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情至善的大运河之子――思念刘绍棠

【出版日期】2007.04.19

【版次】第七版

【入库时间】20110412

【全文】

十年前的3月12日，著名作家刘绍棠病逝。当时我正在延安工作，接到讣告，未能来得及赶回北京同他告别，但我们在延安举行了文艺界同仁悼念座谈会，并在报刊上撰文纪念这位热情真诚的良师益友。当时我发表在《延安日报》和《文艺报》上的《刘绍棠心系延安》一文，被收入了郑恩波、张明同志最近主编的《刘绍棠纪念文集》。据说，绍棠先生当年读过书的潞河中学和他的家乡通县（今通州区）等有关方面，还要举办纪念活动，真希望届时能够参加。

纪念文集的封面上，有绍棠先生在书房同人交谈时的一张照片。静夜里，久久地注视着这熟悉亲切的面容，仿佛是又一次见到了思念已久的良师益友，仿佛又在聆听他发表自己的文学见解和社会观点。那充满激情与正义的言谈举止，像火焰一样，使你的心随之燃烧。

当我们初次见面，他已经是年近花甲，拖着病残之躯。他头发花白，但精神却永远是那样的饱满，嘴角透着非凡的刚强和坚毅，眼镜片后面的目光炯然有神，充满了青年人一样的热情。他说话时习惯性地挥动右手，显出自信和潇洒。但当你再仔细端详，行走困难的他，眼睑、眉宇间，总难免显出病容与疲惫无奈的痛苦。在北京前门大街那被他戏称为“红帽子公寓”的寓所里，我多次同绍棠先生交谈。每每眼前所见的，正是这幅遗照的情形。那是在他的书房，高大的书架上，各类图书码得满满当当。书桌上也到处堆着书籍和资料，只在他的面前空出一小片地方，仅能让主人伏下身来写作。那房子很小，主人为它起了一个很富于乡情诗意的名字，叫“蝈笼斋”。仿佛他自己是一只被关在小笼中的蝈蝈，日夜为养育着自己的主人而放声歌唱。这也含蓄地体现了他的文学创作目的与乡土文学定位。

可以想像，在“蝈笼斋”中，当我们敬仰的作家埋头疾书的时候，你站在门口望进去，整个的书房，就全是书籍资料的世界了。此时你所想到的，岂止是一只拥书自慰自谦又自豪的蝈蝈。那该是一种多么悲壮的场面。那一刻的绍棠先生，就是怒醒的雄狮、英武的战士，他匍匐在战壕里面，不顾一切地举枪瞄准。飞弹在他的周围肆虐，他却毫不自觉，只是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笔端，只是瞄准自己心中的目标，一发一发地射击着。

我同绍棠先生的几次会面，时间基本全是在阳光温暖的下午。大约都是在冬春季节，至今那情景还是真切可感。当你面对着他，谁会想到，他已是身残之人，用他自己的话讲，是被死神请了去，又“改判死缓”的病弱之躯。当他一旦握住笔杆，当他伏在书桌上时，他就是冲锋陷阵的战士，是令敌人胆战心惊的无往而不胜的英雄。

眼下，我仿佛又坐在了他的对面，听他用那略带嘶哑的京韵京腔谈论人生百态和宝贵的文学体验。绍棠先生，他的确是那种开口见心、有话必讲的爽快之人，是那种阅遍人世沧桑，却又完美地保持着一颗天真可爱童心的性情中人。你听着他谈话，不能不被他的真挚与憨厚感动。绍棠先生，他的语言的魅力同他的人格的魅力一样具备非常的磁性。当你面对他时，你一定会觉得他哪里是什么“名家”、“大腕”，完全是一个热情洋溢的文学青年，一个血气方刚的见义勇为者。

“在文学创作上我经营的是土特产，就得看田夫和村妇的脸色行事。”他特别爱讲叙的，还是他的故乡，京东运河两岸的亲朋好友、风土民情。“我的生身之地，京东大运河……”一谈到这里，他就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忘记了自己的病痛和不尽如人意的某些现实处境。“我认定了这个死理儿，绝不趋炎附势，绝不朝秦暮楚，绝不墙头草随风倒，贪小利而忘大义。这是我的文格，也是我的人品。”他谈到一个家乡的人物，便很自然地要交待一系列的故事背景，像做小说一样拉出人物小传，像曲艺作品一样很自然地要为人物“开脸”。此刻，他必定是眉飞色舞，声情并茂，那是最精彩、最迷人、最令人难忘的。他绘声绘色，仿佛进入了说唱艺术的佳妙之境，令人听得入迷，产生许多联想。

“我的生身之地，京东大运河……”他总是以这样的称谓开场叫板，又多以这样的语句充当过门。“京东大运河”，仿佛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品牌。是的，在绍棠先生的心目中，他的生身之地京东大运河边的儒林村，就是一个价值连城、永不贬值的黄金品牌。他一生都在为这个品牌而不遗余力地做着赞美的广告。早在他13岁时，就开始奏响了自己生命的芦笛。他戴着故乡原野上盛开的《红花》，他走过运河上下人来人往的《摆渡口》，他骑着故乡高大健壮的《大青骡子》，就这样迎着新中国初升的朝阳，迈着矫健的步伐开始了他艰辛漫长的文学之旅。

10岁的神童，20岁的才子，在21岁之前，就已经结集出版了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夏天》《山楂林的歌声》《中秋节》《瓜棚记》《私访记》等5个短篇小说集子，写出了40万字的《金色的运河》。这部长篇小说当时已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排印，在1951年反右运动中被退稿埋葬。这里所说的“埋葬”，可是一点都不夸张。他的确是含着悲泪愤然写下一篇绝望的“祭文”，连同退稿一起埋入泥土的。我曾经听他亲口讲述过这个悲惨的故事，那种恸苦的神情像钢针一样刺痛着我的心。从《金色的运河》到《蒲柳人家》，中间整整中断了20年。人们以为再也听不到那深情的芦笛，得不到天才作家的消息了。

这漫长的20年，我们的作家是怎样熬过来的？白日在运河滩上放牛的他，夜晚睡在亲切的土炕上，依然做着文学的梦。在他火热的心中，为文学奋斗的脚步是从来没有停止。他牧牛之余，在豆棚瓜架间穿行，又钻进缜密澹静的苇叶芦花丛中仔细观察；他从自己熟悉的父老乡亲的叹息和笑语中离去，又挤进能蒸出一身大汗的青纱帐里，仰面躺在水渠沿上望天深思。艰难的生活，使天才少年变得稳重而深沉。

他把对文学的热情全部贯注到农民视为生命的耕牛身上，变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好牛倌，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田夫子。然后又把深切的体验化作创作的激情和灵感。他的忠诚与憨厚，他的勤劳与执著，正是一个人民“孺子牛”的化身。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他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在饥饿与劳役中，在儒林村荒屋寒冷的炕沿上，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春草》《狼烟》与《地火》。

无论是红火还是冷落，故乡京东大运河不嫌弃自己的儿子。无论是高潮还是低潮，赤子刘绍棠都紧紧地依偎在故乡的怀抱。由于有了乡情乡韵的滋养，有了乡音乡土的孕育，使得运河的儿子无论遇到怎样的风霜雨雪，都没有失去主心骨，都没有动摇生活的信念。

运河两岸的风土民情，陶冶了绍棠先生宽广的胸襟。有的人50年代被错划为“右派”，纠正之后，以为得了理，“得理”当然就不能“让人”了。刘绍棠却不是这样，他经常打比方说，党就好比是母亲，“母亲错打了孩子两巴掌，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照样是母亲，你还能不孝顺娘吗？”当他看到有的人摘了“右派”的帽子，就总认为自己受了委屈，便当成是“真理”的化身，甚至公然否定毛主席的《讲话》精神。刘绍棠不以为然，也很难保持沉默。结果招来了反诘与误解，有人甚至戏谑地说，他是一只被驯服了的“黑天鹅”。他不予理睬，依然坚持正义的立场，真正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1992年5月27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王光同志在“刘绍棠文库”揭幕式上深情地说：“运河两岸坚硬的泥土，养成了绍棠一身铮铮铁骨。他经历过政治上的坎坷，忍受过疾病的折磨，但这些都没有把他压垮，而是使他更加坚定、更加坚强、更加成熟并且充满了自信。大运河上无垠的原野，赋予了绍棠真诚、正直、光明磊落的胸怀。他从来不以个人的恩怨来分辨人间的美丑，不以一己的得失来评价事物的是非，而是把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未来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作为他抒发爱憎、决定取舍的惟一标准。因此，他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坚信社会主义前途，坚信共产主义理想，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风里雨里矢志不渝，从来没有动摇。他是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人民需要这样的作家，依赖这样的作家。”

刘绍棠不光是一个心系人民的乡土作家，更是一位艺术成就很高的伟大作家。他原本是生长在京东大运河边上一棵根深叶茂、健壮挺拔的大树，可以经得住任何狂风暴雨的侵袭和考验。可惜他太单纯，太乐观，太理想化，太不注意照顾身体健康的客观规律。更为遗憾的是，他并没意识到，自己这棵风雨中成长起来的大树，在严冬过后春暖花开的季节，在没有雷劈电打的平和境况下，竟然会轰然倒地！当时，他正像一个真正的农民，更像一头忠实的黄牛，竭尽全力挥舞着镢头，拉扯着犁铧在那充满泥土芳香的广阔沃野上耕耘。

“我要用加倍的努力把被耽误了的20年青春年华夺回来”。他为自己不断地施压加码，不留下一点喘息的时间。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伏案疾书，文章一篇一篇地写，书一本接一本地出。长期的超负荷的艰苦劳动，不知不觉地摧残了他的健康，动摇了大树的根基。中风使他左半个身体失去了灵活，甚至连行走都很困难。经医院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过自己。他的秉性和精神仍然不允许他有丝毫的懈怠，他是大地的赤子，是乡土歌手，是人民作家，是不屈不挠的战士。他怀着永不满足的伟大理想，用自己的笔，讴歌崇高，抒发恋情，捍卫真理，直到再度倒地，依然匍匐前进。他复出后的20年，是以只争朝夕的劲头来生活和创作的。战场上拼杀的战士，他不可能停止下来休息。他是一把燃烧的火炬，日夜不熄地释放出光热，点燃人们的心灵。就在这一时期，他先后创作出版了六百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建立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乡土文学艺术殿堂和人物画廊，表现了运河两岸人民的历史命运和中国农民心灵深处蕴含的美好情操，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等他去逝10年之后，当我们回过头来再仰望他的人格与文品，才突然意识到绍棠先生是在“拼命硬干”中倒下的民族英雄。他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和民族魂魄的构建重铸，真正是呕心沥血，不顾一切。他是中国当代的保尔?柯察金，是20世纪末的英雄吴运铎，是文学战线上的铁人王进喜。他是名符其实的文坛特等劳模，是迄今为止无人可比拟的传奇人物。

绍棠先生的感人至深，还体现于他的无私重义，助人为乐。他在逆境中，宁愿勒紧裤带也要接济朋友。他一生帮助过多少文学青年，谁也很难说清。凡有机会同他相识，得到过他帮助的人，都为他的真诚与热忱深深感动。直到他重病缠身，依然乐此不疲。有谁见过像他这样的一个国宝级的作家，自己已经重病几乎不能行走，却千方百计为扶持一名文学青年，甚至为解决他的生计困难而四处给人写信、打电话。有谁又会相信他作为一名作家，却为某大学一位有建树的学者评不上教授而四处呼吁，大鸣不平。就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不忘给延安老区捐资建校，捐书助学。他的凛然大义，由此可见一斑。京西的业余作者请他去做报告，没有车接，雇一辆三轮蹦蹦，他竟然也毫不犹豫地坐着去了。颠簸好几个小时，等到了会场，耳朵还嗡嗡地听不清说话。做完报告天快黑了，说要在食堂吃饭，却没什么菜。绍棠见园子里有萝卜，便建议调点萝卜菜就饭。吃了还一再夸奖京西的萝卜比京东好。这同那些摆惯了名家架子的人相比，该是多么的可亲可敬。难怪在他逝世10年后，还有不少业余作者撰文纪念，回忆刘老师当年如何扶持自己走上文学道路，又是如何手把手地辅导自己写出成名之作。我作为一名业余文学作者，是在绍棠先生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作协。我回延安工作时，他担心我工作一忙，丢掉了写作，于百忙之中还亲手写信，叮嘱我“一定要深入体验生活，坚持业余文学创作”。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理解先生话里的深刻含意。我备感欣慰的是，这些年来，我没有辜负先生的期望，无论工作多么繁忙，身体多么疲惫，我都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每每精神稍有松懈，就看到先生在那里向我挥手鼓励。亲爱的绍棠先生，你可是我文学的保护神呀，我不能丢下手中的笔，我永远也不能丢下手中的笔。

敬爱的绍棠先生，不知不觉，你离开我们已经10年。你生前是答应过我要到延安朝圣的。你说自己是毛主席《讲话》精神指引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一定要到延安杨家岭还愿致谢。你生前未能实现的这个愿望，给我留下了终生的遗憾。何时才能陪你一道去延安看看呢？如果真有来世，我一定要陪你回延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