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研究与辑佚》序:李希凡

【出版日期】2009.08.27

【版次】第四版(专版、广告)

【入库时间】20110110

【全文】

龚重谟同志寄来了他的《汤显祖研究与辑佚》的文稿，谆嘱我作篇序。重谟，江西黎川人，可说是汤显祖的大同乡，又在汤显祖故乡临川（今抚州市）做文化工作二十余年，而且有一年多的时间，就是住在汤氏玉茗堂遗址上盖的抚州市图书馆（后改建为玉茗堂影剧院），这对重谟来说，是一种缘分。何况临川历史上人才辈出，仅北宋一代，如大词人晏殊，晏几道父子，大政治家王安石，唐宋古文八大家的曾巩，就都出身临川。正是在这样文化氛围里，重谟感受了汤显祖的魅力，积累了汤显祖有关资料，终于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迎来了文化部和江西省在抚州市举办汤显祖逝世366周年的纪念活动，而且是全国性的纪念活动。重谟同志奉命与其他同志合作，要写一本《汤显祖传》，他们虽然没有一个人完全阅读过汤显祖的诗文剧作，却勇敢地承担并完成了这项任务，我想，这该是重谟研究汤显祖的开始。 尽管《汤显祖传》既写得艰苦，出书又经历了各种磨难，但深入汤显祖的戏剧世界，却使重谟萌生了献身戏曲研究的渴望：“在汤传的写作实践中，我深感学识孤陋，功底浅薄，产生了要深造学习的欲望。（本书后记）”这时恰好文化部所属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正在扩招，不只从大学文科毕业生中招取硕士生，还开办了在职干部的进修班。这是艺研院老院长们的一个英明决策。文革后，艺术领域理论人才断档，大部分各艺术门类的干部虽有实践经验，却缺乏理论修养，为了抢回这文革的断代，就开设了两年制的进修班，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和文艺素养。这一措施，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为全国艺术界培养了一大批理论人才以至领导干部。重谟考的是1985届进修班，我是1986年11月调到艺研院接替老院长任职并主持工作的。即使在我的十年任职内，也获益匪浅。不只艺研院各所所长、副所长，大部分选自第一届、二届研究生班，科研项目带头人也多数来自他们中间。据我所知，全国各省一部分文化厅局长、艺术研究所长、骨干研究人员，也都是出自艺研院研究生班或进修班。正因如此，在我们接班时，院务和科研规划，我们都自己承担，独艺术教育，自知力所不逮，决定暂不接管，仍留给老院长张庚先生担任研究生部主任，王朝闻先生等继续带博士生、教课。 重谟称他“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两年寒窗”，信哉斯言！当时艺研院尚“借居”在恭王府，研究生部只在东南角的一座小楼上，宿舍是一所板房，有“塞拉热窝”（夏）和“耶鲁撒冷”（冬）之誉。只不过，那个时代的求知者，本就是在艰苦环境中长大的，并未在意这些。重谟在回忆中只讲了他学习上的感受：“有学养深厚的老师授业解惑，有丰富的专业文献资料可供借阅，开了眼界，提高了专业素质。”而本书《研究篇》的代表作――《汤显祖剧作理论探胜》，就是他1986年暑假未归，在“塞拉热窝”完成的。 我虽在大学期间曾受教于戏曲研究名家冯沅君先生，但因酷爱古典小说，并未在戏曲史方面下功夫，即使对汤显祖略有涉猎，也是因为他在明清启蒙人文思潮中占有突出地位，而且在明清文艺汹涌的“情潮”中，他是以“情”反“理”的“至情说”的首创者，并给予曹雪芹《红楼梦》以巨大影响。在我主编的《中华艺术通史》中，汤显祖自是明代戏曲最富时代精神的代表人物，明传奇，是中国戏曲发展的第二座高峰。《通史》明代卷主编苏国荣同志，是这一章的执笔者，他誉汤显祖为“戏曲大师”，并辟专节评析他的“四梦”。在明代卷的讨论中，关于汤显祖“四梦”是否都是浪漫主义创作，曾有过不同意见的讨论。不过，因为是“通史”，这样的问题很难展开。 读了重谟同志的《汤显祖研究与辑佚》，特别是《汤显祖剧作理论探胜》和《也谈汤显祖的“情”》，对我很有启发。他虽然也谈到汤显祖忧伤的浪漫主义，却是从中国民族传统艺术的“创意”，来探索汤显祖诗文和作剧的理论内涵和特点的。关于中国戏曲，他师承张庚先生的“剧诗”说，综合汤氏“四梦”的创作实践，概括出“情”“意趣神色”“自然灵气”“虚实结合”的艺术内涵，又归纳汤氏剧论自成体系，富于实践性和哲理深度的三大特色。 我对戏曲理论没有研究，但重“意”，是中国文艺的传统。而且以艺术家和艺术品的“意境”创造为审美的最高成就。诗文书画如此，小说戏曲也不例外。清叶燮所说：“抒写襟怀，发挥景物，境皆独得，意自天成。”汤显祖所谓的“意趣神色”，也是来自“自然灵气儿”。这和他的“至情说”紧密相关。我们都知道，在晚明的人文思潮里，汤显祖是“异端之尤”的李贽的崇拜者，汤显祖的“至情说”，也可说是李贽的“童心说”的延伸。重谟认为，汤显祖是以情为世界观，以情为文艺观，正是把握到了晚明浪漫思潮的突出特点，而汤显祖的《牡丹亭》，则是以情反理的代表作。汤显祖认为，“情”是人性的根本：“性无恶无善意，情有之。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或出于徵，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在汤显祖看来，人的一切，人的一生，无不以情为主，所谓“天下声容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情”，“世总为情”，“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乃“至情”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皆非情之至也。”尽管这是汤显祖的浪漫情怀，但在反对程朱理学“穷天理，窒人欲”的人文思潮中，却起了振聋发聩的影响。而他的杰作《牡丹亭》，也正是这“至情”说“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艺术结晶。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生死恋，是怎样震撼了当时的男女青年呵。 我有幸在1983年全国短篇小说评奖期间，看到了南??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继青的《牡丹亭》全剧的演出，从晚上看到深夜，深为她“至情”的表演所感动。我想，重谟同志概括的汤氏曲论所阐述的“意趣神色”，都是来自情的根本，而所谓汤剧的“哲理深度”，总也离不开他的“至情说”的极致发挥。本书中《汤显祖剧作理论探胜》和《也谈汤显祖的“情”》，是可相互补充的。它们不只是剧作理论的探讨，而且是剧作实践的总结。 作为一本研究汤显祖的论著，即使“研究篇”，也涉及汤显祖生平际遇的各个方面，如汤显祖和利玛窦、与李贽，以及汤显祖的致病和死因，重谟都有他自己的看法和确凿的考评，并不盲从权威，自成一家之言。至于“辑佚篇”，更是他在临川多年工作中亲自考察的积累，弥足珍贵。 读完全书，我倒认为，这不应只是重谟研究汤学的最后结集，而该是他续写一部《汤显祖大传》的准备，为了晚明这位戏曲大师，这是值得的，读者寄有厚望焉！ 2009年3月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