宋史》中对老王的这种行为也是很不齿的，忍不住总结道：“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王安石整君子有一套，整小人却马马虎虎。王安石有两个金牌马仔，一是当初他巴结过的韩绛，另一位是吕惠卿。王安石暂时下野时，二人坚持执行王安石的基本方针不动摇，当时的人便给韩绛起外号叫做“传法沙门”，给吕惠卿的则是“护法善神”。但韩绛和王安石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吕惠卿则是和当初的王安石一样，只是想借他上位罢了。他害怕王安石重新回来执政，便伺机陷害王安石和他的弟弟王安国，但韩绛察觉到后马上奏请神宗启用王安石，神宗准奏。史载王安石接到诏命后“即倍道来”，即日夜兼程颠儿回了伟大首都，积极地参与到激烈的政治斗争当中去。皇帝为了安抚王安石，不仅给他加官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还把他的儿子王雱封为龙图阁直学士，这飞来的俸禄，王雱自然要装模作样推辞一下，但吕惠卿马上自作聪明地搬石头找井去落，更惹得王氏父子不快。不久有人弹劾他，王雱趁机顺手落井下石鼓动别人“莫须有”一下下，老吕只好外放去陈州了。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王雱还想接着“莫须有”，便背着王安石（史书中言，姑且认为是）伪造事实，结果被吕惠卿抓住把柄，向皇帝控诉王安石。王安石狠狠责备了儿子，没想到王雱这孩子气性很大，居然给气死了。为了平息此事，王安石把自己的两个参与攻击吕惠卿的部下邓绾、练亨甫揪出来当了替死鬼，并且主动要求辞职（当然也是晚年丧子、极度悲痛使然）。从此老王的实职越来越少，虚衔越来越大，最后做到加封荆国公，哲宗即位后还加封了司空。徽宗时，执政的是些变了味的“新党”，死鬼王安石是他们口中的偶像，地位极为崇高，配享文宣王庙，位次仅仅排在颜回、孟子之后，一直到钦宗上台，这荒唐事才告一段落，后来高宗更削去了他的王爵。钦宗、高宗自然不是什么聪明皇帝，但时间老人是聪明的，坐在孟子身边的王安石，恐怕自己也有点不大舒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