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和他的时代　 ——“纪念汤显祖逝世三百七十周年

【作者】 徐朔方

【出版日期】1986.11.24

【版次】

【入库时间】20100601

【全文】

汤显祖和他的时代

——“纪念汤显祖逝世三百七十周年活动周”感言

徐朔方

汤显祖离开人间三百七十周年了。在他身后，君临天下的旧王朝急速地走向衰亡，然后封建社会又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取代，军阀割据，内忧外患，持续不断。最后在经历了五四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后，中国人民终于胜利地进入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神州大地没有尺土寸壤不承受沧桑巨变，然而优秀的文化艺术遗产依然千古如新，受人珍视。以汤显祖而论，尽管存在着文言和现代语言的区别，他的二千多篇诗文以当时人们不敢想象的规模在印刷出版；他的杰作

《牡丹亭》的发行量以数十万计，它依然是舞台演出的保留剧目之一，虽然不象当年那样家弦户诵，流传之广却已远屈重洋，那是作者所不曾梦见的一些遥远国度，甚至连曲牌名都不被省略的英语译本也已经问世。今天，他的那些艺术精品又以“纪念活动周”的演出形式，集中地全面地介绍给中国和世界人民。

所有这一切是怎样发生并成为可能的呢？没有别的秘密，伟大作家和作品被公认，根本原因在于作家作品同人民、时代和人类进步事业的联系。只要正确了解这一点，我想即使在不同思想体系的人们之间也不会有多大的分歧。

人民、时代和人类进步事业有时被理论家简单地归结为政治和政治活动。古往今来的确有不少作家本人是政治家，或者虽然不是政治家，却也是当代某种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有不少作家对政治并没有多大兴趣，但他们的作品依然在千百万读者心里引起共鸣。文学史并不缺少这样的情况：有些作品的发表或演出几乎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成为新旧两派矛盾的焦点，然而时过境迁，它的作者却被时间的尘埃所淹没，有的作者虽然历劫而永存，他那曾经风行一时的作品却被遗忘，而他的当时并不那么显赫的作品却拥有越来越多的知音，历久不衰。可见仅仅以政治或政治活动来概括作家作品同人民、时代和人类进步事业之间的联系未免显得狭隘。当然也不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唯有远离政治才能造就文学艺术的天才。

汤显祖不是与世无争的作家。《明史》为他立传，把他和不畏权势的一些谏臣排列在同一卷，因为他上过一道《论辅臣科臣疏》。他把上奏前近二十年的朝政加以一笔否定，许多贪赃枉法、贿赂公行的事实被揭露。朝廷不得不撤换声名狼藉的一些官员，他们都是大臣的亲信。汤显祖被贬官到当时视为蛮荒之地的广东徐闻县。在一般情况下，不久就会重新召还。汤显祖由于得罪大臣太深，尽管有不少推重他的官员为他奔走设法，他在五六年之后仍然被排斥在朝廷之外，直到弃官回家。

当时没有一件国家大事不在他的诗文中得到反映：俺答部落的入扰，青海和西北边境的防御失利；地主豪绅横行不法和“一条鞭”的田赋改革；皇帝倦勤，不问朝政；水旱灾荒和瘟疫，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生活等等。可是这些作品未能引起现代读者的兴趣，除了研究者很少有人问津。由于他勇于批评朝政，以致他的未成作品《紫箫记》也使人议论纷纷，受到上司的干涉。《邯郸记》、《南柯记》中的男主角官居极品，可能是或不是作者对当朝大臣的影射，并未影响人们对它们的评价。这“二梦”在后世舞台上演出最盛的散出都同政治很少有关系，如前者第二出分成《扫花》和《三醉》，第十五出改称《番儿》以及后者第二十九出的《瑶台》。《牡丹亭》愤世嫉俗，热嘲冷讽，人所共睹，然而这些有关片断都算不上《牡丹亭》的精采篇章。汤显祖以及别的作家作品所显示的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说明一点：作家作品同人民、时代以及人类进步事业的联系远不是政治一词所能概括，它比一些浅薄的理论家所想象的要深刻得多。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以“诗史”作为对伟大诗人杜甫一生创作的崇高评价。它正确地强调文学和社会的联系，流弊所及则是将文学等同于编年史，忽视文学本身的特点和它的职能。没有如同我们在汤显祖或其他作家身上所看到的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和积极参与，他们的文学艺术才能很少机会得到成长和发挥。但是如果在某些特殊场合，作家和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竟然不是凡夫俗子的肉眼所能察觉，那也不妨碍它的存在。在物质世界，物体和物体之间存在着引力，引力大小同两者距离平方成反比，同两者质量乘积成正比；虽然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有形的联系。用文学语言来说，这叫做“心有灵犀一点通”。一个有成就有才华的作家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同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

汤显祖的代表作是《牡丹亭》传奇。有关国家大事的讽刺影射都是一对青年男女爱情故事的背景。这些场景在演出时大都被省略。我想即使演出的话，它们也不会怎么吸引人。上面说一对青年男女，实际上只是一个少女和她的梦中情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多半是女主角比男主角写得成功，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她们受苦最深，得到的同情自然也一样。男主角柳梦梅只可能存在于她的梦中。当然作品也写到他从她的梦中走到现实的人间，但那就逊色得多了。杜丽娘不是死于爱情被破坏，受摧残，而是封建社会将她禁锢起来，见不到异性青年。《牡丹亭》不象《红楼梦》那样深沉广阔，但就这一点而论，汤显祖无疑比曹雪芹清醒。作者的奇才不限于表现在一个少女竟然在游园之后一梦而亡，然后又起死回生；丈夫中了状元，非法婚姻依然得不到家长认可。请看《冥判》一出戏，花神一连报了三十九种花名，每一种都免不了判官的指斥。判官并非对女性美无动于衷，只是“有天条，擅用囚妇者斩”，使他收起他的非非之想。他若秉公办事，杜丽娘慕色而亡，也该罚她变成莺燕。但一听说她是千金小姐，那就又当别论了。作者的一腔义愤化作他的诙谐和幽默。判官同陈最良一样顽固不化，但却比他多一点世俗的人情味，比他可爱得多了。对一个非人角色的偏爱，是为了表达对另一个现实角色的不满。

用不着对这个剧本作全面评价，我想现在已经可以看清《牡丹亭》并不局限于恋爱婚姻问题。这是它的起点，不是它的终止。归根到底是这样一个问题：人们要求自己的幸福和权利，因为他们已经发现自己同样是人。恋爱婚姻可以自主，封建礼法可以被蔑视，依此类推，那就一切都可以自主，封建秩序可以被否定。当然在现实社会中，每一步逻辑推理都充满着牺牲和斗争。

看来汤显祖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已经不知不觉地临近这思想禁地的边缘了。如果当时有人提醒他这一点，或者请教他《牡丹亭题词》：“第六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是否可以作如上的引申，可能他将感到意外。在他之前，唯心主义的王阳明哲学已在“去人欲而存天理”的封建教条上打开一个缺口，他们坚持人心即七情六欲有好有坏，不应全盘否定。这实际上是对个性的不完全的承认，这恰恰是近代思想意识的起点。作为一个伟大作家，汤显祖和人民、时代以及人类进步事业的联系正是表现在这里，而不是表现在对当代政治的那些直接间接的批评，在深层而不在表面。一种思想不管怎样美妙和先进，如果它没有以完善的艺术形式得到表现，它不会使一个平庸的作者置身于伟大作家的行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