沽上缘我和刘绍棠的一面缘

【出版日期】2011.10.24

【版次】第07版(岁月)

【入库时间】20111230

【全文】

王文玉

1996年，我和安迅、刘金泉二先生合著《劝业史话》一书，百花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倪斯霆先生请冯骥才先生题写了书名。责编刘国玺、李素文二先生认为，最好请一位比较了解天津文化且有相当影响的文化名人为本书写个序言，他们想烦请刘绍棠先生来写，对此，我们当然极表赞成。经出版社联系，刘先生竟然很爽快地答应了。

对刘先生，我们当然钦慕已久，他在中国文坛上，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神童。先生生于1936年，13岁即发表作品，1951年15岁时参加河北省文联，1953年17岁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也是在这一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就在他以无限的青春活力，满怀政治热情，在文字的海洋中奋力搏击时，谁能想到，这位当代中国青年的风云人物，甚至是文学青年的偶像，一夜之间竟然陷落谷底。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说不清有多少文化精英、国家栋梁被打入“另类”。我估计，在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另类”中，刘绍棠可能是最年轻的一个了，当年他不过20岁刚出头。

当时我对他的遭遇茫然、困惑、不解。心想，一个新中国培养起来的、写了许多好作品的青年文学工作者，怎会落得这般光景？我甚至认为，这颗文学之星以后恐再难放射灿烂之光了。

没想到，历史的车轮终究还是前进的。20年后，刘绍棠和全国人民一样，迎来了我们伟大祖国的第二个春天。20年的蹉跎岁月没有摧垮他，他更不是江郎才尽之辈，40岁的他，思想更深邃了，观察力更敏锐了，文学功力更老到了。他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发表了大量的有影响的作品。他一生约有600万字的作品存世，大多数是后来完成的。

他非常忙，能答应为我们写序，令我们十分感动。他想约我们面谈一次，为此，在1996年秋冬之季，我们造访了北京刘绍棠的家。

那时刘先生已患中风，但不影响思路，不影响谈话，精神也很好。

他开门见山地说：“对天津我很熟悉，我父亲老哥儿四个，我父亲在北京，一个叔叔在老家通州，伯父和另一个叔叔在天津，所以我常去天津。”

对劝业场，他常去，尤其对二楼的旧书肆记忆很深。

谈话中他对天津文化特感兴趣，他说，“九河下梢天津卫”独特的地理位置，形成了它特有的文化；他说，我的作品中凡写船夫生活的，都是“天津味儿”的。他甚至对旧时代的天津底层社会都有所了解，他有一个乡亲，在旧社会被卖到天津，后来他以此人为原型创作了一个中篇小说。

在天津文化中，他特别推崇天津的“蹦蹦”（评剧）和“杂耍”（曲艺），他的态度极为真诚坦率，对一些名演员也敢于直陈己见，毫无顾忌。他说新凤霞、小白玉霜哪个不是天津人？都是在天津唱红的，后来到了北京，其所以享名全国，多少沾了她们人在北京的光。他又说，天津“曲艺之乡”的这个头衔，当之无愧。比如马三立，是真正的幽默大师，他的表演不造作，几乎没有表演痕迹，就是以自己独有的语言技巧完成一件作品，他的表演，别人难以学得。他还谈到小彩舞（骆玉笙），他认为她和张君秋如果称为歌唱艺术家似乎更准确，当然，他们的天赋佳喉也是别人难以企及的，大师嘛！终究有异于平常人。

他还提到孙犁，他说，孙犁先生是我的老师，在我步入文学殿堂时，先生给了我不少的帮助和指教。

在近三个小时的交谈中，使我认识到由于刘先生有丰厚的文化底蕴、敏锐的观察力，以及对生活深刻的理解，才能写出独具特色、享誉文坛的名篇佳作。自那次见面后，1997年元旦前后，又通了一次电话，彼此问候几句，谁曾想到，两个多月后，1997年3月12日先生竟因肝硬化恶疾不幸去世，终年不过61岁。

我虽与刘先生只有一面之缘，但他的音容笑貌不时在脑海中闪现，因写此文以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