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故为新借古开今——谈刘绍刚书法的“古”与“新”

【作者】 常诚

【出版日期】2011.12.02

【版次】第6版

【入库时间】20120620

【全文】

 

 

 

  在当今的书法家中，以篆书著称的书法家并不少，刘绍刚先生无疑是其中非常杰出的一位。他不属于流行的书风，他那种严谨、学术性极强的书法风格也不可能流行；他不算名家，却以学者独到的眼界分析各种古文字资料，将它们融入自己的书法创作中。

 论古姑舒秦以下

  懂得篆刻欣赏的朋友都知道，看一个篆刻家的作品，不但要看其艺术风格如何，还要看其印语如何。因为一方闲章的寥寥数字之中，所承载的不仅仅是章法、篆法、刀法等艺术的因素，更是篆刻家学养和情趣的体现。好比诗词中的“诗眼”是一首诗的点睛之笔一样，印章需要在五七字内，表达出印人的情感与思想。书法创作亦是如此。

  戴震曾有一亲笔篆书对联，联文云：“论古姑舒秦以下，游心独在物之初”。与当今许多书家创作的内容相比，刘绍刚近年创作的作品中，也有其好古的一面，多偏重于先秦诸子的语录，尤其是与当今时代密切相关的许多先哲的名言。像他为山东省博物馆休息大厅创作的《论语》孔子论学八条屏，是从论语中精心挑选的孔子论学的语录：

  “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已者。过则勿惮改。”

  “学而不思者罔，思而不学者殆。”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今年，为庆祝山东大学110年校庆，他又从《大戴礼记》、《韩诗外传》、《荀子》、《孔子家语》等文献中，又选择了孔子论学的八条语录：

“君子之修其行，未得则乐其意，既已得又乐其知，是以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

“欲知则问，欲能则学，欲给则豫，欲善则肄。国乱，则择其邪人而去之，则国治矣；胸中乱，则择其邪欲而去之，则德正矣。”

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夫远而有光者，饰也；近而逾明者，学也。”

  为了此次在淄博的展览，刘绍刚特意创作的《齐鲁圣贤》系列作品，从管子、晏子、左丘明，到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以及孙子、墨子等齐鲁先贤的名言；《先秦诸子》系列作品，则包含了老子、列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屈原先秦诸子等经典。每一个系列的作品，都是建立在对古典文献的大量阅读和理解之上，从他在选择作品的内容上，充分体现出一位学者型书家的深厚学养。

 内容与书体相得益彰

  古典的作品内容，还需要古典书法的形式――书体来配合，在这一点上，刘绍刚充分发挥了长期研究出土文献学者在文字学上的特长。为山东省博物馆创作的《论语》孔子论学八条屏的八体书，按照时代先后顺序书写，分别是甲骨文、西周金文、东周金文、石鼓文、楚简、秦简、小篆、汉隶，基本涵盖了汉字从商、周到秦、汉的各种不同材质和不同书体，由于《论语》中有些字是甲骨文、金文没有的，所以哪一篇用哪一种书体书写，是需要费一番斟酌与推敲的。本卷原系作者2011年10月为母校山东大学建校110周年而作。以西周早期金文为首，其次是西周晚期金文，之后为战国时期的齐系金文、晋系金文、楚系简帛书、秦系金文四系文字，以秦简和西汉简结束。从文字学和书法艺术的角度而论，较之第一卷孔子论学的8体书，这一卷选字和书写的难度更大，也更加体现出作者在古文字和书法艺术方面的功力。蒋维崧先生曾经说过，会刻印章的人写篆书，与不会刻印的人写的篆书不同，因为刻印的人懂得布局和设计。像这两册八体书的册页，无论从内容，还是到书体，都是经过了作者精心设计后的成果。

  像刘绍刚先生这样，对文字的内容与形式上如此考究，在古文字的运用上如此得心应手，得益于他在古文献研究室的工作和研究。他从事出土文献研究近30年，不但参与整理了《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等出土文献，还观看了国内大部分博物馆和高等院校收藏的简牍帛书。

 借古开今

  刘绍刚书法的“古”，是从内容到形式的“古”，“古”的地道！而他又有“借古开今”的胆识和能力。首先，我们看他创作的两个8体书，从甲骨文、金文，到各种风格的战国文字，风格之丰富，对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字风格把握之准确，是前代的书法中所未曾见过的；这种“新”，是对古文字出土资料和古文字研究当代水平的掌握有相当深度的学者才能达到的“新”。

  在刘绍刚这次淄博的个展中，还有一件用古隶书写的《千字文》册页，这是他将秦汉简牍帛书的文字化入自己的风格，在用字上字形准确，而书法风格又带有自己鲜明特色的一件力作。在以往的各种书体的《千字文》中，属于新的一种，然而它又是古的――字体古朴淳厚。从他书写的古隶《千字文》，可以看到睡虎地秦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等秦汉文字的灵动与质朴，又有张迁碑、礼器碑、曹全碑等汉碑的端庄与大气。这些文字资料并不是新发现的，然而用它们来创作《千字文》这样的鸿篇巨制，刘绍刚是第一个做到的。

  刘绍刚的古文字书法，很多是利用新发现的楚简文字，但他吸取了蒋维崧先生将楚简文字与金文结合，既有在竹简上书写的用笔变化，又有金文的结体整饰，所以他书写的楚简，包括临摹的楚简，都不是简单的再现楚简的文字，而是经过了对战国文字的整体把握后的改造。他认为，楚简的文字本来就因为异体字、别体字多而不易识，如果不依照金文的正体予以规范，甚至突出它的草率用笔，会变成“天书”。

  刘绍刚书法的新，还体现在他书法风格的清新上。他追求的不是放浪形骸的，不是长戈大戟的，而是一种学者的清醒与淡定，属于以往书家所说的“书卷气”。然而他性格中也有山东人十分豪放的一面，表现在他的书法中，则显现出一种刚柔兼济的和谐之美。这也许正是刘绍刚的优势――一个学者型书法家的独到情怀。