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与“钱荒”

【作者】 罗明勇

【关键词】 王安石变法 钱荒 翰林学士 货币需求量 钱监 神宗 熙宁 下级官员 参知政事 战争赔款 

【出版日期】2004.07.09

【版次】

【入库时间】20100601

【全文】

北宋神宗时期（公元1067－1085年），朝廷大量铸钱，翰林学士孔仲平有诗写照当时的空前盛况：“三更趋役抵暮休，寒呻暑吟神鬼愁。从来鼓铸知多少，铜沙迭就城南道。”据史载，自熙宁3年（1069年）起，朝廷在全国各地设铸钱监26处，岁铸铜钱五百多万贯，铁钱80多万贯，钱监及铸钱数量均居列朝之首。但《宋史·食货志》却称神宗时期“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铸量如此巨大，为何还闹起钱荒？这就不能不说起王安石变法。 $$公元1067年，时年20岁的赵顼即位，改元熙宁，这就是神宗皇帝。赵顼雄心勃发，一意要收复契丹和西夏占领的国土（其实占领发生在宋朝成立以前），视政之初，他对宰相文彦博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备边府库不可不丰。”保守的重臣们反对用兵，宰相富弼毫不容情地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年轻的皇帝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下级官员身上。经近臣韩维引荐，1068年4月，江宁知府王安石授翰林学士，被召越级入见皇帝对策。谈话深得神宗赏识，稍后王安石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条陈朝政积弊，国势危情，这一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百年无事”札子深深震动了神宗，坚定了皇帝的革新信念。九月，王安石出掌三司条例司（负责财政税制变革谋划），专务“经画邦计”。次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即副相）兼三司条例司主事，变法自此开始。 $$变法初期，城乡经济大为发展，商业繁荣客观上增大了货币需求量。另外，宋朝开支远比以前各朝浩繁，仅军费及战争赔款支出就超过唐朝全部财政支出。按神宗时的价格折算，每年支付又在1500万贯以上（注：熙宁时，银1两约折铜钱34贯）。 $$熙宁九年（1078年），经过8年变法，朝廷府库空前充盈，当年仅免役钱一项就收入20414453贯，支出6487688贯，实存宽剩钱（即结余）13926765贯，宽剩率达68％，远超过以往20％之数。是年，神宗改元元丰，意蕴国库丰足，万象更新。并于元丰四年、五年与西夏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战争，取得了收复河湟（陕西、甘肃、青海一带）故汉地二千里的大胜利，同时，对北方劲敌辽国也开展多次规模不等的攻击，频繁的战事破耗费了大量钱财。国家铸钱大部分都用在了军队及战事支出上，投放于民间实际流通的不多。 $$此外，宋朝官吏冗滥，元丰时，多达42阶的官吏已达43000多人，而且宋朝官吏多兼职，“有一身而兼十余俸者”，庞大的官俸与行政开支也需要大量现金进入社会流通领域，为此，北宋政府扩大了银绢和缗钱的铸造，并把全国银铜矿收归政府。 $$宋初朝廷实行“钱禁”政策，规定铜钱不得毁铸为器或携带出境，凡毁铸者至少杖二百，出境超五贯者抵死罪，目的在于稳定金融，抑制辽国与西夏等敌邦发展经济。熙宁六年，王安石引荐郑侠掌理财政，郑侠提议废“钱禁”获准。解除钱禁的弊端在元丰年间显露无遗。辽国和西夏自身货币短缺、造铸能力 $$低下，便大批引进和行使北宋铜钱，一度形成“边关重车而出”的局面；日本、朝鲜因铜源缺乏，铸钱不足，大量籴米换中国铜钱，每每“海舶饱载而回”；西南地区一些小国因缺少铜钱，也大量以香料、药材、象牙等物品向宋廷换取。铜钱大量外流，导致宋朝国用日耗。据日本泉学家小川浩先生所著《新订北宋符合泉志》一书归纳，仅流入日本的熙宁、元丰小平钱就有256种版式，称得上蔚为大观。 $$民间本就缺乏铜材，“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用可获利五倍。”铜价高于钱价，钱禁解除后，废止了原有的禁止毁钱铸器等条款，“民间销熔无复可办”，造成民间毁钱成风。民间开始大量囤积铜钱，匿钱不出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广铸”与“奇缺”的矛盾了。 $$“钱荒”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滞步不前，加深了宋朝的积弱之势。及至哲宗即位，废新法，采取削裁壮丁、恢复钱禁、罢废钱监、减少铸量等措施，“钱荒”才逐渐得以消退。神宋时期的“钱荒”虽严重，但鼓铸甚巨，目前存世量极大，而且由于各钱监铸钱式样的不一，以致形成众多的版别，颇有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