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写春秋 重彩塑人生 ———访云南现代重彩画派创始人

【出版日期】2010.03.25

【版次】第07版(文化天地专题)

【入库时间】20110110

【全文】

刘绍荟,号园泽,汉族,1940年生于四川省綦江,湖南长沙人,现为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教授、桂林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桂林中国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65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绘画系,曾在云南工作多年,是云南现代重彩画派创始人之一。

时间:2010年3月9日上午10:00

地点:桂林师专刘绍荟作品陈列室

采访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硕士、桂林师专公艺部主任陈立红

访谈手记:

桂林师专著名教授刘绍荟先生系云南现代重彩画派的创始人之一,桂林美协名誉主席,桂林中国画院院长,中国美协会员。今年恰逢刘绍荟先生70华诞及从艺50周年,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大型画集《刘绍荟现代重彩艺术》,收录了他近30年来创作的一百多幅现代重彩艺术精品,集中反映了刘绍荟教授用勤奋和执著,以学养和智慧所创造出的独特艺术面貌,全面展示了他极具生命力与创造力的艺术历程,凝聚着深厚的文化含量和很强的艺术震撼力。

近日,在即将举行画集首发仪式之际,我专访了刘绍荟先生。从他的言谈中,不仅传达出一位名师的品格和风范,也让我们探寻到他一生致力于艺术探索的足迹,更感受到了一位艺术家鲜活的灵魂。

陈:刘老师,首先祝贺您的画集出版!这本代表您艺术成就的画集前后筹备了两年时间,现在终于出版了,您有什么感想?

刘:我今年70岁了。从1960年考入中央工艺美院开始,就决定把我这一生都奉献给艺术。从那时到今年正好50周年,以这本画集做个纪念吧。从艺50周年,需要总结一下,包括我的生活历程和艺术探索,通过它记载我生命存在的价值,记录我一辈子到底做了些什么。画集的出版也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我从2008年起开始转型,转向水墨画创作。

陈:“云南现代重彩画派”萌芽成长时期,您当时正好在云南工作,曾为画派的形成做出不懈努力,可以说您既是原创者,又是坚持者,能否和我们谈谈这种绘画样式的形成过程?

刘:首先它是一种传承。中央工艺美院的老院长张仃先生60年代曾到西双版纳采风写生,创作了一批新样式绘画作品,回校后做过展览。有人把他那个时期的艺术创作风格很形象地概括为“城隍庙加毕加索”,这说明张仃先生所倡导的中央工艺美院学术理念,非常重视中国民间装饰绘画传统。正是由于他的启示,才使我们对民间装饰绘画传统有了深刻的认识。另外,60年代在中国,西方现代艺术被视为资产阶级腐朽艺术,工艺美院的老先生却把它介绍给我们,确实需要胆识和先见之明。张仃先生的艺术创作把中国民间装饰艺术和西方现代艺术结合起来,是要创造一种既是东方的又是世界的,具有现代感的装饰绘画新样式。可以说,现代重彩传承了中西结合精神。后来在这方面进行探索的主要有丁绍光、蒋铁峰,还有我。

第二,应该说现代重彩样式是一种革命,因为它诞生于80年代初。在此之前的文化专制,使艺术基本上成了标语口号式的政治图解,抹杀了艺术的本体性。因此,现代重彩画的诞生一开始就高举唯美的旗帜。在“云南十人画展”座谈会上,吴冠中先生一语点中,他说云南画家是以美的形式来教育人。它的核心就是以唯美形式来对抗当时那种僵死样式,应该说它一出来就带有反叛性。

第三个原因和云南这块土地有关。为什么现代重彩画偏偏诞生在云南而不诞生在其他地方?因为云南有美丽的西双版纳,有丰富的少数民族风情,有独特的视觉美感享受,到处呈现的是一种线条美,所以只有在云南这块土地上才能诞生这种强调形式美感的样式。

陈:刚才您谈的是云南现代重彩画派的形成,是不是您个人艺术创作风格与它是同步确立的呢?

刘:可以这样说。1981年,中国美协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云南十人画展”,影响很大。当时在云南,我与同道一起成立了艺术社团“申社”,政府觉得很有潜质,便决定从中选十个画家进京举办画展。我们为此准备了一年时间,借这个机会到西双版纳写生。此前我去过很多次,但是比较深入地发现自我,确立自己风格的还是这次。在西双版纳呆了2个月,我画了上百幅写生作品。事隔26年,也就是2007年,继张仃、庞薰、吴冠中、祝大年、袁运甫等老先生的系列个展后,清华美院为我们60年代毕业的老学生举办了题为“花甲·花季———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六人邀请展”,通过这一系列展览来梳理以张仃先生为代表的中央工艺美院绘画教育路线。这次展览我的作品又有较大突破。云南十人画展之后,蒋铁峰、何能、何德光和我一起成立了“云南现代重彩画会”,开始正式使用“现代重彩”这个名称。画会成立后,首先在香港大会堂举办中国现代重彩展,引起很大的社会影响。后来蒋铁峰等人都先后把这种画风带到美国,当时在美国的丁绍光也不谋而合在创作这种艺术样式,并举办了很多展览,使“云南画派”轰动一时。而我自己的发展则体现在美术片《火童》上,还体现在名为《灯花姑娘》的彩色连环画作品上,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被译为英、法、德、日、俄五国文字向世界推广。我坚持这种艺术创作风格直至2007年。

陈:您能结合画集中最喜欢的一幅作品来谈谈具体的艺术创作过程吗?

刘:我的代表作,应该是我画集中的第一幅,名为《我的西双版纳》。这幅画我画了两次,第一次是在1981年,参加过云南十人画展,算是我的处女作。它表现的题材是黑心树。此树造型奇特,曲里拐弯,树会不断长出枝杈,必须经常砍,不砍不长,砍得越勤就长出越多,因此,傣族农民把它当作烧柴树,也作为勤奋的象征。作品根据我的一幅写生稿画的,它同时还表现勤劳、质朴的本性,具有象征意义。另外,在形式上,由于它造型奇特,方圆曲直兼有,所以线的组合形式美感非常强。2007年,我又重画了一次,加大了四倍,在表现形式上有所突破,传统的重彩勾填改为以色彩写意,植物的生命感通过笔触表现更为流畅,在风格上更加厚实也更粗犷有力,体现了我所崇尚的生命美学。

陈:刚才您谈到环境对云南现代重彩画派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到桂林后,您还一直延续原来的创作风格并有了新的突破,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柯文辉先生所说,您的艺术生命是“播种于三湘,成长于云南,异峰突起于桂林”。可不可以这样说,桂林山水也滋养了您的现代重彩艺术?

刘:当然这是柯文辉先生的溢美之词。到桂林后,我第一个星期就到叠彩山顶上画了一幅白描写生《叠彩远眺图》,通过线的形式把桂林城表现出来,我画了那幅白描后,感觉桂林山水很难画。特别是用重彩形式表现桂林山水更难。我后来开始偏重于画桂林的石头,不过真正让我产生灵感的是桂林的溶洞。我在参观芦笛岩时对溶洞的抽象美很有兴趣,觉得重彩形式更适合表现溶洞。我以石头为自然载体,表现溶洞和摩崖石刻,实际上摩崖石刻是桂林文化的象征,它代表了桂林的一种历史,而且石头的厚重感与品格,比较适合我的性格。

陈:您曾以一个真正的桂林人身份为灵渠设计了一套邮票,而且出任了十年的桂林美协主席,对桂林有深厚感情,为发展桂林文化事业作了很大的贡献。您认为桂林的文化精神内涵应该是什么?

刘:我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桂林是旅游城市,这就决定了它是一个开放的城市。所以,作为一种文化特征,它的艺术也应该是多元开放的。第二,桂林的城市地理位置很特殊,地处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结合点,悠久的中原文化历史,从秦朝灵渠水利文化开始,一直延承下来。还有石刻文化、藩王文化、抗战文化等,形成了汉文化系列传统,应该说它有厚实的文脉。另外,它周边的少数民族文化与风情也很丰富。把两者结合起来可以形成桂林综合的文化资源,这一点艺术家应该传承吸收,形成独特的本土特征。第三,桂林山水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它表现的主体就是讴歌人和自然的和谐。我们既需要走近自然也要超越自然,化“自我”之气为宇宙自然之大气,创造出大气磅礴、超凡脱俗的作品来。

陈:您在云南主要从事美术编辑和创作工作,到桂林后您可以有很多选择,为什么最后却选择到桂林师专从事美术教育工作?

刘: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偶然因素。排除偶然因素,主要有两点:一是这个学校有悠久的历史,第一任校长唐现之先生,曾经提出“艺术兴学”的口号,著名艺术家丰子恺先生也在这所学校任过教。最重要的是“艺术兴学”这个口号对我有很大的感召力。我觉得艺术本来就是一个开启人们灵魂精神的学科,实际上教育也是这样,通过艺术来培养学生,同样对社会起重要作用。二是当我来到这个学校时,美术系还是刚刚起步。我有一个特点,喜欢创业,艺术创作就是从无到有,美术教育也如此,通过我的努力,培育它成长发展,这也是一种创造的责任和乐趣。今天在这里接受你的访谈,这作品陈列室就是学校专门为我设立的。另外,这本画集得以出版,也离不开学校的重视。学校和义祥辉校长一直很支持艺术教育,尤其是在吸纳人才,重视名师名家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对我的教育工作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也是我能留在这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我愿意为“艺术兴学”和学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也是对学校的回报!

陈:在今后的艺术创作上,您还有什么新的设想?

刘:从2008年开始,有一个转型,就是重新学习中国文人画传统,通过学习文人画传统来进一步表现我们的桂林山水,这也是我的终极目标。

陈:希望到时候您再出版一本大型山水画集!我们计划本月27日下午在师专美术馆举办“古道新章·山水篇”画展,您有几幅作品参展?

刘:有两幅尺幅较大的作品参加。

陈:到时一定欣赏。最后,预祝您28日举办的画集首发仪式圆满成功!

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