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著名作家刘绍棠与辽宁作家再话乡土文学——-从“回归”到

【出版日期】2010.03.12

【版次】

【入库时间】20101230

【全文】

过去的乡土文学弥漫着浓浓的乡土气息，有田园牧歌的酣畅，有轰轰烈烈的欢腾，也有贴近泥土的质朴，正如把一块土揉吧揉吧就变成了一种情怀。如今的乡土文学无论在作者笔下，还是影视作品里展现出的，多少流溢出混杂的味道，还是一块土，揉吧揉吧便自然被人注入了添加剂，然后打磨成大众关注的各类工艺。 1997年的3月12日，刘绍棠逝世。刘绍棠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运河的桨声》、《蒲柳人家》等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作品，写进教材，家喻户晓。 然而时过境迁。多年后的今天还有几人仍旧喜欢乡土文学？乡土文学又踉跄地挣扎成什么模样？ 本报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辽宁乡土文学著名作家孙惠芬，让她捧出作品的同时，道一道乡土文学曾有的情怀和如今的变化。 作家孙惠芬对于自己的乡村有着化不开的情结，作品《歇马山庄》、《上塘书》、《吉宽的马车》曾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农村画卷。 孙惠芬说，乡土文学经历着是从“回归”到“反叛”的变迁。这两个词听起来十分“诈唬”，其实仔细一想，或许用在乡土小说的发展里，还真是挺合适，以前人喜欢农村的质朴，现代人削尖了脑袋往城里钻，大包小包扛着，想让自己在城里找到归属感，可是往往不如意啊，到底还是空落落的。 鲁迅唤起了“乡土”的倔强 谈到乡土文学的变革，孙惠芬说，在中国，乡土文学这个题法，最早始于鲁迅。千百年来，乡村有封闭的意识，作为文明世界对立的一面，它们的基本形态是凝固不动、愚昧落后的。然而在鲁迅之前，土地是诗意的，它们与星月河流草丛树木厮守，与苍茫的天际、寂寥的原野呼应，它们的基本格调是纯朴憨掘、深沉浪漫的。可是到了鲁迅之后的现代文学，却有了一个变化，那时西方文明对中国产生影响，以鲁迅为首的中国作家以启蒙的心态改造中国，所以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精神内核大多表现为对愚昧落后的乡村和麻木的心灵的揭示，对在落后的乡村和土地上挣扎、苦熬的人们生存意志的塑造。 乡村渐渐成了“空巢”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时，中国经历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国门向全世界打开，城乡之间的围城打开，城里的大量物资信息涌到乡下，电视普及，国家的事、世界的事如同身边的事儿，封闭的乡村不再封闭，外面的风势不可挡地砍进来，古老村庄固有的民风、民俗、道德伦理、宗法制度、价值观、人生观便在劫难逃地受到挑战。这挑战是，乡下人纷纷涌到城市，土地一天天荒芜下来，如果说传统的乡村生活是人和土地的相守，是家庭宗族的厮守，那么现在的乡村生活是人对土地的背叛，是家庭宗族的溃散。在乡村几乎成了“空巢”，源源不断的“民工”潮改变着城乡格局的现实中，乡土文学的格局也在发生变化。 乡土作为精神家园真的消失了？ 有人认为中国的乡土文学已经载不动乡愁了，原先空灵的具有美学意味的乡土文学没了，代之而起的是无限的焦虑。赵园在《论小说十家》中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审美理想，很难完全超越‘乡村中国’这一现实，何况还有强大的极富诱惑力的文化传统。因而，中国现代作家难以由城市生活形态，由大工业生产的宏伟气象发现美，难以由‘不和谐’中发现更具‘现代意味’的美感”。那么乡土作为精神家园真的已经消失了吗？未必，只要作者存着一颗回归的心，只要城市文明侵蚀着寂寞着人们，乡土的概念就不会消失，孙惠芬说。 （下转C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